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融入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面临的若干困境与对策研究

中医药在抗击新发突发传染病等情况中具有特殊优势和独立价值。发挥中医药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领域的功效,需要明确中医药融入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必要性,分析将中医药融入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的障碍、隐患与伦理风险。通过优化中医药融入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法律制度,完善中医药防治重大疫情的卫生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建设,提升中医药防治疫病的临床科研技术力度,加强中医药学科教育及人才队伍建设,基于中西结合的背景,推进中医药融入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有组织科研的模式变迁与法治协调

有组织科研并非项目制或者单位制科研,也非当前中国社会科研活动的主流形式,而是为了解决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发挥战略力量作用探索实施的新型科研组织体制机制。本土化的有组织科研不能仅依靠科研组织的自律驱动,更需要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规范保障有组织科研的进行。整体来看,在前期部署环节,科研人员的创新能力容易被“组织”的形式禁锢;在中期进行环节,易出现“有组织”形式主义大于实质的问题;在后期成果环节,“有组织”约束可能导致成果转化与评价的懈怠。有组织科研的“前中后”环节现存问题应当通过法治化路径解决,需要坚持“放管服”的法治保障体系,构建科研宽容型法律规范体系,完善科研规范型法律惩戒体系,形成科研友好型法律服务体系,维护科研人员的权利。

医学研究中生物剽窃的伦理关切

生物医学研究关乎人类的健康与福祉,利用人类遗传资源的生物医学研究极大推进了疾病研究进展,但跨领域的资源共享仍然有限,并可能存在生物剽窃现象。医学研究中的生物剽窃会剥削弱势群体,加剧医疗不平等,还破坏了国际惠益共享,藐视科研伦理原则等。因此,建立全面的监管体系迫在眉睫,履行实质的知情同意,落实对资源提供者及其所在国的补偿,立法建立惠益共享机制,从而预防生物剽窃行为,推进研究者、管理者以及社会治理体系道德建设,使国际合作医学研究具备伦理性,促进人类医学发展,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时代公职人员道德操守:规范意蕴、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反腐的重大创新,对公职人员道德操守提出了新的要求。公职人员道德操守是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在公共政治生活中的基本行为准则,是公职人员所应遵守的、与其职业特质相符合的良好品行与个人修养,是一种融资格型道德操守、履职型道德操守与模范型道德操守于一体的特殊形态的道德操守。新时代公职人员道德操守蕴含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加强公职人员道德治理的现实逻辑、使命型政党道德模范引领作用实现机理的理论逻辑、借由法律的强制实施机制增进道德操守实效性与强制力的实践逻辑。推进新时代公职人员道德操守的实现需要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从立法路径、教育培训、考核评价、处分原则与监督保障等方面构建严密的道德操守制度规范体系。

法治资源的筹集与儒学实践的法律引擎

法治建设除了需要诉诸法律资源的筹集之外,还应关注到儒学实践的当代再现。尤其是儒家对家庭伦理的重要性做出的阐发,原本就可以用来塑造亲属举证豁免权。家庭伦理未必只能存在于家内,甚至可以通过外溢的途径在家外获得展现,既有正面形象,又有负面形象。面对后者,公共舆论加持着其他儒学理念表达出了排斥。行为互动方面的儒学传统,更是成为公共舆论的内在构成。各种情形的出现都肇因于法律的引擎。儒学实践与法治建设共同塑造着当代的社会氛围,人们的日用常行连缀着儒学文本内外。只要把社会转型时期的断裂式思考和文化知识论转换为关联式思考和文化修养论,通过研磨具体事例即可发现,儒学对法治的参与大致遵循两种进路,即建构论和自然而然生成论。

社会秩序与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会伦理心态的培育

社会秩序由无数个规则所支撑,把规则意识、法律秩序、规则教育与社会伦理心态培育连接起来,使行为主体将应当不仅变成行动的语言,而且变成内心的行为准则,将伦理道德观念置于社会生活中。健康的社会伦理心态可以从容应对社会环境的变化。

