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群体性损害救济程序之反思与修正——以扩散型损害为中心

现代型消费者纠纷的特点在于其损害具有连续性、细微性及扩散性,企业经营者的违法行为所致扩散型损害,不仅攸关个别消费者的损害赔偿,更因消费者人数众多导致在社会层面上影响甚巨。目前的消费公益诉讼仅支持不作为之诉,无法满足以受害者众多且分散以及损失微小为特征的群体性纠纷的需求,共同诉讼与代表人诉讼在适用上又有种种缺陷。基于现代型诉讼的需要,应当赋予消费者保护协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资格,当损害额难以确定时,以选择加入制为主提起代表人诉讼;当损害额能够确定时,以二阶段制为主提起消费公益诉讼。

消费者权益的司法救济困境——以民事公益诉讼为视角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公益诉讼制度,在消费者分散难以提起集体诉讼的情况下,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法律途径。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较少看到有影响力的消费公益诉讼案件。针对这一现象,本文从制度设计和司法实践两方面分析了相关成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推动民事消费公益诉讼制度实施,并进一步完善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其他诉讼制度,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提供法律保障。

论互联网用户消费者权益之保护

根据互联网与传统市场的关系,互联网市场划分为互联网基础市场和互联网交易市场。互联网特性使互联网服务商和经营者具有自然垄断性并损害广大不特定消费者的权益。互联网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在现行私法制度下存在局限,应当依靠公法制度特别是完善反垄断立法来实现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应当建立独立统一权威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实施举证责任倒置、加大法律责任及并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实现对互联网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保护。

国家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实现机制

保护公民权利是国家的基本责任和义务,消费者的弱势地位决定了需要对其进行专门的倾斜保护。从立法规制来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公共利益为立法本位,以惩罚性赔偿为调整手段,以消费者权利为立法内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已经比较完善,但消费者权益保护仍面临诸多困境,究其原因就在于执法不力,国家尚未担负起相应的职责。应加大消费信息披露力度,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加强消费监管联合执法、协同执法,强化监管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加大消费监管力度,接受投诉后持续跟进。同时,要创新消费者权益保护司法机制,建立健全公益诉讼、集团诉讼、小额诉讼等特殊程序规则。

消协组织公益诉讼的实践检视与进路优化——16起案件的实证

我国省级以上消协组织通过公益诉讼的维权新方式初步构建了消费维权从分散到整体的基本进路,推动着公益诉讼司法规则的变迁。但因消协组织自身发育不良、省级以下消协组织公益诉权缺失、诉讼规则存在缺陷、诉讼成本高等因素的影响,立法预设的功能未充分体现。应当在厘清消协组织法律定位的基础上,通过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融合发展、加强消协组织公益诉讼能力建设、构建惩罚型公益诉讼、设置诉前程序及创新公益诉权处分规则和执行规则等方式优化消协组织公益诉讼制度。

商业活动中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属性与保护

在商业活动中,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是一项兼具人格性和财产性的综合性权益,应当作为一项新兴权利予以保护。因为其具有的人身唯一性、高度敏感性、损害后果严重性、侵害隐蔽性等特征,所以个人生物识别信息需要给予倾斜性保护。经营者收集使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要坚持做到:目的必要、最少收集,手段必要、最小收集,时间必要、最短维持,安全必要、最小损害。鉴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侵权纠纷影响的规模性和广泛性,在侵权纠纷司法案件的审理中,应该对经营者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对损害认定不要求实质性损害或者严重精神损害,倡导采取检察公益诉讼方式进行保护。公共利益的判断,要考虑4方面因素,即涉及人数的众多、组成人员的不特定、利益的普遍性和人的基本生存发展需要。在以大数据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发展中,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在商业方式、技术、商品等方面存在信息不对称,影响着市场公平经济秩序的有效运行,因此需要对经营者“限权加责”,对消费者“增权加益”。

关于消费公益诉讼的思考与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草案)》拟设立消费公益诉讼制度,赋予消协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职能,这是对《民事诉讼法》的响应,也是对消费者权益保护诉讼的重大突破。建立健全消费公益诉讼制度可以更好地发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作用,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检察机关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困境与制度重构

