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融监管规则的司法考量

金融纠纷的审理需要裁判者考量金融监管规则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私人自治。金融监管规则包含大量代表公共权力行使的公法规范,司法考量监管规则的场域主要是民商事案件裁判。基于公私法秩序交融的必要性,司法裁判可遵循利益分析框架,查明监管规范目的,综合考量规范目的重要性、司法认定是否有违规范目的、交易本身违法程度、民事否定评价必要性等因素做出最终认定。以争议较大的违法合同效力认定为例,合同无效的实质认定要件是严重损害公序良俗。在形式认定要件方面,如果低位阶金融监管规则获得明确上位法授权、属于上位法规则的具体化要求、提供效力认定的技术标准,这些规则也可以成为合同无效的说理依据。裁判者应慎重对待金融监管规则在民商事案件中的适用,以调和国家管制与私人自治之间的抵牾。

事业单位人事争议解决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针对当前事业单位人事争议解决在法律适用上横跨多个部门法,存在认定偏差、程序混乱、同案异判等问题;认为人事争议解决中法律适用混乱、相关法缺失、行政思维冲击等是造成问题的主要原因;建议按照事业单位的分类及性质,对人事争议解决的原理进行修正;对其法律适用进行分层调整,加快构建事业单位人事争议解决的多元机制,提高争议解决的质量与效率。

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管理问题与规范对策

聘用制是事业单位以合同的形式确定与职工基本人事关系的一种基本用人制度。完善聘用合同管理规范,是实施聘用制度、建立事业单位人事制度体系的前提和基础。聘用制改革以来,我国聘用合同规范主要存在《劳动合同法》在事业单位如何适用定位不清,《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关于聘用合同管理的规定较为简略含混,地方聘用合同管理规范与政策冲突,聘用管理实践失范等问题。应按照搞活用人机制的人事制度改革目标,遵循人事关系调节的法理原则,合理确定劳动法规在事业单位的适用范围和程度,促进聘用管理中公共利益与职工利益的平衡的思路完善聘用合同管理机制,根据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存在的订立原则、期限、人事关系建立时间、试用期、必备条款和约定条款、履行、监管等方面的特殊情形进行调整和规范。

试论公法合同的契约基础--以公法与私法的关系为中心

合同机制亦可运用于公法领域,并受到法律较为严格的约束。当公法缺乏相应规定时,可类推适用私法规范处理公法合同相关问题。作为公法与私法融合的产物,公法合同对传统的公法与私法划分的二元结构造成冲击,在坚持公法与私法分立的基本框架之下,应对公法与私法之间的严格区分进行修正。

公用事业公私合作合同的法律属性与规制路径——基于经济法视野的考察

公用事业公私合作合同是国家规范公用事业公私合作活动的重要法律工具,具有经济法的属性,应接受公法与私法的双重规制。就公法规制来说,政府应保留一定的公权力,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同时,私人部门也应承担一定的公法义务,其部分私权利要接受公法的限制。就私法规制来看,主要体现在基于契约精神对政府公权力进行限制,并要求政府承担相应的合作风险,以及在违反合同义务的时候,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

论我国民法上的公共利益——以合同法为中心

公共利益在法律上是一个开放的不确定概念,相当于传统民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则,具有一般条款的性质,属于"法内漏洞"。对于这一漏洞,必须根据宪法所确立的基本权利(对第三人的效力)来填补。合同法和物权法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方式和着眼点是不同的。在合同法上,公共利益的类型化既不必要,也不可能。但在物权法上,公共利益的类型化既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反托拉斯法:契约的死亡还是契约的再生?——美国Stolt-Nielsen案之反思

由于公共政策对契约法对象的系统性"掠夺",有些契约进入反托拉斯法域;由于公私法身份区别,契约在反托拉斯法域似乎已经死亡。这种死亡之象主要来自:契约理论导入反托拉斯法存在三大障碍、合意产生的不能及成文法的介入。拨开死亡假象之云雾,Stolt-Nielsen案不是契约在反托拉斯法域再生的契机,而是契约没有死亡的征兆及对合意保护的庄严宣言,可以说,承诺制度已成为反垄断纠纷解决的主要方式。伴随柔性执法方式的推广,契约在反托拉斯法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高校监察制度模式设计探索

国家监察法颁布实施后,高校的管理人员依法被纳入国家监察"全覆盖"对象。监察对象的极大扩展使高校监察体制面临改革压力。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深入推进背景下,针对高校监察工作中存在的体制不顺、权威性、实效性不够等问题,提出增加契约标准划定国家监察对象范围、建立健全派驻制度、加强纵向监察领导体制机制、强化行业监察等改革措施,探路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监察体制的近景和远景顶层制度设计。

论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的法律定性——兼议公共服务供给的私法机制

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是公用事业民营化的基本形式。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合同法律属性是一种带有公法因素的民事合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权的内容、运行及救济虽然具有一定的公法特征,但是本质为一种无形财产权和独立的法人经营权,并且是一种民法上的"准物权"。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的私法属性凸显传统公共服务领域公法主治的偏颇,应充分运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私法机制,并坚持公平竞争、平等原则与信赖保护、诚信原则等私法观念对公用事业特许经营中行政特权的限制。

社会法视阈下公立高校教师法律地位探讨

高校人事制度变迁导致公立高校与教师法律关系性质的转变。教师法律地位由"国家干部"的公职属性向市场契约化转变,并同时具有私法上"劳动者"的双重特性。法律地位决定了教师教育活动中权利配置与义务履行的实际状态,也明确了教师权利救济的有效途径。基于此,社会法作为第三法域结合了"公法"与"私法"的属性,并融合了高校教师法律地位双重特质。本文尝试以社会法理念为视角,将公立高校教师界定为"特殊劳动者",通过教师法律地位遵循的基本原则、利益观、权利观及人事争议立法调整模式进行厘清与解构。

