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政府信息更正请求权之建构

信息化时代,个人信息包含个人市场信息和个人政府信息双重意涵,个人信息权利具有私权利和公权利双重面向。就权利基础而言,个人对于政府的信息更正请求是一种基于消极地位的防御请求权。就权利构造而言,个人政府信息更正权利的提出主体、是否记录不准确的判断主体,原则上均为本人。个人政府信息更正的内容应该区分事实与评价。信息更正的方式包括追加、更正和删除,其中删除标准不同于被遗忘权基于个人评价的主观标准,是基于事实是否准确的客观标准。个人申请信息更正无须实行公开申请前置主义,应由行政机关在审查更正申请时进行信息公开性的审查。就权利救济而言,应坚持更正申请前置,区分信息记录行为审查与行政行为审查,并允许法院在个人政府信息记录明显不准确的情形下作出变更判决。

行政强制隔离制度

强制隔离是传染病防治工作中一种常见的医学性行政强制措施,其实施直接影响着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格规制。现行法律对行政强制隔离的规范与机制设置尚有缺陷。透过对既有层面规则体系的梳理和辨析,基于自由与安全的价值考量,依据利益平衡、规范严密、程序周到的原则,对完善行政强制隔离制度提出构想。

公共管理视野下的证券投资者保护

传统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于全能行政监管者和无限监管资源的假设,采用融资准入对投资者实行无差别保护,已难以适应资本市场的发展需求。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应在整个证券投资过程中建立全民参与的投资者保护机制。其中,决策性的制度建设应分权给代表公共利益的行政监管者行使,确保其职能的独立和专业化;执行性的投资者保护工作应分权给一线的自律组织和金融中介承担,确保客户至上并避免利益冲突;保护主体应引入投资者的公共参与,引导其成为能动的自我保护者;公力救济要发挥行政执法的主导效用,兼顾其中的伦理性与经济性。以人人有权、人人有责的公共管理理念作为投资者保护的基点,《证券法》规范下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才能具有稳固的民意基础,实现繁荣昌盛。

美国证券市场投资者保护立法的历史演进及对我国的启示

投资者保护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持投资者信心,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促进资本积累、证券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美国证券市场经过多年发展,市场已经相对较为完善,投资者保护程度也较高,其中完备、灵活、有效的证券法律体系功不可没。通过回顾美国证券市场投资者保护立法的演进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美国证券市场立法的核心所在,以期对我国证券市场法律体系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证券法规制研究

《刑法》第176条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盛行于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为典型代表的民间非正规金融活动采取了刑事立法政策,但其效果并不彰显。研究表明,所谓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往往是一种资本市场创新行为,暗合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市场发达国家或地区证券法所认定的"投资合同"性质。因此,应该扩大我国《证券法》的证券定义,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界定为"投资合同",纳入到《证券法》规制的范围。在现阶段,可行的办法是明文规定"国务院认定其他证券"的标准,以行政力量推动市场创新;对于真正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亦应以民事责任优先于刑事责任为原则,加强对公众投资者的保护。

大数据时代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理念转变与制度构建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对以理性人假设为基础、以个人自决权为核心的现行个人信息法律保护框架提出了挑战,现行信息法律保护已陷入利益平衡困境、信息决策困境和系统性困境。归根结底,这些困境的出现源于现行个人信息法律保护框架采取的静态化个人本位保护理念,它与大数据背景下新兴的场景化社会本位保护理念存在错位。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应当从侧重个人本位转向侧重社会本位,从侧重个人利益异向转向公共利益导向,最终实现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人格利益的充分维护。

行政强制执行时间限制与拒绝给付禁止之制度解析——评《行政强制法》第43条

《行政强制法》第43条规定关涉的行政强制执行时间限制与拒绝给付禁止之规定透射出这样的利益博弈:公民权的保障与行政权的限缩、个人利益的凸显与公共利益的隐退。由此足以解读立法者设置该条的旨意。该种立法内容设计存在正当性瑕疵:从宏观上来看,存在与该法同一章节预置规则相冲突之嫌;从微观来看,内容设计之科学性不足。基于此,行政强制执行时间与手段限制的革新应以"抑公扬私"的立法理念为导向探求行政强制执行时间的限度;从法律依据、适用条件、程序设置等方面规制拒绝给付制度。

社会保障待遇追回中的信赖保护--以授益行政行为撤销与废止为中心

社会保障法主要通过社会保障行政进行相关待遇的给付,如果相对人不符合社会保障待遇给付的相关条件,则要对社会保障授益行政行为予以撤销或废止。在此过程中,中国社会保障立法并未完全贯彻信赖保护原则。在法理论层面,法之安定性、基本权利保护原则为信赖保护原则的基石,在社会国理念下,信赖保护原则在社会保障法中的重要性更加突显。在社会保障行政的过程中,须从信赖基础、信赖表现、信赖利益的保护等三个要件,判断社会保障行政相对人的信赖是否值得保护。在满足信赖保护要件的情形下,如果授益行政行为存在违法情形,其法律效果可从行政行为可否撤销、撤销或废止是否溯及既往失效及社会保障待遇给付的返还等三个方面进行调整。