检察机关运用公益诉讼手段保护不特定消费者利益,符合消费维权的现实需求和新时代检察机关的法律定位。完善公益主体制度、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健全消费维权新机制是检察机关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价值追求。由于法律制度供给不足,检察机关在诉讼中存在法律地位不明确、受案范围狭窄、诉讼启动标准不明确等困境。今后应当在厘清检察机关与消协组织、行政机关、法院等消费公益保护主体之间互动关系的基础上,定位好检察机关的角色,并对检察机关的身份、受案范围、诉前程序、起诉制度、监督制度、保障制度等具体制度进行完善。

中国消费者权利保护现状研究——以联合国《保护消费者准则》为基准

198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保护消费者准则》,该准则是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长期研究磋商制定出的一套保护消费者的国际准则。基于《保护消费者准则》提出的七大权利,即安全权、经济利益保护权、知情权、受教育权、赔偿权、结社权和可持续消费权的维度,结合全国26省(自治区、直辖市)48地区调查的实证数据,能够客观分析中国消费者权利保护的现状。调查表明,中国消费者对权利保护关注度很高,对安全权总体感受一般,在食品和药品领域安全风险最大;对低市场化行业的经济利益保护权保障不够;消费者更多相信政府披露的信息,对媒体披露的信息认可度很低;维权途径、程序复杂、耗时过长成为赔偿权难以保障的主要原因;消费者对自然资源可持续消费的信心不足,可持续消费权受到一定阻碍。加强中国消费者权利保护,当前应当重点加强食品和药品领域的安全权保护;建立"小额诉讼制度",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创设"消费公益诉讼制度";加强消费者维权知识的教育力度;促进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社会化发展。

论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惩罚性赔偿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实体法理论基础是惩罚性赔偿的制裁与威慑功能理论,程序法理论基础是诉讼担当理论。适用惩罚性赔偿应当遵循合法性原则、审慎原则和适度原则。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定,应当以法定倍数赔偿标准为基础,综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过错、造成后果、获利情况、经济承担能力、将要承担的其他财产责任等进行综合考量,确定相对合理的惩罚赔偿数额。

网购合同协议管辖条款纷争化解路径探析——从优化营商环境之诉源治理视角

在电子商务迅速发展的今天,格式合同因其简单、快捷的特点得以广泛适用。与此同时,格式合同中有关协议管辖条款的效力争议问题在逐年增多,且相应的司法裁判尚未统一。因此,有必要寻求消费公益诉讼与协议管辖格式条款争端问题的契合点,推动消费公益诉讼制度在该问题上的广泛应用。在引入该制度的过程中,需适当增加消费公益诉讼程序启动的法定主体,推行格式条款协议管辖的“黑名单”制度,并对格式条款公益诉讼的溯及力规范予以重构,从而化解网络购物合同之协议管辖权分歧,实现经营者与消费者的良性互动。

论我国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之构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涉及到公共利益的如环境污染、侵害消费者权益、侵犯受教育权等问题层出不穷,法学界对公益诉讼的立法呼声不断高涨,司法实务界对公益诉讼也进行了各种试点,最终被纳入《民事诉讼法》,但关于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过于概括,不具有可操作性。笔者希望以已有的民事公益诉讼实践为基础,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消费者公益诉讼相关配套制度构建提出自己的见解。

反不正当竞争公益诉讼: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另一途径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现象频发。为更好地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考虑到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尽管规制虚假和引人误解的宣传行为,但着重保护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等具体权益,且在起诉资格和诉讼范围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无法为遭受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的消费者提供有效救济,而行政执法机关可能会由于成为规制俘虏或消极不作为,难以为消费者提供有效的行政保护,加之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不特定消费者权益就是损害公共利益,通过公益诉讼规制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契合反不正当竞争法宗旨,且能获得立法支撑,可将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运用到反不正当竞争领域,通过反不正当竞争公益诉讼对不正当竞争行为予以规制。反不正当竞争公益诉讼的实施应遵循法治原则,从实施路径看,考虑到即时修法不具有可行性,可通过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来进行规定;从受案范围看,要结合反不正当竞争公益诉讼的类型具体界定;从启动标准看,可以消费者整体利益是否受损作为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指征,应根据不确定多数人理论判断是否构成大规模消费者权益受损;从提起主体看,检察机关、公民、公益性社会组织可根据诉讼类型,对经营者不正当竞争、行政机关限制竞争或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而致使不正当竞争发生,侵害不特定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提起民事或行政公益诉讼。