论公共行政管理的伦理基础——一个公共伦理分析视角

当代中国正处在以城市化为主导的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出现了种种不协调,需要相应价值尺度来引导。行政管理本身不是最终目的,它是传达人民的需求与愿望,并保证这些需求和愿望能够通过国家控制反映出来。长期以来,行政管理学界高扬效率、忽视伦理的主题定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行政管理学研究向纵深领域的发展。公共行政管理从产生时起就与某种伦理价值观相联系;公共行政管理的主要伦理规范有公益至上、有害不为、慎用权力、社会责任、平等竞争、增进信任。这些规范为公共行政管理奠定了伦理基础。

当代中国行政价值观建构论纲

当代中国行政价值观的建构应从以下几个视角进行:理论上借鉴公共行政学的最新成果新公共服务理论,重塑公共行政的价值理性,回归公共行政的伦理关怀;同时从当代中国的现实出发,诠释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念的行政话语指向;从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行政制度伦理、行政伦理环境等方面来建构当代中国行政价值观的规范体系。

公务员行政决策伦理思考的嬗变——从行政责任到公共利益

公共行政的功能从工具理性过渡到价值理性使得行政决策行为更加贴近社会大众,贴近公共利益,行政决策行为也因此围绕着责任标准和公益标准展开价值博弈。长期以来,库珀的"层次式"行政责任为主要决策价值观的决策伦理思考路径成为行政决策与伦理决策结合的大胆尝试,但是,作为行政人员决策需要依赖更多的是一种具有实体统领性的核心价值。以公共利益为标准的行政决策伦理思考从根本上解决了行政人员面对不同价值观产生的冲突和困境,公共利益作为一种真正的伦理责任承担了决策者进行伦理思考的指导性角色。

中国企业的游说行为及其伦理规范研究

游说是指企业通过各种途径与政府官员进行沟通,力求在政府政策和立法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反映本企业的利益和要求。企业的游说行为在本质上不是邪恶的,而是一种对社会负责的行为。文章首先通过理论分析建立了一个企业游说行为的框架,然后通过与十多位企业高层进行深度访谈,探讨了我国企业游说的途径及其潜规则。针对访谈中发现的伦理问题,分析了我国企业游说行为的伦理,提出了解决我国企业游说行为伦理问题的可行步骤。

在公共行政的演进中看行政伦理研究的实践意义

行政伦理研究是一个新兴的科学领域,是一项适应公共行政的发展需要和体现了历史发展趋势的科学研究,也是实践性很强的理论建构工作。从公共行政的发展历程来看,特别是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行政伦理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公共行政的实践向行政伦理研究提出了迫切要求,需要通过行政伦理研究来解决那些在“政治路径”、“科学路径”和“市场路径”中都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但是,就社会治理模式从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变迁的历史趋势来看,行政伦理研究又具有过渡的性质,它的学科建构目标应当指向公共管理伦理学,而它的实践目标应当是对公共管理这一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进行规划和设计。

伦理视域下公共管理信息技术应用的边界

为了实现高效精准的公共管理,公共部门在管理信息技术的选择上必然实行由简单技术向复杂技术系统的迁移,使得信息技术依赖成为现代公共管理的常态。建立在增强信息技术基础上的公共管理效能和精细化需求在追求公共利益的目的性时,可能与现代技术伦理形成冲突,公共管理信息技术应用产生的技术伦理困境也必然产生对公共管理应用信息技术边界的思考。对于由此产生的矛盾,迫切需要梳理公共管理领域的信息技术伦理意识和社会各主体的技术伦理责任,对各种类型的信息技术应用进行技术伦理评价,使公共管理领域的信息技术边界控制在社会公允的伦理范畴之内,实现公共管理有效性与技术伦理性的平衡。