论私法公法化的逻辑本位及其限度

在"全面依法治国"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时代语境下,促成中国法文化由传统的国家公权至上向以发展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私法文化范式转换,已成为推进中国当代市场经济法治建设之前提预设。市场经济的核心要义是契约自由,从法的本质看,私法承载着保障市场契约自由之法益功能,私法是驾护市场契约的本位之法。然而,过分强调主体自由,无益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崇尚契约自由的市场经济不可能表现为传统私法独木自支,它必须辅之以现代公法的有形之手。于是,作为对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洽和的制度调适,私法公法化将成为完善私法之重要内容。从世界私法发展实践看,将具有公法属性的强制性规范植入私法体系内部,已成为私法公法化的立法惯例。从司法实践角度看,将这种"强制性规范"界定为一种"概括性条款",不仅具有说服力,更具现实指导性。本文认为,将违反公序良俗作为对这一概括性条款的司法回应,并将其作为私法公法化之限度,是以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为核心取向的法治秩序得以确立的应有之义。

民初大理院援用习惯之考量因素探析——以《大理院判例要旨汇览》(1912-1918)为主要考察文本

为了使判决结果更加符合国情民意,在司法过程中必须考虑对习惯的援用。民初大理院的具体做法可以从其不定期颁制的《大理院判例要旨汇览》中窥见一斑。在援用习惯时,大理院通常会依次从强行法有无明文规定、当事人之间有无合法有效的契约、该习惯是否确实存在并且善良三方面加以考量。而对于商事习惯,大理院的态度则更为积极、肯定。这些无疑都是当下司法领域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

论行政合同的法律适用

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管理手段,行政合同是行政权扩张和现代公共行政兴起的结果。行政合同在性质上表现为行政性与契约性、公法性与私法性、行政性与民事性的结合,在法律适用上则表现为行政实体法与程序法、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混合适用与选择适用。解决好行政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既要遵循行政法、民法与合同法的一般原则,全面适用行政实体法与程序法,准确适用行政诉讼法,恰当援用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也要采用类推方法适用法律,进而使行政合同案件得到公平、公正、合理的解决。

论政府职能合同外包中的公法约束

合同外包是政府应用私法手段履行公共职能。政府职能所具有的"公共性"特质决定了合同外包要受到某种程度的公法约束。这种公法约束首先体现在合同的边界,干预行政的外包要受到法律保留原则的制约;其次体现在合同的缔结阶段,涉及大宗资金的合同外包,必须严格遵循程序规则,同时给予合同竞争者以异议机会;最后,对于合同的履行,政府负有监管与后备担保责任,以保证公共服务提供的质量与提供的连续性。

国家建设项目审计决定与承包合同的法律效力及其协调

审计决定、承包合同各自具有公法、私法属性,在各自范围内发生法律效力。协调合同和审计决定法律效力的明智之举是:审减合同确定的价款须征得承建单位的书面认可,证明合同无效。但治本之策则是完善立法,找到合法行使公权力和依法保护私权利的平衡点。

经济法思想在新合同法中的体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以下简称新合同法 ) ,作为民事法律的基本法 ,充分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同时承认和赋予政府有关部门在职权范围内依法对重大经济合同进行管理 ,对合同自由进行某些限制的规定 ,又是经济法的适度干预思想在新合同法中的体现。新合同法整体所体现的维护合同的公平与公正 ,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 ,与经济法的目的和任务完全一致 ,也与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思想不谋而合。因此 ,新合同法反映了当前民法和经济法共同综合调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交易和货币流通关系的实际 。

社会公共利益原则的合同法适用

社会公共利益原则是中国法律确立的原则。《合同法》第52条第4项致合同无效的社会公共利益应采狭义说,以区别于社会公德和公共政策,仅限于法律体系内部所提出的确定要求。公共利益具有不可分配性、非现实性、主体不特定性等特征,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不具有同一性。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冲突需要采用原则理论进行价值权衡,且个人权利具有初显优先性,在公共利益不明显或不确定时,应维护合同效力。社会公共利益存在基本权利保护型、国有资产保护型、公共安全保护型和法秩序维护型等四种类型。

美国违反公共政策之合同类型探析

美国合同法两次重述中将否定合同强制执行效力的事由从"违法合同"转变为"违反公共政策的合同",而具体的违反公共政策合同的类型始终是法学界的争论之一。对于违反公共政策的合同类型进行探析可以清楚得看出公共政策在司法实践中的内涵变化。从第一次合同法重述的违法合同论,到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的公共政策说,经过实践的检验与分析,将违法合同涵盖于违反公共政策合同类型之中作为合同没有强制执行效力的缘由更为有效。这样的立法体系是避免我国合同无效制度中对强制性规定之含义的争议,以及解决适用违反法律与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使合同无效时产生的问题的可行途径。

PPP背景下政府采购合同法律属性新解

当前政府采购面临着资金压力以及扩大社会资本参与等问题,公私合作成为重要选择,并具有高效、透明等明显的优势。但理论与实务界对政府采购合同的性质仍然存在一些认识不足,未能充分发挥该制度的应有功能。传统的民事合同说、行政合同说及混合契约说对政府采购合同的理解相对单一,未能揭示其本质。PPP背景下政府采购合同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建设合同,旨在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政府采购合同还具有实现公共利益的功能,是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的重要工具。

中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现状与课题

对制度的设计者来说 ,建立完备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的体系 ,是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为制度的使用者考量 ,也应建立多种纠纷解决方式 ,从而落实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面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出现的困境 ,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重构需要解决一些重要的课题 ,如在调解中怎样实现自愿与平等协商 ,如何实现调解与审判的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