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预期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动态关联性——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发现,货币供应量变动引起公众收入预期和价格预期的同方向变化;名义利率变动引起公众收入预期的反方向变化,对公众价格预期的影响很微弱。对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预期波动,央行货币政策的响应是迅速的。针对当前的经济下滑,货币政策应采取适度调低名义利率、继续稳定货币供应量的政策,有利于提振公众收入预期,并防止公众高价格预期;应以宽松货币政策为辅,积极财政政策为主。

货币政策结构变迁与宏观经济稳定——基于TV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包含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指标的包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向量自回归(TVP-VAR)模型,实证分析中国货币政策变迁与宏观经济稳定之间的内在动态响应机制。研究发现:通货膨胀冲击在短期内对产出具有促进作用,而长期看对产出的影响十分微弱;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具有显著的时变性;积极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和降低利率)在短期内具有真实效应,而长期来看缺乏持久性影响;中国货币政策存在短期利率上升导致长期利率下降的"利率之谜"现象。

基于VAR模型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与存量的对比研究

以社会融资规模为研究对象,建立了VAR模型,通过其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比较了在不同经济情况下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和存量与我国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并对它们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了对比研究。

基于金融创新的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实证研究

金融创新的发展影响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方法分析金融创新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具体影响、金融创新影响下货币供应量是否还适合继续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等问题。研究发现,金融创新影响了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可控性以及货币供应量与最终目标之间的相关性,但是目前我国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可以继续使用,货币供应量M2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效果优于货币供应量M1。

货币政策调控、公众学习与中国通胀预期的演变

本文以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为框架,结合我国综合运用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现实和公众学习机制,探讨我国通胀预期的演变。研究发现:我国通胀预期的形成是货币政策、通胀目标和公众学习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我国对通胀目标采取顺周期调整,舒缓了外部冲击对货币政策的压力,在保持货币政策相对稳健性的同时,造成了通胀大起大落的变化周期;公众学习对通胀预期形成的影响受货币政策工具类型、反通胀立场、政策可信度的影响。我国在管理通胀预期过程中应明确构造以通胀目标为代表的名义锚,借助中央银行的沟通渠道,提高其透明度,通过反通胀实践,改善其可信度,以降低公众的预期形成偏差,引导公众形成与政策目标一致的通胀预期。

社会融资规模的引入与货币政策协作型管理的实现框架

由于经济社会的融资结构和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央行引入社会融资总量指标作为货币供应量指标的有益补充。但是,金融监管资源在部门间、中央与地方间条块分割的体制性障碍,制约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影响整个货币政策管理的转型。运用协作型公共管理理论进行分析,认为应建立和完善两个层次的协调机制和央行与地方政府间的协作制度,完善社会融资规模指标体系和货币政策决策组织系统。

中国不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传导机制有效性对比分析

本文应用异方差时变参数模型(SV-TVP-VAR)对2002年6月至2016年8月间我国数量型和价格型两种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传导机制的有效性进行了对比分析。主要结论包括:首先,这两种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与我国工业增加值等实体经济因素的关联性均随时间推移而逐步增强;其次,受其自身冲击的影响,短期利率的波幅较大,但利率期限结构正在逐步完善,短期利率对中期利率以及中期利率对长期利率的影响程度随时间增强;再次,就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之间的影响关系来看,利率对货币供应量比货币供应量对利率的影响显著。

中国货币政策效应时滞的实证分析

笔者运用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析法,利用2004年至2010年的月度数据对我国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效应时滞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货币政策无论是对国内总产出还是价格水平的影响均存在一定的效应时滞,并且货币渠道对产出和价格水平的贡献大于信贷渠道。

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时变特征研究——基于社会融资规模的TVP-VAR模型检验

本文通过建立TVP-VAR模型,采用2003年一季度至2019年四季度的季度数据,从社会融资规模的总量和结构的双重视角绘制等间隔脉冲响应函数和时点脉冲响应函数,分阶段探讨货币政策传导至金融市场、金融市场传导至实体经济的时变特征。分析结果表明,社会融资规模中间目标的合理性逐步凸显,货币政策对其调控愈益有效;从总量上看,社会融资规模的扩大具有正向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货币政策传导的时滞效应;从结构上看,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仍具有较强的替代效应,直接融资能够更有力地促进经济繁荣。据此,本文提出了提高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货币政策的二元传导机制——“两中介目标,两调控对象”模式研究

本文利用1998年1月到2006年6月的经济金融月度数据,主要运用VAR模型对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传导渠道进行实证检验和理论分析,发现:(1)货币供应量M2是货币政策的重要指标,它对经济变量的解释(预测)能力远高于其他货币变量;(2)货币供应量M2对工业增加值和CPI作出系统性的反应,且M2新息是由央行决定的,表明货币供应量M2是货币政策中介目标;(3)我国基本不存在货币传导渠道,主要的传导渠道是银行贷款,信贷规模是事实上的中介目标,直接调控经济,并引导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因而,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实际上是两个——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M2,这种调控模式在1998年前后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4)两个中介目标调控不同的领域:信贷规模主要针对实体经济,货币供应量主要针对金融市场,这是我国央行的一种现实选择,央行也较为成功地实现了两者之间的一致和协调。上述结论对于货币政策实践是有意义的,表明我们更应关注信贷规模指标并以此为核心来调控经济。当然,这种货币传导模式存在缺陷,只是阶段性地起作用。从未来的发展模式来看,要采用包含更多信息的利率作为政策中介,其前提条件是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

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联性

我们使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对货币中介目标中的结构性扰动进行分离和识别。我们分别描述和检验了1993年1月至1997年12月的信贷规模中介目标和1998年1月至2007年12月的货币供给中介目标。通过具体检验发现,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与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具有显著的关联性,货币政策冲击的作用机制和货币政策效应依赖经济周期的具体阶段,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转变是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

中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状态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98年1月~2018年9月的月度数据,使用VAR模型研究了目前中国利率传导的状态,发现相对于货币供应,市场利率对宏观经济变量的解释力更强,利率已经是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渠道。同时,利率传导的敏感度与速度在货币-证券市场之间、证券-信贷市场之间都比较高,信贷市场的利率对货币市场的利率有单向影响;但是利率通过信贷市场向消费的传导存在阻滞,向产出和投资的传导效率在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