公共行政的伦理把握及其取向

从20世纪后期开始,行政伦理研究成为一种新的学术热潮,这是对近代以来社会发展中的“形式化”以及工具理性进行理论反思的运动,它要求把价值的因素引入到公共行政的重建中来。但是,当我们对公共行政进行伦理把握的时候,需要超越近代以来所形成的所谓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思维框架,进而根据合作理念和服务精神去重建公共行政。

地方政府执行力:概念、问题与出路——基于公共精神和行政伦理的分析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政府执行力无疑是直接影响政府存在与发展性质以及各项改革事业成效的一个关键变量。理解政府执行力,仅有技术层面是不够的,应挖掘其精神层面的丰富内涵。政府的信念、价值观和习惯对于政府执行力至关重要。过度推崇功利主义,必然导致政府公共性迷失,而盲目迷信和依赖工具理性,又使得公务员陷入自私自利的泥潭。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存在着政策执行不力和政策执行扭曲等问题,其根源在于功利主义盛行、双重激励机制和目标置换。因此,要提升地方政府执行力,必须走出功利主义误区,积极倡导理想主义,培育公共精神,建设以人为本的行政伦理,同时还必须摒弃公务员晋升制度中的集权主义,重新确立价值理性的核心地位。

公共体育场馆民营化若干行政伦理问题之探究

基于行政伦理学原理,采用访谈法、实地考察法、问卷调查法等对我国公共体育场馆民营化改革的若干路径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改革中遭遇的行政伦理问题进行剖析,进而提出规范体育场馆民营化改革的对策,为我国公共体育场馆民营化改革提供理论和实践的依据。

行政伦理化:行政现代化的第三标志

伦理化是继科学化、法制化之后,公共行政现代化的第三个标志和归趋。其基本假设就是诉诸行政伦理可以保证行政人员自觉主动地实现公共责任。行政伦理除了能够督促行政人员自觉遵守行政道德规范和准则之外,还可以促使行政人员正确看待和处理行政关系、形成角色自觉和责任意识、秉持先进的价值理念和公认的伦理原则,从而保证行政行为的合目的性。现代行政伦理化一方面是救治科层制行政体系弊端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现代行政组织应对信息社会压力的需要。

解析行政伦理

行政伦理与其他职业伦理的区别产生于政府组织制度安排的不同。由于政府组织的差异 ,导致了行政伦理的特质和构建行政伦理的基本原则。行政伦理可以分为政府组织伦理、政治家个人伦理和政府官员个人伦理三个层次 ,其中最主要的还是政府官员个人的伦理。行政伦理是一种派生性、非自律性的伦理 ,其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 ,外部的强有力约束和监督是最重要的。一个良好的政府治理首先要诉诸法制 ,要充分发挥伦理道德建设的作用 ;法德并施 ,以法为重 ,以他律促成自律。行政伦理要重点根据政府组织的特质处理好权力运用中的困境问题。

行政伦理建设:来自日本的经验

文章介绍了日本的行政伦理组织机构、公务员伦理法和公务员伦理规程,总结了日本行政伦理建设的特点以及日本在反腐倡廉与行政伦理建设方面对我国的经验与启示。

中国行政伦理改革的反思：道德、法律及其他

论文将我国建国以来反腐败战略的演进大致划分为4个阶段,进而在各阶段考察了品格伦理(道德教育)和法律战略的关系,以及它们的政策有效性。同时还发现,在道德和法律这两个因素之外,还存在其他一些因素——权力、统治、资源和文化,仅仅着力于道德教育和反腐法令是不够的。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伦理的规范性基础探讨——以美德视角及其启示为中心

当代西方对公共行政伦理的规范性基础的探讨,有政体价值、公共利益、社会公平、公民身份、美德等多种视角。鉴于规则伦理只注重制定行为对错的义务与责任原则,忽视道德主体自身的内在特性,从而造成道德实践中的诸多问题,美德视角强调美德之于公共行政实践的重要性,并力图借助思辨与实证的方法,来建立以公共行政人员的美德为规范性基础的行政伦理学。其观点和方法对于我国行政伦理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