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透明度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市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构建了基本公共服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出2013—2020年我国289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服务水平,使用基尼系数分析省内均等化特征与趋势,并结合当前发展特点,构建现代化公共服务职能机制。研究表明:期间全国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水平提升且差距缩小,公共资源向省会城市集中的情况有所改善;财政透明度提高可显著促进省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西部省份、新《预算法》实施后作用更显著,表现出区域异质性和时间非线性。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作为中介变量,财政透明增加了官员的晋升压力,进而改善了公共服务的供给和均等化程度。研究建议进一步扩大财政信息公开,提高财政透明度,优化官员晋升考核规则,兼顾经济与社会性政绩,以更好地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基层干部“伪忙碌”:内涵、症结与纾解--基于公共行政行动理论的分析

政策落实的成效是衡量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其中,基层干部的行政行动是影响政策落实的重要因素。基层干部行动呈现出“伪忙碌”的状态,即基层干部表面上看起来很忙碌,但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行动效果。这一状态不仅背离了基层干部的行政责任,也削弱了政策效能并影响着基层行政生态。基于公共行政行动理论建构“行政环境-行政者-行政风格-行政责任”四维分析框架,结合实践调研发现,基层干部“伪忙碌”的症结在于复杂环境加压下行政行动者实际角色边界泛化,进而导致行政风格“潜在异变”,使其间歇遗忘自身行政责任。要纾解基层干部“伪忙碌”现象,就必须从结构优化、角色定位、行动重塑、伦理规制等方面入手,加强对基层干部行政行动偏差的矫正,以提升基层治理的政策效能。

“小官”何以贪腐?——一项关于职务犯罪罪犯与基层公务员的实证研究

相对于“老虎”级别的高层官员腐败问题的大量研究成果,有关“苍蝇”的基层“小官”腐败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尤其是基于第一手调查资料的实证研究较为少见。本研究基于调查获得的职务犯罪罪犯数据,从犯罪者视角探讨了基层“小官”腐败行为形成的主观影响因素;同时对正常履职中的基层公务员进行问卷调查,然后对两个群体的调查样本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基层“小官”贪腐行为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结构因素(年龄与级别的“天花板”现象)、机会感知因素(无“油水”“清水”岗位之别)、文化感知因素(腐败亚文化影响显著)、决策风险感知因素(党纪惩罚风险感知更为明显)等。这些研究结果为理解当下我国基层公务员腐败行为的发生机制提供了较为科学的实证依据。

“数字避责”: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基层官员避责行为研究——基于多案例的综合分析

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上级试图构建数字生产体制以实现透明、精准、精细化治理。数字生产体制为上级激发下级的积极性提供了动力,但数字生产体制的内在困境使得基层官员产生了表象策略、机构策略、政策策略和反向策略等避责行为,形成“低问责均衡”。“数字避责”是官僚体制的内生产物,是基层官员面对不确定性风险和问责高压的选择,也是官僚理性的体现。基层官员以制造数字景观、形式主义等行政程序来应对技术治理要求,重构了权力链,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问责主体的意图。在未来的国家治理中,应该重新定位行政规范化、技术化导向,缓解技术理性的过度膨胀,构建良性、健全的问责链,为基层官员创造敢于担当尽责的制度环境。

基层公职人员行政伦理建设的路径探析

基层公职人员作为我国公共服务最基础的细胞,虽然微小,但是却输送着血液,缺一不可。这一群体是政府最基础公职的具体执行者,社会公共事务的具体实施者,其伦理水平直接影响着政府的形象,影响着公民对政府的认同感,也影响着政府政务执行的情况。因此加强其行政伦理方面的研究,不仅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高素质基层党组织带头队伍的人才梯队理念的深入贯彻和具体实施,更是在现阶段提高基层公职人员行政执政能力的道德要求。本文主要调研Y县在基层公职人员行政伦理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并初步提出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