论葛洪的隐逸思想

葛洪亦道亦儒的人格在《抱朴子》一书中格外凸显,但纵观其一生,仍是道家全身避害的隐逸思想在他的精神领域居于主导地位。葛洪系统探讨了隐逸和政治的相关问题,以“出处同归”“立言助教”“隐显任时”和“修仙求道”来消解隐逸和政治之间的沟壑。但仕隐矛盾一直都未真正解决,它来源于时世多艰和身心挣扎的困惑,葛洪以安时处顺、遁世无闷进行的身心消解也是无奈之举。

关于唐内诸司使与威远军使研究的几个问题

张国刚探讨了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礼法名教的发展脉络。他认为,作为先秦时期百家中的一家,历经汉代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儒家经典被内化为士大夫风操,士族之家各有家法。唐代以来,士族开始与官爵脱钩,礼法文化也为更多的社会阶层所接受。随后兴起的理学,则是针对业已下移普及的礼法文化完成了一次理论化重建。牟发松对唐代"山人"作了考论,他认为,唐代"山人"大抵可分为为皇室神圣化、王朝正当化提供宗教论证型,身在山林、心在朝阙、走终南捷径型,参与政治又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型,以服食、医药等致长术之术为主的专业型。不过就"山人"身份的本来意义而言,应该是处山林之远,以在野的身份与朝廷之士相对。杜文玉根据《刘中礼墓志铭》等资料对唐代内诸司使中的牛羊使、武德使、客省使等使职职能作了补充研究,并对威远军的设置与罢废以及威远军使的设置情况作了详尽考述,指出了威远军使与监威远军使的区别。孙继民认为,社会史观与唯物史观是陈寅恪、唐长孺解读《桃花源记》的两个维度,在解读《桃花源记》过程中,陈寅恪是开拓者,并给后来者以启示;而唐长孺则是踵继者,自质疑始,又在质疑中继承,同时蕴涵超越。

从礼容到礼教:中国中古士族家法的社会变迁

张国刚探讨了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礼法名教的发展脉络。他认为,作为先秦时期百家中的一家,历经汉代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儒家经典被内化为士大夫风操,士族之家各有家法。唐代以来,士族开始与官爵脱钩,礼法文化也为更多的社会阶层所接受。随后兴起的理学,则是针对业已下移普及的礼法文化完成了一次理论化重建。牟发松对唐代"山人"作了考论,他认为,唐代"山人"大抵可分为为皇室神圣化、王朝正当化提供宗教论证型,身在山林、心在朝阙、走终南捷径型,参与政治又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型,以服食、医药等致长术之术为主的专业型。不过就"山人"身份的本来意义而言,应该是处山林之远,以在野的身份与朝廷之士相对。杜文玉根据《刘中礼墓志铭》等资料对唐代内诸司使中的牛羊使、武德使、客省使等使职职能作了补充研究,并对威远军的设置与罢废以及威远军使的设置情况作了详尽考述,指出了威远军使与监威远军使的区别。孙继民认为,社会史观与唯物史观是陈寅恪、唐长孺解读《桃花源记》的两个维度,在解读《桃花源记》过程中,陈寅恪是开拓者,并给后来者以启示;而唐长孺则是踵继者,自质疑始,又在质疑中继承,同时蕴涵超越。

王维“亦官亦隐”说质疑

自 2 0世纪 5 0年代始流行于唐诗研究界的王维“亦官亦隐”说 ,其实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其原因在于 ,“亦官亦隐”之说 ,不仅有违于唐王朝“干部政策”的历史真实 ,而且亦与王维生活的历史实况相去甚远。正因为如此 ,故唐代无“亦官亦隐”之例 ,而为研究者“标贴”于王维身上的“亦官亦隐”或“半官半隐”说 ,自然也就属子虚乌有之辞。

论白居易中隐的特质、渊源及其影响

中隐是中国传统隐逸观念的重大转折,是大、小隐之间的折衷与调和,它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是道统与政统的矛盾纠葛在中唐社会政治文化作用下的独特产物。中隐随着白居易仕宦生涯的黜陟而日渐显豁,它以闲散官、地方官为隐,就其本质来说也是一种吏隐。白居易中隐的处世法则与生活哲学对后世文人特别是宋人的出处进退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代“山人”考论

