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援助中的有效辩护——基于法律援助与委托辩护的对比性分析

法律援助与委托辩护在发生基础与价值导向上存在根本差异,因此有效辩护的侧重及实现亦有所不同,应分别探讨。委托辩护以民事合同为基础,以利益为导向,其中有效辩护的界定应是“令委托人满意的辩护”,在信息公开的条件下依靠市场自发调节可以实现。法律援助是以政府指派为基础,以义务为导向,其中的有效辩护应界定为“尽职尽责的辩护”,实现路径需依靠政府的有效监管,并对法律援助相关制度予以进一步的完善。

经济困难公民刑事法律援助的数字化赋能及实现路径

经济困难公民刑事法律援助是我国社会救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社会扶危助困与公平正义。数字化赋能是对大数据、移动智能和电子政务机遇的把握,既有技术和信息优势,也存在信息壁垒、专业化等劣势,还面临网络安全风险的挑战。为了解决经济困难公民刑事法律援助中的机制和质量问题,应联系实际采用数字化赋能路径。数字化赋能的实现路径以专项人工智能项目和政法信息互通平台为基础,通过完善程序机制,明确质量标准,达到机制高效顺畅、管理便民惠民;同时注重法治建设,增强合法性和安全性。

美国公设辩护人制度运作机制研究

公设辩护人制度是美国刑事法律援助的主要实施机制。从实际运作来看,公设辩护人组织多设置于人口稠密地区,建构在联邦和州(县)两个层次上,主要隶属于行政分支,运作经费以州(县)政府拨款为主。公设辩护人的任用、薪水及兼职问题都富有争议。公设辩护人制度受案范围由贫困与案件性质双重标准确定,服务于所有刑事程序阶段,常采纵向代理方式。公设辩护人应遵守律师职业行为规范。从运作机理上分析,保证辩护质量、维护独立性、控制成本、实现司法正义等因素,构建了美国公设辩护人制度运作机制的多元模式。

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

加入WTO使我国刚刚起步的法律援助事业面临更大的挑战,要将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构建成为既 能适应WTO规则的要求,又切合我国的国情实际的人权法律保障制度,应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 政府的财政预算,建立法律援助公职律师制度,并通过制定统一的《法律援助法》对法律援助的相 关问题予以明确。

有效援助论

法律援助制度运行成功与否,以其所提供的法律援助是否有效为衡量依据,而有效援助的实现应以法律援助质量保障体系为后盾。在借鉴各国有效援助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不断完善法律援助的质量保障体系,即确立有效援助的标准,以高素质的法律援助提供者为依托,在法律援助监督机制的保障下,充分利用法律援助的经费。

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研究

以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为标准来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势在必行。首先,应该扩大制定辩护的适用范围;其次,增加除人民法院以外的指定辩护的机关;同时,在明确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同时要求其保证资金来源,并建议在全国高校法学专业开设"诊所法律教育"课程,为社会提供法律援助。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与转型——以构建公设辩护人制度为切入点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从无到有,从一般设想迈入法制进程,规模不断扩大,使越来越多的弱势群体受益。纵览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十余载的发展沿革,法律援助机构逐步健全,法律援助队伍不断壮大;法律援助案件数量上升,受援人数增加;国家资金投入加大,法律援助制度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然而,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数量和比例却呈下降趋势,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低、刑事法律援助质量无法得到保障。在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刑事法律援助相关条文加以完善的基础上构建公设辩护人制度,或许是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发展与转型的一大契机。

“政府购买”能否实现刑事法律援助服务绩效?——基于FCE法和TOPSIS法对S省的分析

随着地方政府购买刑事法律援助实践的发展,购买成效如何、购买效果如何得到保证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议题。现行评估模式停留于政府直接供给模式下对服务商单一主体服务质量的“事后”评估,尚难实现购买机制下对地方政府购买刑事法律援助服务绩效的完整评价。从地方政府购买全流程出发,综合考量多重委托代理下“购买者—生产者—接受者”三元主体的绩效感知与表现,通过扎根理论质性分析方法及德尔菲法构建全流程、多主体的地方政府购买法律援助服务评估模型。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FCE)和优劣解距离法(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TOPSIS)的S省购买绩效评估结果显示:地方政府购买总体绩效尚可,呈现“基本动作”规范、“自选动作”有待加强的特点;通过“政府购买”能够实现较好的服务过程绩效、服务回应性和社会效益,但服务满意有限;地方政府的购买绩效不足为主要薄弱环节;“充分竞争”不是绩效实现的必要条件。完善购买方案、促进购买价格与市场接轨为绩效改进的首要着力点。

