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lice Emergency Commitment Powers in Cases of Persons Experiencing Mental Health Crisis in “Public Spaces”: Review of the Commitment Process in England and Wales, in Comparison to the Pract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SA)

Police emergency commitment powers for detention of persons in the community perceived to be seriously mentally ill for further specialist examination in a designated facility have always raised interest in medical and legal circles 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 The objective of this article is to detail the police commitment procedure in England and Wales, as dictated by the mental health act of 1983 (MHA 1983) amended in 2007 (MHA 2007);and compare this with similar legal provisions as prevails under current state mental health statu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SA). The comparative review of the commitment processes in England and Wales to that of the USA reveals that the process in England and Wales seeks to primarily ensure that persons with mental disorder (PWMD) in crisis are directed to a specialist hospital for evaluation and appropriate specialist care. In the USA such persons in a good number of cases may end up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due to application of the “dangerousness” standard. Additionally whereas in England and Wales the commitment law is uniform in law and application, the federal system in the USA is such that the commitment law may have minor variations depending on the individual states. The minor variation in state commitment laws may engender a situation where the commitment law in England and Wales may seem relatively equitable and just towards PWMD in crisis, compared to the state commitment laws in the USA.

公安机关警察权的力度、法度和温度

公安机关警察权是国家公权力重要组成部分。底层逻辑上,公安机关警察权应具有一定力度,需结合场景理论灵活适度把握警察权的“强”与“弱”。警察权作为合法暴力性权力,为有效防止警察权行使的肆意,应建立警察权“负面清单制度”,优化警察权监督机制,保证警察权在合法、正当范围内行使,即警察权应具备法度。同时,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格局下,公安机关警察权行使应有明确价值定位,遵循警察权力度、法度前提下,尤其面向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有关等特定场景,警察权行使应体现一定的温度,体现警察权的“人民性”和“权利观”。综合言之,公安机关警察权应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持续优化,不断提升警察权综合效能,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服务,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法律规制边界和限度问题研究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给不孕不育夫妻带去希望的同时,也对社会公序良俗和生命伦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讨论离不开对人工胚胎的法律规制以及对生育权益的法律保障。因此,基于当前对生育权益的保护现状,在对公主体授权以及生命科技立法时需要遵循比例、不伤害、允许、尊重以及公众参与原则。本文最后从立法例的选择、人类胚胎的法律地位和保护以及对男性生育权益的保护三个方面讨论法律介入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边界和限度,以期促进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健康有序发展。

试论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中的政府权力扩展及影响

通过颁布1848年《公共卫生法》,英国政府扩展权限,全面介入公共卫生管理。在政府权力扩展过程中,英国政府能够顺应时势,改变权力拓展的方式与方法,不再追求使用卫生工程学或医学知识进行集权化管制,而是创建地方政府事务部,以地方为中心,构筑良性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不仅提升了人们对于政府执政能力的认可,也有利于呵护整个社会的环境卫生安全,推动当时医疗服务机制的发展完善。

法国法律保留的功能变迁:从立法权配置到法秩序“宪法化”

法国法上的法律保留最初在平衡立法与行政立法权限时发挥作用,使权力配置从规范上的“平行型”转变为实践中的“垂直型”。具体而言,法国宪法规范层面对立法事项进行明确列举,形成了立法权与行政立法权泾渭分明的“平行型”规范构造,有了行政保留的最初想象:制宪者希望以此限制议会立法无序扩张。然而,法律保留的实效更多取决于法院判例中对议会立法保留领域和行政立法领域的理解,尤其是依赖于最高行政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以及宪法委员会对法律和法规权限配置是否合乎宪法的判断。一方面,最高行政法院作为行政权的捍卫者,虽试图运用法律屏障理论强化行政立法自主空间,但遭遇了来自实证法的强力反击;另一方面,宪法委员会运用合宪性保留审查技术,强化作为审查基准的“立法懈怠”概念,从而进一步挤压了行政立法空间,反向促进了议会立法的强度,形成了“垂直型”立法权限配置。然而,伴随实践变迁,法律保留机制从立法和行政立法权限配置工具逐渐转变为了法秩序的整合工具,宪法规范全方位作用于立法权,助力了客观法秩序“宪法化”。

公私法视角下城镇土地开发权与规划权的现实纠葛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有了长足的提高。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城镇建设用地使用权法定地位的确立,其作为用益物权的性质被广泛认知并被土地市场所接受;另一方面,其作为开发权的特性虽然被广泛运用于城乡规划实践,但是囿于我国土地公有制的意识形态,对开发权以及规划权作用于开发权时机制的讨论并不充分。城镇开发建设领域中,围绕建设用地指标获取的博弈、“多规并存”“土地财政”等政府层级、部门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诸多矛盾与问题,究其根本原因是对城镇土地开发权以及规划权的性质认识不清、相关理论研究欠缺、适用法律类型含混。本文尝试从公法与私法的视角,梳理城镇土地开发权与规划权,剖析两者之间的区别与关联,提出面向城镇土地开发的政府职能定位与分工以及规划逻辑框架建议。