社会保障志愿服务与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生志愿服务新农保分析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公法学院开展的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大学生志愿服务新农保活动表明:组织公共管理专业大学生参加志愿服务社会保障活动,能够全面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素质能力,有效解决公共管理类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实践环节薄弱的问题。有关部门应该积极构建公共管理专业大学生进行社会保障志愿服务的长效机制。

加强农村地区治安问题治理的实践与思考——以重庆市为例

农村社会环境已从原先的相对静态封闭状态向全面动态开放状态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农村滋生违法犯罪的空间也在扩大,原本积累的一些社会矛盾也日益凸现,农村社会治安形势面临严峻的挑战,给农村基层派出所带来了巨大压力。其要求公安机关坚持党政主导,部门协同,形成农村治安防控聚合力;充实基层警力,合理分工,强化保障力度和经费投入;加强农村群防群治力量,整合资源,推进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强化技防保障,加大投入,构筑农村治安立体防控网;开展重点整治,重拳打击,形成农村治安防控震慑力;加大宣传力度,形式灵活,调动农村治安防控主动性。

试论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之规制

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有其存在的法定条件,实务中往往存在不规范使用现象。各种客观、主观因素构成对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影响。有效防止权力滥用和保障公民权利,需要从制度和管理层面满足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合目的性要求,给其以必要的规制。

“疏堵结合、控制源头”的烟花爆竹管理模式

作者对北京市近年禁放烟花爆竹出现的反弹现象进行了分析 ,认为禁放出现反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单从燃放烟花爆竹习俗的传统性来看也是必然的 ;同时指出 ,单纯依靠公安机关的禁放执法已不能确保禁放的实施 ,也不能解决当前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作者根据民意调查的数据和结论 ,阐述了既要满足部分群众燃放的需求 ,又要将燃放造成的影响甚至危害控制在可以接受的程度这一普遍的愿望。在研究分析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现状的基础上 ,提出了“疏堵结合、控制源头”的思路 ,并着重指出 ,堵住非法、伪劣烟花爆竹流入是顺应民意的关键 。

论公安行政执法中存在的不作为问题

近年来,公民对民警行政执法中不作为问题的投诉呈逐年增加之势,在行政诉讼中,诉公安机关不作为的案件也明显增多。公安行政执法中的不作为侵害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损坏了公安机关的形象,公安机关必须切实防止和解决行政执法中的不作为问题。

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析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公安机关在新时期办理治安案件及处理相关治安问题有法可依。然而,在该法实施过程中,也逐步显现出立法上的一些不足。文章针对该法在立法上与实践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解决对策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与分析。

公安行政执法中的人权保障问题分析

公安行政执法中侵犯人权现象表现在:"临时民警"违规执法事件时有发生;证据意识不强、取证不及时;公安行政执法中的不作为;公安行政处罚中的不规范执法;劳动教养、收容教育中侵犯人权的现象较严重。为加强公安行政执法中的人权保障,应规范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方面的立法;树立人权理念,强化程序、证据意识;健全公安行政执法的监督机制;完善公安机关的人事、培训制度。

湖南省城市居民小区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调查报告——以长沙市城市居民小区为参照

文章以长沙市城市居民小区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调查情况为参照,分析了当前湖南省城市居民小区治安形势的基本状况,认为当前城市居民小区的治安状况不太乐观,治安防控体系虽然有了一定的规模,但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小区居民治安防范意识还比较淡薄,居民参与治安防范的积极性还不是很高,小区治安防控体系不够完善,治安防范的硬件建设不是非常的齐全,管理不是十分到位,而且一些社会外部因素也对小区的治安状况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要消除上述问题,必须以社区警务建设为龙头,全面推进居民小区治安防范工作;充分发挥居民小区社区管理机构的管理组织功能,促进安全文明社区建设;加强小区的各项硬件建设,完善小区自我防范功能;提高居民的自我防范意识和维护社会治安的参与意识。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概念的反思与重构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是指违反社会治安管理类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产生治安行政法律义务(责任)的行为。其违法主体与责任承担主体并非一致,责任承担方式也非仅行政处罚。行政处理方式的多样性可以促进治安行政执法理念由惩罚性治理向综合性治理转变。

人权保障语境下的行政行为选择自由——以公共行政民营化为例

行政行为选择自由是行政法学在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的最新成果,有着充分的公法保障和私法基础。而作为公法领域私法化特例的公共行政民营化,与行政行为选择自由相互交融,二者以人权保障为契合点,是人权保障在行政法学领域中的新路径。

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有之义

治安管理外延的不确定性,警察职权的广泛性,治安管理范围的复杂性和公安机关刑事、行政执法功能的交叉性,导致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概念存在外延扩大化。应以现行法律法规为基础,赋予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明确的定义,对于贯彻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基本原则十分重要。

公私合作行为的行政法实证分析——以“治安承包”为中心考察

现代行政国家行政任务不断增加,行政机关为完成行政任务,不得不同私人部门合作,公私合作兴起。公私合作行为是弥补公私合作背景下传统行政行为形式的不足而孕育产生的一种新型行政行为,主要体现为行政契约和私法上的契约。通过对"治安承包"这种典型的公私合作行为形式进行行政法实证分析,以期考察公私合作行为的法律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