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清源:公共行政学“身份危机”之新考量——基于“政治-行政二分”视角的思考

政治—行政二分法作为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基本信仰,其初衷是希望尽快地为行政学划定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以使其得以从政治学中脱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然而,由于学科发展初期的迫切需求,政治-行政二分法的效用被发挥到了极致,在公共行政实践中体现为对效率的偏爱,而将公平、正义等价值诉求遮蔽在一个易被遗忘的角落。但若因此便将二分法视为导致公共行政学陷入"身份危机"的原因,则是对二分法极不公允的评判,也是对公共行政先驱者们著作的误读。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而言,由隐藏在政治-行政二分法之中的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始终难以化解的矛盾所导致的学科共识的缺乏,才是公共行政学陷入"身份危机"的根源所在。

寻求公共行政的“身份”认同──沃尔多行政思想述评

自1940年代以来,西方公共行政学一直面临着深刻的"身份危机"。沃尔多认为,这种"身份危机"源于传统行政学的反民主特性,其所内含的政治哲学明显有悖于美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与宪政设计。通过将民主的价值注入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中,沃尔多确立了公共行政学未来发展的议程。这种致思路径对于今天同样面临"身份危机"的中国公共行政学具有极大的警醒意义。

求解公共行政身份危机的三种理论途径

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治理活动中市场神话的确立,公共行政陷入了一场严重的身份危机之中。作为20世纪公共行政理论的主要贡献者,美国行政学界在这场危机中做出了许多尝试,提出了应对危机的三种途径。以黑堡学派为代表的学者群体开展了一场重建公共行政的理论运动,试图重建公共行政的宪法身份;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学者群体则着眼于公共行政的"公共"方面,试图寻找到公共行政的精神;以登哈特为代表的学者群体从公民参与的角度出发,更新了公共服务的内涵,并试图根据公共服务的概念来重构公共行政的身份。在某种意义上,这三种途径都只是对近代政治传统的简单回归,因而无法解决通过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而产生,现在则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中的公共行政的身份难题。公共行政的身份危机仍然悬而未决。

公共行政学的“身份危机”与未来走向

公共行政学的"身份危机"是对该学科在萌芽发展期状况的隐喻,但"身份危机"却长期存在,从而质疑理论研究的合法性以及实践结果对社会福利的效用。在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中,政治-行政二分法困境是造成"身份危机"的内在因素,政治-行政二分所引发的长时间争论导致学科一致性认同的缺失,并造成公共行政实践对效率的推崇以及对民主的遗弃。在正统公共行政中,政治-行政二分是基础观点,效率是核心原则,官僚制是实现效率的良好行政模式。然而,官僚制行政却带来了公共行政前所未有的危机,但正统的公共行政囿于难以摆脱政治-行政二分困境而无法解决"身份危机",公共行政学的未来将摒弃"官僚行政",走向民主的公共行政。

复兴公共行政科学:以“统一价值论”为视角

公共行政学的学科属性涉及对科学这一复杂概念的不同理解。从主流科学的概念及研究标准来看,公共行政学是以实证主义方法论为基础、探求公共管理中具有因果联系和一般通性与规律的科学,这个界定既符合公共行政学发展的初衷,也与当前中国的公共行政管理实践需求相吻合。在公共行政学发展的百余年历史中,早期威尔逊、韦伯、古利克、厄威克、西蒙等人对公共行政某些原则、共性的探讨促成和推动了公共行政学的诞生和发展。然而,著名的"达尔三问"涉及如何看待公共行政中的规范价值,如何较充分地认识公共行政领域中人的行为,如何独立于各国的社会环境发现范围更广泛、普遍正确的三个重要原则问题。"统一价值论"把价值视为推动耗散结构有序化进程的能量,它以自然科学的基本公理为前提,用逻辑推理和数学运算的方法来精确计算价值大小,解释价值现象,以此理论为视角能有效解答达尔的三个疑问,对于推进公共行政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融通公共行政学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之争、缓解公共行政学的身份危机亦有积极作用。

公共行政学思想危机的回应与超越

在尝试为公共行政学增强合法性从而解决思想危机的过程中,不同学派发展出了不同路径与策略,即管理主义:公共行政即“生意”;宪政主义:公共行政即“价值规范”;公民参与:公共行政即“公民权”。尽管上述学派对公共行政学思想危机的缓解做出了贡献,但公民对政府持续的不满意从实质上反映了这些学派至少在实践中远未成功。从智识层面将特定议题或群体排除出公共行政学范畴之外是产生公共行政学思想危机的重要原因。后现代公共行政可以为解决危机提供新的方向,因为在后现代公共行政中,如何使公共行政更公平和更具包容性是一个重要议题。

与“危机”同行:公共行政学的四个学科困境——从詹姆斯·佩里的提问出发

自20世纪40年代行政学之科学化失败后,公共行政学的学科身份一直饱受质疑。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二等公民",公共行政学始终未能厘清学科身份定位、边界取舍、价值追求与范式选择四个重要问题,致使公共行政学陷入"危机"的泥沼之中。从沃尔多所言的"身份危机",到奥斯特罗姆提出的"思想危机",公共行政学的危机始终伴随着学科的历史发展。前不久,美国《公共行政评论》主编詹姆斯·佩里对该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提出了"公共行政学是否正在消逝"的疑问,引发了公共行政学界的广泛讨论。对于长期专注于具体技术问题,却缺乏充分的历史与理论反思的公共行政学而言,这种危机不断加剧。鉴于此,有必要从学科历史发展的角度重新梳理学科危机的嬗变过程,深入探究公共行政学科困境的四个基本问题。

什么使公共行政学成为一门科学?——从西蒙的遗产与教训切入

本文从西蒙的行政学研究切入公共行政学科学地位的讨论,尝试从知识论的角度探讨使公共行政学成为一门科学的可能性。使公共行政学成为一门社会科学至少需要为这门学科确定专门的研究对象、划定适当的研究范围、采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找到适当的研究视角、形成适用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在这五个方面需要形成学界的共识,而形成共识的关键则在于出现某一体现这五个方面要求并足以成为范例的理论成就。只有这样,公共行政学的知识合法性危机才有可能得到化解,公共行政学的科学地位才有可能得以确立,进而公共行政学身份危机的梦魇才有望祛除。

答沃尔多之问: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的挑战与未来

长期以来,身份危机一直是困扰公共管理学者的重要话题,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危机管理研究也面临同样挑战。本文主要分析公共危机管理研究面临的理论与实务合法性挑战,并尝试探讨回应这一挑战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指出未来研究中值得关注的若干议题。这些议题包括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的价值导向、揭开公共部门危机管理运作的黑箱、应用更加多元的研究方法等。在探讨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之余,也希望为公共管理研究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