论农村超占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公私法配置

超占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是促进宅基地节约集约利用、引导农户合理用地的重要规范。但目前试点地区制度呈现公法要素多、私法要素少的配置模式,引发村集体宅基地私权保护效果不彰、市场机制失灵、村民委员会决策代替私法自治等问题。优化有偿使用制度,应合理配比公法与私法要素,以强化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宅基地私权权能为核心,确定制度要素,将收费定价置于市场机制;同时,以比例原则适配公法规范,包括基于公共利益目标确定公权力的介入标准,采用行政指导为介入方式,搭建地区宅基地地价平台,为宅基地市场提供公共物品,实现对不同超占情形的合理规制。

合规制度发展的中国范式及其与商法关系探析

合规制度在美国源起发展及其走向全球的历程总体上可归为一种“公力协助型合规”促进模式。合规制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具有外生与内生两个层面的动力,但总体上是由公力主导推动。因此,合规制度发展的中国范式则属于“公力主导型”促进模式。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合规相关概念及其内涵的界定不断演化,企业合规的性质也可以被解读为治理机制、法律激励和法律业务。公力主导型合规难以完全内嵌于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关系的商法之中。但合规制度对于商法具有补强功能,主要表现在合规管理可以重塑商法下的分权治理结构,合规义务可以更新商法下的企业人员义务,合规文化可以补强商法下的企业社会责任。

法治资源的筹集与儒学实践的法律引擎

法治建设除了需要诉诸法律资源的筹集之外,还应关注到儒学实践的当代再现。尤其是儒家对家庭伦理的重要性做出的阐发,原本就可以用来塑造亲属举证豁免权。家庭伦理未必只能存在于家内,甚至可以通过外溢的途径在家外获得展现,既有正面形象,又有负面形象。面对后者,公共舆论加持着其他儒学理念表达出了排斥。行为互动方面的儒学传统,更是成为公共舆论的内在构成。各种情形的出现都肇因于法律的引擎。儒学实践与法治建设共同塑造着当代的社会氛围,人们的日用常行连缀着儒学文本内外。只要把社会转型时期的断裂式思考和文化知识论转换为关联式思考和文化修养论,通过研磨具体事例即可发现,儒学对法治的参与大致遵循两种进路,即建构论和自然而然生成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法回应——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在以新冠疫情为代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行政机关为了保护公共利益而限制个人信息权利的行为,获得了在法理基础和法律规范方面的正当性。新冠疫情防控期间,行政机关对个人信息的处理和监管都存在不足。在民法和刑法保护的局限性、行政机关的专业高效性,以及现代法治对权力控制的价值追求的背景下,行政机关承担消极不侵犯和积极保护个人信息的责任显得十分必要。具体来说,行政机关应当受到法律保留、最少必要、安全保障等行政法原则的规制,通过对“限制的限制”,实现个人信息在行政法领域得到充分保护的目的。

对执法和解构建中行政权不可处分的质疑与回应

“行政执法和解”制度仅在证券、反倾销、反垄断领域有所规定,但事实上行政执法和解已成为实践中的普遍情况。行政争议审前和解中心的不断建立、“和解协议”超出法定领域的广泛使用,反映着行政执法各个领域对行政执法和解有着强烈的现实需要。须突破行政执法和解的领域束缚,建立通行“行政执法和解”制度,在行政执法中增加和解程序作为解决行政争议的手段。在行政法中,“行政执法和解”制度广泛适用的主要障碍是“行政权不可处分性”,究其本质,是公法对私法的排斥。追溯公法与私法的产生和发展,两者并非全然不可融,“行政权不可处分”的优化演进为“行政执法和解”制度的广泛适用创造条件。

网络私权力的平台公法治理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促进了网络平台的崛起。平台作为新兴的公共治理组织,积累了技术资源、平台资源和数据资源等优势,并在法律的授权、委托以及用户协议下形成平台私权力,具体表现为资源配置权、规则制定权和行为管制权。然而,平台却通过格式合同、技术手段等看似合法的方式损害用户权益。平台利益与个体权利之间存在张力,而司法救济多从私法角度对二者纠纷进行裁决,无法兼顾权利救济和平台经济良性发展。借鉴公权力的规制理论,通过引入公法原则、建立公权力适当干预机制、加强公法适用等路径,可以有效提升治理效果,以促进利益平衡与平台经济的协调发展。