消费公益诉讼惩罚赔偿金归属研究

有关消费公益诉讼惩罚赔偿金应当归国家所有还是归广大受害消费者所有的认识,须回归到惩罚赔偿金性质与功能进行检视。目前司法实践中判决惩罚赔偿金缴交国库的做法,有违惩罚赔偿金的基本性质与功能,且难以对广大受害消费者进行赔付。鉴于惩罚赔偿金所具有的民事责任性质,不法商家应当对广大受害消费者进行赔偿,且惩罚赔偿金应当归属于广大受害消费者所有。从伦理与法理的角度上看,惩罚赔偿金归广大受害消费者所有并不存在鼓励贪利思想以及引发滥诉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应当尽快对惩罚赔偿金的归属、支配、管理及使用做出明确规定。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程序设置之完善建议

完善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已成为当前迫切任务，而诉讼主体范围、举证责任分配和防止滥诉已成为核心问题。为顺应新的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主体范围应当扩大；应当在特定情况下把举证责任规则由一般规则改变为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进行诉讼费用制度改革，可适用减免诉讼费用或缓交费用；建立行政救济途径前置程序，要求用尽一切救济权利原则和在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中规定侵权责任制度。

新“消法”对消费者公益诉讼限制性适用之评析

2013年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增加了关于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立法者对该制度做了一系列规范性的限制。该规定在防止滥诉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消费者公益诉讼功能的发挥,妨碍了消费者利益的有效救济。在此背景下,不妨考虑对消费者公益诉讼进行非规范性的限制,即通过完善传统的私益诉讼等其他救济路径,间接限制公益诉讼的适用。该做法既不影响公益诉讼的适用,又有利于其他维权方式的进一步完善,从而推动消费者维权制度的发展。

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问题研究——基于16例公益诉讼判例

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则指引,在消费公益诉讼案件中,法院对公益诉讼原告是否具有惩罚性赔偿请求权,惩罚性赔偿金的性质、计算与归属等问题的审理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差异,造成了司法实践的混乱。我国应当在消费公益诉讼中设立独立型惩罚性赔偿请求权,以新设权利模式为基点理顺惩罚性赔偿金计算、归属与处理的运行逻辑,并通过立法明确具体规则,以此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的惩罚与威慑作用。

消费公益诉讼之原告资格多元化

消费公益诉讼作为一种新型的以维护不特定多数消费者权益为核心的诉讼模式,具有独特意义,消费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作为起步条件又影响了消费公益诉讼可以发挥的价值的大小。但我国目前法律规定的原告资格范围过窄,法律条文过于简单,仍存在一定的法律空白。为了从源头上保证消费公益诉讼发挥实质效果,消费公益诉讼原告应向多元化发展。总体来说,首先应扩大原告资格的范围,应使公民个人、市级消协和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为宗旨的社会组织获得原告资格,但注意不宜将行政机关纳入原告范围,同时应完善检察机关的公益诉权;其次在原告资格扩张的基础上制定相关的配套措施来平衡激励起诉和制约滥诉的关系,并完善多元原告之间的协作机制。

“魏则西案”的公益诉讼主体视角探析

魏则西案的持续发酵使之迅速衍化为具有不同影响力的公众事件,个案背后隐含的公益侵害事实成为该事件引发社会共鸣的直接动因。基于诉讼学科的观察,从公益诉讼的角度剖析'魏则西案'的曝光、发酵、法律程序运作与事件后续影响的全过程,通过'公益维护三要件'学说来为受害者们提供公益诉讼的法律理论支持,解析我国类似'魏则西案'的公益诉讼启动的主体范围及缺陷,特别是公民个人公益诉讼主体适格性的缺失,给公益诉讼的启动带来的实践困境,在对'魏则西案'的公益维护主体适格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推导出公益维护的基本路径,对应提出我国公益诉讼主体的制度性构建措施。

消费民事公益诉权行使顺位研究

2017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确立了法定机关与社会组织享有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优位性,检察机关则扮演“兜底”角色。然而,在实践场域中,公益诉权行使的实际状况却与其规范配置大相径庭。此种背离,不仅导致诉前程序空转,冲击程序法的规范性,而且使得内嵌于诉权配置规范之中的“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公益主要代表者”之意旨实现受阻。于教义学视野下,消弭诉权配置规范与实践间抵牾的可能路径主要包括:一方面,消除羁绊消协等社会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客观障碍,激活其起诉的主观动力;另一方面,助推诉前程序规范有效付诸于实践,抑制检察机关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过剩动力,明确检察机关“支持起诉”与“法律监督”角色。如此,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安定性与体系化方存实现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