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情挑战下高校思政教育的立体化应对研究

当今时代,网络舆情的社会影响重大而深远,对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也产生着重要的导向性作用。高校备受社会关注,是网络舆情发生和传播的主要领域之一,更是意识形态领域争夺的主阵地之一,网络舆情的参与人群、事件内容、处置过程、引导效果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内容、过程、效果存在着紧密的耦合关系。面对网络舆情的挑战,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主体、教育客体及教育环境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可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立体化应对路径。微观层面需注重供需两端的转变与创新、中观层面应加快构建高校网络舆情应对的长效机制、宏观层面应规范与优化网络舆情传播的社会环境。

论我国舆论监督的制度困境

2006年“新华社舌战福建媒体”事件再次凸现我国舆论监督的制度困境,这是目前我国舆论监督难点之所在。要充分发挥我国舆论监督的功能,取决于相关制度困境的突破。为此,就要考察现有的制度框架,外部推动力有多大,以及现有制度对改革要求的承受力。

网络新闻舆论的公共管理困境与对策

网络新闻舆论成为广大民众表达自身的诉求、倾诉内心想法、进行思想碰撞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成为行政管理者了解民情民意、集思广益制定政策的重要手段。然而,目前的许多网络舆论话语权看似多样性表达,实则由少数人掌握,在网络新闻舆论的传播过程中把关者的作用被严重削弱,网络运营的过度商业化倾向也使得其忽视社会责任和信息传播的正面效应。网络新闻舆论在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管理困境,这对网络新闻舆论自身的发展产生了制约,也给社会秩序造成了一定的不稳定性。政府应稳步调整网络舆情的治理目标,建立健全有效的防范体系,积极加强网络舆论媒体内部的自律。

基于前景理论走出网络舆情中的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在网络舆情干预实践中普遍存在,结合前景理论的网络舆情分析过程,可为舆情管理者及舆情分析者提供一个基于数据分析的有效途径。基于网民与舆情应对者博弈角度,深入分析双方从各自损益角度出发的策略选择,引入前景理论,构建模糊多指标决策模型,为舆情管理者提供更好的决策方式。基于前景理论的模糊多指标决策模型是一个可有效帮助舆情管理者走出囚徒困境的决策模型,可尽量避免损失,提高收益但模型适用性较窄,且对于不同类型的事件是否存在规律性博弈有待进一步进行实验。

教育舆情研究中的大数据技术运用:局限与超越

大数据技术在教育舆情领域的运用拓展了舆情研究的边界,但是也需要认识到大数据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警惕对大数据分析方法的过度推崇。目前,教育舆情研究中的大数据技术运用在呈现教育舆情事实全貌、揭示背后的教育问题、价值评估、服务决策效果等方面存在局限。因此大数据背景下的教育舆情研究应致力于资源建设、多种研究方法并用、舆情研判胜任力提升等路径实现学理和应用实践的规律探索。

论高校突发事件的舆论应对

建立积极有效的舆论应对机制是高校妥善处置突发事件的重要保障,高校应充分认识突发事件的类型和特点,发挥各种校园传媒的优势,建立校园舆情的监测研判机制、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机制、突发事件的舆论疏导机制和重点对象的心理干预机制。

我国突发事件舆情引导的现实困境和路径选择

舆情引导的效果对突发事件的解决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我国突发事件舆情引导成效显著。但目前还存在突发事件舆情引导的观念意识缺位、群众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未能充分有效发挥网络民间力量、舆情引导相关机制不健全、舆情引导队伍的专业化水平较低、媒体素养有待提高等问题。树立正确的突发事件舆情引导理念、畅通群众利益表达渠道、合理运用网络民间力量、进一步完善舆情引导相关机制、提高舆情引导队伍专业素养、发挥政府对媒体的正确导向作用,以促使我国突发事件舆情引导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势在必行。

全媒体时代涉外网络舆情的传播特征、现实困境与治理路径

涉外网络舆情是复杂社会条件下民众对在华外国人涉及的热点、焦点问题的情绪、态度、评价、意见和诉求在网络中的集中表达,是一定社会心态与价值观念的产物。全媒体时代,涉外网络舆情在“超国民待遇”的积怨中被点燃,在谣言与真相的博弈中发酵,在非理性宣泄中升级,在诉求满足后曲终人散,客观上反映了舆情演化阶段共有的普遍形态和演化机理,其传播具有起因突发性、传播非线性、情感非理性、内外叠加性等特征。全媒体有效增强了涉外网络舆情治理各个环节的效能,但也带来了新的风险与挑战,主要表现为:舆论导向失衡助推舆情持续升级发酵,议程设置弱化导致舆情无序发展,引导能力低效影响舆情响应与治理,工具理性依赖忽视舆情治理价值理性。涉外网络舆情因其政治性强、敏感度高广受社会关注,其治理存在“不愿管、不敢管、不会管”的现象。全媒体时代的涉外网络舆情治理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和网络综合治理的相关重要论述为指导,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从思维、手段、效能和机制等维度入手,转变治理思维,创新治理手段,提升治理效能,完善治理机制,增强治理的公信力与价值引领力,实现网络舆情治理与现实社会治理的有机结合,合力化解涉外网络舆情风险矛盾,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与意识形态安全。