后民法典时代我国家事程序法的意义

在后民法典时代,讨论家事程序法制定时首先应当回答它对于民法典有何意义这一基础性问题。民事程序法的重要作用在于规制公权力对私法领域的介入,公权力介入提供了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连接点,它是透视家事程序法与民法典关系的重要线索。在民法典体系化上,家事程序法具有避免民法典去体系化、厘清不同性质规范边界的作用;在民法典中公权力介入的配置上,家事程序法具有厘清民法典公权力性质和创设符合民法规范目的的介入方式的意义;在公权力介入程序化上,家事程序法有以介入的功能为依据构造共有的程序要素、将公益性内化于程序以及以妥当的程序推进实体问题简便化处理的意义。

论公安机关应急性警察权力的配置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中的警察权是应急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优化应急警察权的配置,有利于从整体上提升公安应急处置的水平。现行法下的应急警察权仍存在权力配置不清、边界模糊、新型突发事件处置权缺失、权力配置与现代行政管理目标错位等问题。应急警察权的配置应充分适应风险社会背景下的挑战,通过健全应急警察权行使依据、优化权力配置体系、引入社会治理共同体理论,打造完备的应急协同处置机制,推进国家应急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

建立统一公法学的时代意义——兼答“统一公法学”可能遭遇的质疑

建立统一公法学,既契合了特定的时代背景,更将产生重大的时代意义。建立统一公法学的时代背景:一是权力分立的铁律被突破,权力交叉的趋势在加强;二是国家社会一体化解体,社会公权力快速成长;三是学科的细化在加剧,学科的综合在并进。建立统一公法学的时代意义:一是有利于提炼规范国家公权力的基本规律,完善对公权力的整体调整;二是有利于研究公法面临的新问题,克服传统公法学研究的盲点;三是有利于加强公法基础理论研究,完善公法学科体系。建立统一公法学,并非否定权力分立的宪政原则,并非为了部门公法学的自身利益,并不违背学科发展的基本趋势。

论互联网金融的软法之治

"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日渐凸显软法的规范价值,也为互联网金融法治由"监管"向"治理"的转型提供了一种现实路径。从运行机理角度分析,软法具有独特的效力实现机制,在互联网金融市场规制中具有比较优势。当前,伴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发展,自律公约、交易规则等民间软法已成为互联网金融软法治理的主要载体。但是,民间软法存在立法偏失和实施困境,存在明显的效力局限。故应遵循现代法治的诉求,从规范体系、主体结构、纠纷解决机制以及实施环境四个层面予以针对性优化,以进一步提升互联网金融软法治理的效能。

反垄断法私人实施的法经济学分析

反垄断法的实施分为公权实施和私人实施两种,美国反垄断法私人实施的情况比较普遍,我国传统上看重的是公权力的实施作用,而忽略私人力量对反垄断法的实施。反垄断法私人实施在经济学上要满足几个条件,如信息不对称、激励机制、成本/效益最大化。通过对美国反垄断法私人实施条件的分析,指出了我国目前反垄断法私人实施的不足和有待改进的地方,如起诉主体、激励机制的设计以及私权与公权力之间的协助关系。

知识产权法公法化宜慎行

知识产权法公法化是知识产权法中公法规范类型化扩充的过程,本质上是公权力进一步介入知识产权之创设、保护与限制等方面。该演化趋势根源于知识产权法的"立法弹性"而直接为各国的公共利益需求所催生。但由于"政府失灵"无法避免,知识产权法公法化趋势也可能引发政府过度干预的弊端,因而对待这一趋势应当慎之又慎,宜完善现行立法规制政府对知识产权领域的介入,具体可从"过程中"与"程度上"两方面把握公法化的应然规限,以在实践中切实防范知识产权权利限制性法律规范的泛滥而构成对私权的侵害。

公法法治:从尊重私权开始

对法治问题的探讨已经历时久远,众所周知,法治的核心内容是基于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的需要而对国家权力施加必要的限制,现在,我们又处于一个界定权利的时代,一个认真对待权利的时代,因此,明确公法法治的目标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的视角就在于以私权为中心,从公法内外入手来把握公法法治的问题,认为要实现公法法治,必须培育公法主体的现代法精神,使其尊重私权利,公法法治应从尊重私权开始。

公共经济法论略

公共经济法是调整在克服市场失灵过程中公共经济部门基于政治机制而发生的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公共经济法的具体调整对象包括: (1)公共经济部门基于政治机制而发生的财产流转关系; (2)国家机关之间、国家机关与国有社会组织之间的财产管理关系以及国有经济组织内部管理关系。公共经济法的基本性质是公私法的交融性。经济法由市场规制法和公共经济法所组成。公共经济法的体系主要由财政法、中央银行法(部分)、国有企业法、产业政策法(部分)等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