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核能公众接受性的变化

从风险认知和风险接受性两个方面,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核能在日本的公众接受性的变化过程。

核能的公众接受度与影响因素分析

核能与其他能源相比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被很多人视为解决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安全问题的替代方案。在我国能源中长期战略规划中,核能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众对核能的态度和接受度是影响核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与分析,整理出了公众对核能接受度的历史演进,并分别从人口统计学变量,与核设施距离,风险与收益比较,社会阶层区别,核知识科普,核事故等方面归纳分析了影响公众对核能接受度的主要因素。人口统计变量中,性别是比较明显的因素。男性多把核能视为一个科技话题,对核能的风险感知较低,接受度较高,女性相反。公众接受度与公众距核电站的距离呈现两边高,中间低的趋势。距离核电站较近的区域可能受益于核电发展带来的经济补偿,接受度相对较高,远距离的人们由于离核电站影响较远,也接受度较高。那些处于可能受到核电站影响区域,但是又不在经济补偿范围内的接受度最低。人们对核电的风险和收益平衡是影响人们接受度的重要因素。社会精英和高教育水平的人们对核能的接受度相对较高。核知识科普可以增加人们关于核能的知识,但是现在没有显著的证据表明可以有效的影响到人们对核能的接受度。核事故是影响公众对核能接受度的最显著因素。核事故发生之后,公众对核能的接受度会大大降低,虽然随着时间推进会慢慢恢复,但是历史经验表明,很难恢复到事故之前的状态。当把核电与全球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环境保护等主题放在一起讨论的时候,人们对核电的普遍态度是"不情愿的接受"。

政策过程中风险沟通有效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西安市出租车调价政策的实证分析

由公共政策引发的社会风险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地方政府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点关注对象,风险沟通则是缓解社会风险、构建共识和互信的有效途径。本文借鉴传播学的相关研究,将政策过程中的风险沟通有效性界定为政府风险沟通活动取得预期效果的程度,从公众、媒介、政府三个维度构建政策过程中风险沟通有效性的影响因素模型,并以西安市出租车调价政策为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公众的参与主动性,政府的权威性、可信度和信息质量都对政策过程中的风险沟通有效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公众风险感知与媒介风险构建则会带来负向影响。为此,建议政府在公共政策过程中重视公众风险感知、规范引导媒介传播,同时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增强公共政策风险治理能力。

信任、风险感知与科技的公众接纳——兼论中国转基因大米之争

科学技术应用是现代社会的主要风险源之一。农业转基因技术应用是深刻影响当代人们生活的重要技术应用,有关其风险问题充满争议,公众与专家的认识分歧愈加明显,信任逐渐取代"理解"成为关键议题。公众对科学知识、专家及相关机构的信任直接影响着公众对技术应用的风险感知,进而间接影响到公众对特定高新技术的接纳。在实践上,重建社会信任是构建"公众-专家"双向沟通机制的基础,是改善中国公众与农业转基因技术关系以及公众与科学关系的有效途径。

风险-收益感知对核电公众接受度的影响机制分析——基于广州大学城的调研

此项研究探讨了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互动作用对核能接受度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不同程度的风险-收益感知对核电接受度的影响程度不同。其中,低风险-高收益感知的公众对核能的接受度最高,其次是高风险-高收益感知和低风险-低收益感知的公众,而高风险-低收益感知的公众对核能的接受度最低。对于影响风险-收益感知的因素,公众参与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对专家和政府的信任。信任和公众参与是通过风险-收益感知的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公众的核电接受度。

公众认知对核电接受度的影响

研究公众核电接受度受公众认知的影响,对能源政策制定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以核电知识认知、风险认知(分为恐慌风险、未知风险两个方面)和利益认知(分为环境利益、经济利益和能源利益三个方面)作为公众核电接受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建立了国内、省内、市内和县内4种接受度回归模型并开展实证研究,调查收集了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的971份独立样本。结果表明:知识认知对接受度有负向影响;恐慌风险对接受度有负向影响,未知风险对接受度无显著影响;环境利益和能源利益对接受度有正向影响,经济利益对国内范畴的接受度无显著影响,但随着核电建设厂址的变化(从省内到县内),经济利益对接受度的正向影响不断增强。

大数据环境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信息感知与分析模型

[研究目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防控离不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信息的支撑。为给大数据环境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信息感知与分析工作提供理论支撑,建立大数据环境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信息感知与分析模型。[研究方法]首先,分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的含义、来源与特征。其次,解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信息感知与分析的内涵和重要性。最后,构建与解析大数据环境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情报智能感知和分析模型。[研究结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信息感知与分析的指向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防控,大数据可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信息感知与分析提供丰富的信息数据资源和强有力的工具技术支撑。