张国刚探讨了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礼法名教的发展脉络。他认为,作为先秦时期百家中的一家,历经汉代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儒家经典被内化为士大夫风操,士族之家各有家法。唐代以来,士族开始与官爵脱钩,礼法文化也为更多的社会阶层所接受。随后兴起的理学,则是针对业已下移普及的礼法文化完成了一次理论化重建。牟发松对唐代"山人"作了考论,他认为,唐代"山人"大抵可分为为皇室神圣化、王朝正当化提供宗教论证型,身在山林、心在朝阙、走终南捷径型,参与政治又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型,以服食、医药等致长术之术为主的专业型。不过就"山人"身份的本来意义而言,应该是处山林之远,以在野的身份与朝廷之士相对。杜文玉根据《刘中礼墓志铭》等资料对唐代内诸司使中的牛羊使、武德使、客省使等使职职能作了补充研究,并对威远军的设置与罢废以及威远军使的设置情况作了详尽考述,指出了威远军使与监威远军使的区别。孙继民认为,社会史观与唯物史观是陈寅恪、唐长孺解读《桃花源记》的两个维度,在解读《桃花源记》过程中,陈寅恪是开拓者,并给后来者以启示;而唐长孺则是踵继者,自质疑始,又在质疑中继承,同时蕴涵超越。

宋代士大夫隐逸思潮探析

宋代是一个"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代,文人士大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却处处凝聚着一股归田、退隐、出世的思想,凸显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隐逸思潮。宋代士大夫隐逸思潮的盛行,不仅与宋代冗官、闲官政治紧密相联,也与宋政权对文人士大夫的牵制以及朋党之争息息相关;宋代意识形态领域中儒、佛、道三教融合的社会思潮,则使他们能够在当世之志遭受挫折之际,退而出入佛道,用佛道出世远世和遁隐的精神解脱自己;宋代文人士大夫自省、内敛的心态和审美趣味,使他们在审美意象上更加注重内心情感的体验和对平淡闲适生活的追求,并由此将退隐作为体验自由、寻求心灵解脱和淡泊澄静的一种生活方式。

社会史观与唯物史观:陈寅恪、唐长孺解读《桃花源记》的两个维度

张国刚探讨了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礼法名教的发展脉络。他认为,作为先秦时期百家中的一家,历经汉代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儒家经典被内化为士大夫风操,士族之家各有家法。唐代以来,士族开始与官爵脱钩,礼法文化也为更多的社会阶层所接受。随后兴起的理学,则是针对业已下移普及的礼法文化完成了一次理论化重建。牟发松对唐代"山人"作了考论,他认为,唐代"山人"大抵可分为为皇室神圣化、王朝正当化提供宗教论证型,身在山林、心在朝阙、走终南捷径型,参与政治又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型,以服食、医药等致长术之术为主的专业型。不过就"山人"身份的本来意义而言,应该是处山林之远,以在野的身份与朝廷之士相对。杜文玉根据《刘中礼墓志铭》等资料对唐代内诸司使中的牛羊使、武德使、客省使等使职职能作了补充研究,并对威远军的设置与罢废以及威远军使的设置情况作了详尽考述,指出了威远军使与监威远军使的区别。孙继民认为,社会史观与唯物史观是陈寅恪、唐长孺解读《桃花源记》的两个维度,在解读《桃花源记》过程中,陈寅恪是开拓者,并给后来者以启示;而唐长孺则是踵继者,自质疑始,又在质疑中继承,同时蕴涵超越。

从终南山隐逸现象看隐士涵义的古今转化

梳理上古时期的隐士概念、隐士的类型,认为古代隐士的涵义也有一个流变过程,先秦两汉注重非仕即隐的身份特征,魏晋之后"仕"与"隐"的界线逐渐淡化,转而强调隐士的生活情趣、内心状态;因此,终南山等地现代隐士的身份虽然与古代隐士有所不同,但他们远离喧嚣、独守宁静的追求,在精神层面上与古代尤其是魏晋之后的隐士具有相通之处。

进退有道:吴澄的人生选择

吴澄是元代著名理学家,以往学者更多关注的是吴澄的理学成就,而对吴澄的人生经历重视、研究不够。吴澄生于宋末,在元初隐居乡间近三十年后,虽三次出仕,但又都很快辞官归隐,这种人生选择是耐人寻味的,从中可以看到吴澄的志趣及其思想,看到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在易代之际的思考和实践。研究吴澄的人生选择,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吴澄的认识,丰富对元代文人心态的了解。

试论方干的隐居及其心态

方干被称为一位“不识朝、不识市”的高隐，其实并非如此。他早年及中老年时曾在睦州故乡和镜湖过着隐居生活，但身在江湖却心存魏阙。他曾多次应举求仕，却屡遭挫折，一生始终未能抑制住为求仕而躁动的心。经历多次挫折之后，他感叹愤激，不时地唱出了似若敝席功名、豁达自处、甘于隐退的诗句，然而这正是他急于求仕而不得时发出的心声。