论构建始于侦查程序的公设辩护人制度

构建始于侦查程序的公设辩护人制度,重拾国家法律援助义务,矫正辩护服务过度商品化带来的正义偏离,才能最终实现全民法律援助的均等状态。实证研究数据表明,在我国构建始于侦查程序的公设辩护人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在此过程中,须进一步厘清公设辩护人的性质、援助案件的范围,适用案件辩护人的审查方式,公设辩护人的组织体系等诸多争点。

论线上法律援助服务机制的构建——以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切入点

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我国仍欠缺规范化与机制化的线上法律援助服务体系。基于此,有必要先行从理论层面明确构建线上法律援助服务机制的正当性,进而厘清相关构建的司法维度。以此为依托,能够有效实现对现有线上法律援助服务资源的审视与整合,进而为线上法律援助服务机制的重构提供指引,以期保障特殊环境下公众的法律援助获得权以及法律援助服务的不缺位,推进法律援助体系与服务能力的现代化。

美国公设辩护人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兼论我国公设辩护人制度的构建

美国是目前刑事法律援助运作最有效率的国家之一,其健全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为美国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工作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特别是公设辩护人制度,作为美国刑事法律援助的重要手段,为实现经济困难的被告人的辩护权提供了切实保障。在评介美国刑事法律援助体系之公设辩护人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有的刑事法律援助体系,构建我国公设辩护人制度,将其作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手段之一,实行多元化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使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事业变得真实有效,进一步完善我国司法保障体系。

论我国指定辩护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指定辩护制度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宗旨在于帮助一些特殊的被告人行使其法定的辩护权。这对保障这些被告人的权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该制度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存在诸多的不足和制约因素,从而影响了其功能的有效发挥。我们应对这项制度认真研究,并逐步加以完善。

检察机关全面提供证据的问题研究

有罪证据、罪重证据与无罪证据、罪轻证据均从不同角度反映案件事实,检察机关在侦查、起诉阶段应当搜集、提交有罪证据、罪重证据,也应当搜集、提交无罪证据、罪轻证据,即全面提供证据须成为新时期检察机关处理公诉案件应尽职责。通过对检察机关搜集、提交无罪证据、罪轻证据正反两个价值取向的法理分析及释疑,不难看出,检察机关搜集、提交无罪证据、罪轻证据符合新时期法治发展要求,需要法律制度上地支持与衔接。

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研究——以激励机制为视角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的修订实施,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有了法律保障。但是,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却在现实中遇冷。实践中,社会组织面临的工作与资金压力很大,同时,原告胜诉奖励制度缺失,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基金制度也不完善,这就需要有与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相衔接的多种法律激励机制。首先,要设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基金制度,完善诉讼费用减免措施,加强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基金的管理,明确基金的申请规则与支付要求,重视对基金的内部和外部监督;第二,要创新律师收费制度,健全法律援助制度;第三,要对起诉主体加强安全保护,进一步改革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费的收取方式。

公设辩护人制度探析

现代刑事诉讼法制追求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注重强化权利保障。人们愈来愈重视公民权利与国家追诉之间的力量平衡，努力优化公民权利。但在公、检、法这些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主体的压力下，公民仍是弱势的一方。本文从我国司法现状出发，以我国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入手，论述刑事诉讼辩护率低、辩护质量差的原因，并且对比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状况，提出构建我国公设辩护人制度的具体建议，考量在实践中可能遇到的诸多问题，为构建独立的公设辩护人制度提供自己的一些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