基于AHP法的核电站周边居民接受度评估研究

接受度研究是以公众与技术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为研究对象,其目的在于通过研究民众的风险意识特点,最终缓解技术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潜在冲突。核电站是一类十分特殊的大型工程,自面世以来一直具有较大的争议性,引发邻避冲突的可能性也较大,因此,民众的接受与否对于核电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运用AHP法建构核电站周边居民接受度评价模型并对湖南省桃花江核电站的周边居民接受度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桃花江核电站周边居民对核电站的接受度评估为良好,发生邻避冲突的风险较低,但在个人健康水平和民主性保障等单项指标上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居民的风险信息感知研究——基于全国81个城市的调研数据

居民风险信息感知是政府在治理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一个主要关注因素。及时准确地公布事件数据、正确引导公民的风险信息认知,避免群体性恐慌事件的发生,组织全民理性有序地应对,是政府的主要职责。文章基于态势感知理论,通过我国81个地级市2121名居民的调研数据,采用分层线性模型(HLM)实证分析了影响居民风险信息感知的主要因素和影响机制,以期为政府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方面提供一个新的参考视角。研究发现:(1)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居民的风险信息感知受到事件严重程度、网络舆情、就医难度、社会关系、政民关系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到居民受教育程度、政治心理等主观因素的影响;(2)从个人层面看,居民的政治心理、受教育程度和政民关系均与居民风险信息感知显著正相关;(3)从组织层面看,不同城市的疫情严重程度显著负向调节了以上三个关系。

1种城市燃气管道风险评估模型及其应用研究

为科学评估燃气管道在复杂且敏感的城市环境中个人风险可接受情况,促进城市和谐稳定。以燃气管道泄漏射流火灾为事故场景,在常规评估基础上结合管道地区特点,构建基于公众可接受伤亡风险标准的评估模型,并通过案例分析,开展城市燃气管道个人风险定量评估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市燃气管道个人死亡风险、个人受伤风险可接受标准的建议值分别为5.00×10^-6和2.74×10^-5,其在一般情况下的公众可接受风险标准建议值范围为5.00×10^-7~5.50×10^-5和2.74×10^-6~4.11×10^-4;公众的伤亡风险感知偏差将直接影响风险评估结果,及时有效地对目标群体进行风险疏导以改善其风险认知,有助于避免公众风险感知偏差引发的负面社会效应。

政策执行中的公众风险信息搜索行为研究——以陕南移民政策为例

[目的/意义]风险沟通是风险消减、保障政策平稳运行的重要机制,目前鲜有研究从公众视角出发关注风险沟通受众的沟通习惯、方式和期望,使得政策执行中的公众风险信息搜索行为研究必要而迫切。[过程/方法]基于风险信息搜索和处理行为影响路径框架,提出我国公共政策中公众风险信息搜索行为影响因素模型,并以陕南移民搬迁政策为例对概念模型进行了验证。[结果/结论]公众的渠道信任、感知风险特征与风险信息搜索行为呈成正相关关系,信息充分度、自我效能感与风险信息搜索行为成负相关,且信息充分度在感知风险特征和自我效能感对信息搜索行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最后,在分析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完善公共政策中风险沟通的实践建议。

公共危机信息来源及叙述方式对公众风险感知和防护行为影响——基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实验研究

[目的/意义]探究不同类型公共危机信息对公众风险感知和防护行为的影响,对于信息发布方采取针对性宣传动员策略至关重要。本文站在公众视角,基于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探究公共危机信息来源、叙述方式以及二者交互对公众风险感知和防护行为的影响,对于提升信息劝说效果和公众防护行为遵从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本研究设计了2*2的随机对照前后测实验进行检验。[结果/结论]结果表明:①危机信息叙述方式对公众风险感知和防护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数据型比叙事型更有说服力;②危机信息来源仅对公众风险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官方来源比非官方来源更具有说服力;③信息来源与叙述方式的交互作用对公众风险感知和防护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④公众风险感知对危机信息来源、叙述方式和防护行为的关系起正向中介作用。据此,本研究提出巧用叙述方式、搭建信源合作矩阵、合理引导风险感知等建议,助推公众采取防护行为。

公众可接受风险标准的确立及应用研究

为避免特定情况下,当上级决策者的风险决策结果满足既定标准要求时,由于公众的主观风险感知偏差导致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发生,基于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SARF)和可接受风险理论,构建了公众可接受风险标准数学模型,并通过AHP和模糊数学等理论研究了模型中5个变量的赋值方法;然后依托“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的全国安全生产事故数据,建立公众可接受风险标准;最后以某在役天然气管道泄漏蒸气云爆炸为事故场景,将考虑公众可接受风险标准应用于该事故风险的定量评估中,并对比分析了正常情况和考虑公众风险感知偏差下的风险评估结果。结果表明:①以某在役一般防护目标中的二类防护目标为例,其死亡风险和受伤风险的公众可接受标准建议值范围分别为6.45×10^-7~8.76×10^-5和2.41×10^-6~3.27×10^-4;②公众风险感知将直接影响风险评估的结果,及时、有效地对目标群体进行风险疏导以改善其风险认知,有助于避免公众风险感知偏差引发的负面社会效应。

