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行政的哲学思考——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与调适

通过探讨中国与西方在公共行政领域内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取向的分野,论述了公共行政中国本土化过程中价值理性所推荐的正义、信念、道德与工具理性所追求的效率、责任,以及法律在公共行政中的冲突与表现。提出了公共行政价值理性的重塑、公共行政工具理性归位的建议,通过公共行政道德化,实现二者的调适整合。

当代中国行政价值观建构论纲

当代中国行政价值观的建构应从以下几个视角进行:理论上借鉴公共行政学的最新成果新公共服务理论,重塑公共行政的价值理性,回归公共行政的伦理关怀;同时从当代中国的现实出发,诠释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念的行政话语指向;从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行政制度伦理、行政伦理环境等方面来建构当代中国行政价值观的规范体系。

新常态下的国家审计变革与发展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政治等各领域均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国家治理出现了新动向、新变化,国家审计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国家审计必须顺应时势、适时变革、创新发展。为适应国家治理的新变化,国家审计在理念观念、功能作用、范围重点、方式方法等方面均需突破原有限制,朝着价值理性审计、建设服务型审计、数字信息化审计、公权力全覆盖审计的方向积极变革与创新发展。国家审计在完善国家治理、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经济秩序、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完善宏观调控、加强廉政建设、推动依法治国以及促进深化改革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运输市场价格与成本测算——以中国十省市道路货运市场为例

道路货运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和重要服务业,道路货运价格指数与成本监测是强化市场监管、转变管理方式的重要内容。当前,受历史及体制机制等诸多因素影响,我国道路货运市场存在供求失衡、恶性竞争、价格扭曲等一系列突出问题。而开展道路货运价格与成本监测工作,建立道路运输行业评价指标体系,适时发布平均合理成本和价格指数,有助于引导市场主体科学决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带动市场主体从依靠低价格竞争向追求高品质服务,从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化发展转变,进而推动行业转型升级。基于此,设计运价与成本监测方案,采集我国十个试点省市道路货运价格指数与成本监测数据,进行一系列处理计算、拟和验算与研判分析,最终得到道路货运价格指数与平均合理成本,为全国开展运价指数编制与平均合理成本测算提供借鉴和参考。

制度理性:政府公共治理的价值源起

政府公共治理实现的是政府与非政府利益的平衡,利益博弈过程中的平衡需要制度来规范。公共治理的制度理性应当是以维护第三部门的利益为基点。公共治理的失序,主要在于政府公共治理制度的非理性。构建合理的公共服务制度,以制度理性替代非理性化的社会治理,将潜在的制度供给转化为现实的供给,将有助于政府公共治理价值的实现。

公款吃喝腐败析议

之所以会出现公款吃喝腐败,主要是由于消费主体的素养不高,市场经济中的竞争不当,传统政治文化负面影响持久,体制建设中的约束不力。公款吃喝腐败不仅直接影响到干部自身的形象,也容易使人情等一些非正当因素介入市场竞争,影响市场的公正性,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消耗了大量的国家财政,影响了民众对制度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治理公款吃喝腐败必须多方面着手,既要提高干部的自身素养,又要加大监控力度,同时更要注重制度建设,限制干部公款吃喝的权力,特别要充分运用法律的威慑力。

刑事立案程序有关问题及其制度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立案程序,由此而引发了立案前能否采取侦查措施以及立案前措施到底属于何种法律程序性质的争论。本文批判了这类争论的建构主义唯理论理路,引入实践理性理论范式,经分析认为立案程序本身即为一道多余的法定程序,立案前措施的法律程序性质的名分并不重要,关键要看该类措施的采取是否为发现犯罪事实真相之所需。侦查措施的采取一旦要涉及他人人身、财产权利的时候,是由侦查机关自主决定还是要得到批准,受到法官的审查和监督,这才是刑事程序启动环节中的关键问题。

农民合理使用附近公有生产资料权之证成

为保障农民的基本生存需要,让农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国家或集体应负有向农民分配生产资料的宪法义务,并应采取非市场化配置方式,遵循平等和就地就近分配原则,承认附近农民长期以来的习惯使用,并协调按劳动力和按人口分配生产资料的矛盾。由该义务所决定,农民获得了对附近公有生产资料的承包权这一公法上的请求权,并基于该权利的行使获得了合理使用附近公有生产资料的权利,特别是长期免费使用用于满足其基本生存需要的生产资料的权利。该权利兼具受益权和自由权性质,且其内容和边界将由“合理使用”确定。目前以行政许可来分配养殖水域的制度安排,不能保障渔民拥有生产资料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当地方政府为保护生态环境而要求渔民上岸导致渔民丧失生产资料时,渔民要求参照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给予补偿将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为此,应按照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在立法上认可所有农民都享有长期免费使用用于满足其基本生存需要的附近公有生产资料的权利,并据此限制公有生产资料分配方式的选择。

西方舆论观演化的现代性理路

从启蒙运动到李普曼,西方舆论观发生了一个深刻的转向,即由倡导意见的自由市场转向对公众舆论的管理与调和。在20世纪主流大众传播理论的建构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宣传潮流的回归,舆论主导观念在工具理性的指引下与宣传研究走到了一起。舆论调查产生的结果是一种意见的集结化,而与原初互动沟通的公共性内涵有着本质差异。因此,在现代性的视野中,现代舆论调查已成为一种缺乏公共意蕴的舆论再现。