道教视阈下的王维研究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在唐代地位尊崇,文人士子多受浸染。有"诗佛"之称的王维既对道教主动接受,又能动地选择与内化。他摒弃了服食成仙的炼形之法,选择了"守静去欲"的修神之道,将道教的入世修行思想践行为仕隐两全的生存智慧,将山居求仙的宗教信仰内化为辋川桃源的精神追求,建构了具有现实性的人间乐土和心灵家园,形成了淡泊宁静的闲远人格和空灵澄澈的清远诗格。

论旧禅宗与王维的诗歌创作

新时期以来,学界对于王维及其诗风与新禅宗的关联研究颇多且取得了不俗业绩。然而旧禅宗与王维的诸多关涉,似乎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关注度较低。实际上,王维早年奉佛,研习旧禅宗要旨,精诚信奉,积极实践,旧禅宗对他的一生影响颇深。在生活中,王维与旧禅宗高僧交游密切,习佛理、修禅行;在政治生涯中,他选择"亦官亦隐"的方式,既入世干政,又力图获得超越以寻求自由无拘的生存状态,努力将仕进与禅隐和谐组织起来;在诗歌创作中,他善于引佛理入诗,佛理与诗歌的交互滋养令其创作出了不朽的作品,同时借助诗歌的形式展现了诗人的内心领悟,获得了精神依托。

也谈王维的“亦官亦隐”

王维后期思想消极 ,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既不敢明白抗争 ,也不愿同流合污 ,亦不采取遁迹山林的完全避世态度 ,这一状态被学界概括为“亦官亦隐”。近来论者提出质疑 ,以为唐代无“亦官亦隐”之例 ,而“亦官亦隐”之说“属子虚乌有之辞”。笔者以为 ,“亦官亦隐”是一种生存状态 ,但更是一种心理状态 。

管宁“清声远播”与“不为守高”之悖论探析——兼谈汉末魏初士人的仕与隐

汉末魏初高士管宁以清虚自守、激浊笃行而清声远播,同时,他又受到来自上层统治者的调查,并得到"不为守高"的另一种评价,帝王对其的征用与犹疑是这一悖论产生的深层动因。面对仕与隐、生与义的传统命题,以管宁为代表的汉末魏初士人开辟了一条隐身民间以行义的新路径。

王维隐逸的心路历程

王维隐逸的心路历程。王维早年积极进取 ,以隐求仕 ,表现出风流儒雅的高士之风。以张九龄罢相为界 ,王维仕宦之心逐渐淡泊 ,隐对他有了新的意义 :涤荡尘世之心 ,免去功名之累 ,澄怀静观 ,突显自我。一方面 ,隐作为仕的对立面 ,表现出诗人要在痛苦压抑的现实之外追求自由纯真的愿望。另一方面 ,隐又始终脱离不了仕 ,诗人笔下的山水田园呈现出模仿陶渊明的意向 ,但最终仍然难以成为独立人格的标杆 。

试论王维的“亦官亦隐”

关于王维为何选择了走一条亦官亦隐的道路,个中原因,历来颇多争议。文章试从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析。一是从主观思想来看,王维这一选择是出于养家、避祸、修身、愉情的考虑;二是从当时的社会实情出发,王维的这一选择还与唐前期的游赏别业之风、唐代官员的优厚俸禄、唐代官员的休假制度以及唐朝一步步由盛转衰的政治局面紧密相关。

论陶渊明的仕隐冲突——兼及家世家风

不了解陶渊明的仕隐冲突就无法理解这个人。文章认为,仕隐冲突是陶渊明思想人格的突出表征。它在出仕过程中一直纠缠于陶渊明心头,隐居后也没有止息。但若从家世家风角度看,它在陶渊明出仕之前的心灵中已埋下伏线。文章还讨论了陶渊明出仕的主要动机以及离开仕途的根本原因。

陶渊明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隐士

从陶渊明的多次入仕、从其归隐后诗文体现出来的思想来看,陶的归隐乃是不得已为之,是社会不能见容的结果,是理想不得伸的转向。陶在归隐后,仍念念不忘“樊笼”般的社会,仍渴望知遇贤主明君,希望自己的大志能得以伸展。由此可见,陶渊明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士。

孟浩然的仕隐情怀与魏晋文士情结

孟浩然既追求功名仕进 ,也追求避世隐居 ,其亦仕亦隐情怀终生存在。他敬仰魏晋贤臣文士羊祜、习凿齿、谢安 ;对陶潜、嵇康、阮籍的行止多所认同 ;从某些“魏晋风度”中得到精神安慰。可见他与魏晋文士有着深深的情结 ,这是他形成亦仕亦隐情怀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