基于心理距离的灾害可接受风险研究

公众对灾害风险的可接受程度既受客观灾害事件的影响,又受主观风险认知的影响,因此可接受风险研究必须将主观与客观风险结合起来。公众对灾害风险的主观判断,主要受心理距离的影响。在现有时间距离、空间距离、概率距离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人际距离、信息距离、情绪距离三个维度,共同组成心理距离体系。公众离心理距离原点越远,灾害风险认知越弱。心理距离影响着灾害风险传输到公众的过程,会使公众感知的主观风险增大或减小,其与公众个体属性、灾害风险情景都会影响公众的可接受风险,但是公众个体属性与可接受风险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明确。因此,可以通过心理距离和灾害风险情景的分析来评价公众灾害风险接受性,接受性越小,公众越不能接受灾害风险。

新媒体环境下突发环境事件网络舆情风险信息感知模型

[目的/意义]网络舆情风险信息涉及要素较多,为了提高网络舆情风险信息感知效果,在新媒体环境下构建了突发环境事件网络舆情风险信息感知模型。[方法/过程]建立突发环境事件网络舆情信息流风险指标集,赋予评价指标权重,对权重离散化处理,构成相似系数矩阵。通过舆情主体建模、舆情信息模型建立与网民情感模型建立3个部分分析网络舆情传播核心要素演化规律。在此基础上计算传播概率,确定用户传播信息的涉入程度,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感知风险信息风险高低。采用决策树对舆情风险预警,实现突发环境事件网络舆情风险信息感知。[结果/结论]实验结果表明,所构建模型应用后的事件舆情情感演化情况分析准确性较高,各个事件的转发数量和恶意评论数量感知准确度较高,预警效果更好,有效提高了突发环境事件网络舆情风险信息感知效果。

基于信息依赖和理性规范的转基因技术公众态度形成路径研究

在文献综述、理论梳理基础上,利用成都、武汉、苏州三地的转基因技术公众态度调查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探索了基于信息依赖和理性规范的转基因技术公众态度形成路径的新解释。研究发现:权威型依赖、媒体型依赖、学习型依赖和互动型依赖能通过与主观知识、科学理性、社会理性互动的机制,敏感作用于风险感知从而影响公众态度。提出未来转基因技术风险沟通的关键在于知识路径合法性的确立,权威信息机制的强化,媒体科学话语的建构,科学理性素养的科普培育。

重大公共安全风险中信息交互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研究

为提高公众对信息风险感知的有效性,以重大公共安全风险中公众的风险感知为研究对象,采用扎根理论进行深度访谈,分析不确定环境下信息交互对公众安全感形成的影响,并建立以信息内容、信息用户、信息环境为核心的信息交互影响公众安全感模型,这些因素共同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过程。

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的影响——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

风险沟通现已成为政府应急管理的重要手段,新闻发言人是风险沟通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深度剖析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影响的背后机理,对促进应急管理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以Nvivo12软件为辅助,运用扎根理论构建出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影响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新闻发言人特质直接影响民众对风险信息的接受意愿,民众内在状态在接受信息过程中起着中介作用,情境因素起着调节作用。据此提出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能力提升策略,为政府提升风险沟通能力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

宝钢湛江钢铁厂建成后公众环境可接受风险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假设实验等方法,以宝钢湛江钢铁厂周边的公众为研究对象,探讨宝钢湛江钢铁厂建成后公众环境可接受风险水平。结果表明,宝钢湛江钢铁厂周边公众的环境可接受风险水平特征总体表现为较低水平,且主要受地理距离效应、风险管理水平(信息公开透明性、项目管理可信度、管控措施有效性)、社会经济效益增加和风险认知程度的影响,公众环境可接受风险水平除与风险认知程度呈负相关性外,与其余主要因素均呈正相关性。

信源可信度对核电公众接受影响的研究

公众对核电的态度受各种信息的影响,信息源可信度是说服力的重要决定因素。在我国,核安全监管机构、核电企业和专家是主要的核信息发布源,研究不同信息源可信度对公众核电态度的影响对核电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本研究基于源可信度理论,考察了公众对不同信源的可信度认知,构建了核电公众接受回归模型并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不同源的可信度对核电认知和态度的影响存在差异。监管机构可信度通过感知利益和感知风险影响公众接受;核电企业可信度对公众接受影响不显著;专家可信度直接积极影响公众接受度,但对感知利益和感知风险影响不显著。感知风险和感知利益直接显著影响公众接受度。研究结果可为核电领域的风险沟通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