公共行政中的形式合理性与形式主义

文章提出建立在形式合理性基础之上的官僚制是西方公共行政的主要模式。形式合理性有导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危险。在过渡社会,表现的更为明显。必须促成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之间的融合,寻求行政的道德制约。

公立高校转制问题刍议

目前,将一部分公立高校进行股份制改造是我国"十一五"期间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个着力点。文章对引入社会资本后的股份制高校合理回报的确定、治理结构设计、加强政府监管等关键问题进行了讨论,给出了具体政策建议。

论公安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行使

在现代的公安行政管理中,公安机关享有大量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是公安行政执法高质量的重要保证。“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要求公安执法者正确认识执法中“合法”与“合理”的关系,以合法原则为先;要求公安执法者在自由裁量权“度”的把握上应注重实现立法的目的、遵行公正公开原则的要求、考虑社会环境中正当的“情”与“理”。为保证公安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行使,应加强公安行政立法的严谨性和可操作性,强化公安执法者的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建立、健全有效的公安执法监督体系。

论治安行政执法中存在的程序问题、原因及对策

行政执法程序是依法行政的生命线。公安机关治安管理部门在实施治安管理行为时。应当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受到执法程序的约束。目前，治安行政执法中存在着诸多程序问题，我们应探求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思考相应的对策。

朱熹行政哲学思想的三重视域

朱熹行政哲学思想具有深刻的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意蕴。在本体论层面上,其以“理”为核心,确立了行政人格的性善基调;同时,其对理气关系的论述,为行政关系的固化和等级秩序的合法化提供了内在基础。在行政价值论层面上,朱熹以公为核心,阐发了理与公、公与私、公与仁之间的关系,确立了公的本体论依据、并划定了公与私的边界、明确了公与仁的实现路径。在行政认识论层面上,朱熹遵循“理一分殊”的逻辑,肯定了理在分布上的均等性与主体对于理之体认、践履的个殊性之间的二元分化,并指出了通过“即物穷理”而去除遮蔽,彰显人性中之天理、达致行政主体之人性彰明的路径。朱熹的行政哲学对于当代行政生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非公企业党组织发挥实质作用的策略选择——以温州的实践为例

实质作用发挥是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生命力的所在。目前,非公企业党组织的合法性不足,功能定位不清,工作方式不适应,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发挥受限等因素制约着党组织实质作用的发挥,党组织的力量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非公企业党组织必须在战略定位和策略选择上实现全面创新,把握非公企业党建的规律,增强对环境的应变能力和适应能力,以有效作为获取政治认同,确保在非公企业的权威和影响力。

公共行政：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统一——兼论过渡社会形式主义及其规避

西方公共行政的主要模式是建立在形式合理性基础之上的官僚制。但形式合理性有导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危险。这在过渡社会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必须促成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之间的统一,积极寻求行政的道德制约。

哲学视野下中国公共行政的理性思考——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与调适

本文通过探讨中西方在公共行政领域内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取向的分野,论述了公共行政中国本土化过程中价值理性所推荐的正义、信念、道德与工具理性所推荐的效率、责任,以及法律在公共行政中的冲突与表现。提出了公共行政价值理性的重塑,公共行政工具理性归位的建议,通过公共行政道德化的途径达到解决中国公共行政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实现二者的调适整合。

目的与手段:公共管理中的双重正当性分析

根据"脏手"与国家理性学说,公共管理活动对正当目的的诉求常常意味着要采用不正当的手段。但对目的正当性的片面追求无法避免目的本身被扭曲,从而使得公共管理失去目的与手段的双重正当性,它还可能导致公共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争抢同一道德制高点的伦理困境。现代公共管理必须追求目的与手段的双重正当性,其理论基础是一种立宪的国家理性,而其实践选择则是行政法治。

从行政征用制度看城市房屋拆迁

城市房屋拆迁是一种对城市房屋所有人的房屋及其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政征用行为。借鉴国外的法律制度,我国行政征用制度应以列举或排除的方法,对公共利益作出科学的界定,实行公共利益原则与合理补偿原则有机结合;通过司法介入估价,实行政府回避制度,由司法机关直接受理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房屋拆迁财产纠纷,使我国行政征用制度更加完善。

行政程序法治:低碳社会建设的重要支撑

推进低碳社会建设是我国推进生态可持续发展和落实国际公约减排义务的战略要求。在低碳发展的目标之下,生态环境保护、低碳社会建设和政府行政权力扩张实现了合流,依法行政和法治国家建设成为低碳发展的重要支撑。加强低碳社会建设中的行政程序法治,有利于规范政府行政权力的合理行使,有利于抑制腐败和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调动社会力量参与低碳社会建设,有利于在发展过程中解决困难和矛盾问题。我国低碳发展中的行政程序法治在形式上可以表现为单行法中的行政程序性规定,在内容上应当涵盖程序合法、程序公开、程序合理、程序平等、实质公正、告知与说明义务、程序参与等。这些具体制度对促进低碳社会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