舆论传播中的城管执法困局及其破解之道

城管执法近年来成为社会舆论的热点,舆论传播层面的城管执法困局已然形成。分析和探究舆论传播中城管执法困局的原因对于缓解城管执法舆论压力,重塑城管舆论形象具有重要意义。城管执法舆论困局具有鲜明的特征,其形成原因主要包括媒介影响、舆论导向变化以及城管部门存在的问题。城管舆论形象的重塑应当从掌握宣传主动权、改造舆论生态以及建设信息沟通渠道三个方面来实现。

两岸交往中争议性议题政治化的生成逻辑及话语建构

两岸交往过程中,很多突发事件存在着转向争议性议题的机会结构,这是两岸关系结构性困境的反映。当争议性议题与政治问题挂钩,从政治立场、政治视角和政治斗争等方面阐释时,一旦社会分歧转为政治对抗,便出现争议性议题政治化。由于认知结构的分化、身份认同的张力,以及在争议性议题的合法性与权威不匹配时,两岸双方或一方中有个人或组织通过象征符号推动民众广泛参与对抗,它就会朝政治化的方向发展。政治本身就是话语博弈的问题。在争议性议题政治化中,呈现中国内地民族/国家话语框架和台湾地区价值/台湾地区话语框架的对立,台湾地区方面往往通过民主权利话语来混淆和攻讦法治,极力构筑所谓中国台湾身份认同的话语性现实。对此,中国内地应基于两岸社会的法治共识,从理念、方法和实践等方面进行话语调控。

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谣言监管困境与治理策略

积极实现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谣言治理,对于全面了解事件本身、避免人心惶恐、维护社会稳定等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分"造谣—传谣—信谣"三个阶段,对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进行阐释,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网络谣言的现实舆论监管困境,并从突出政府治理网络谣言主导作用、借助新闻媒体引导网络社会舆论、完善网络信息的大数据监管机制、提升网络媒体受众群体媒介素养四个方面提出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的治理策略。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博弈分析

本文首先从上市公司的囚徒博弈模型出发进行分析,得出上市公司不完全披露公司信息的结论;然后分别讨论了加入社会舆论要素,双方对于社会舆论的主观评价具有不同的支付权重,从而使原来的对称博弈变为非对称博弈,各公司对于是否完全披露信息产生成本差异;以及加入声誉度依赖机制,囚徒双方为对方支付赋予一定权重,于是又转化为对方支付型的又一博弈形式;最后又在行业自律监管条件的博弈分析中,涉及道德的因素分析,得出在一定背景下双方选择完全公布公司信息的概率变大,进而走出囚徒困境。

重大疫情防控中网络舆情治理的实践困境与策略优化

疫情防控关乎生命安全,舆情治理关系民心所向。基于重大疫情防控下的网络空间呈现出前兆性缺失、全民性参与、持续性诱发的舆情特征,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辐射效应,造成深层次的结构性社会影响,导致了社会心态的转变和非理性情绪的蔓延。以信息、情绪和制度为视角的网络空间中,信息场域混乱导致信息失衡、非理性表达导致消极氛围、制度效能不足导致治理式微的实践困局,网络舆情空间乱象频发。疫情防控下的网络舆情治理体系,应以维持信息生态平衡为基础重建信息场域,以引导正面社会情绪为指向重塑情绪氛围,以发挥制度治理效能为动力重构制度体系,以此构筑战疫精神堡垒,凝聚民族精神伟力。

微时代高校学生网络舆情:特征、困境及多维应对

微时代高校学生网络舆情存在信息裂变以致舆情传播更迭迅速、群体极化以致线上线下舆论交织发酵、后真相化凸显理性思维困境的特征。对高校学生网络舆情的治理面临风险研判响应机制滞后、多元化手段缺乏、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话语权薄弱的现实困境。应建立健全高校学生网络舆情预警和监测的长效机制、强化多维联动的高校学生网络舆情队伍建设,提升数字技术优化舆情监控,从而有效应对高校网络舆情。

网络民意参与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民意在参与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政府执政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声音。但是由于政府对网络民意的误解、或是网络民意的泛娱乐化、或者是因为网络民意的代表性不足等都导致网络民意无法顺利参与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本文从问题出发,提出应该更新固有理念、建立健全法制、加强网络知识教育、加快普及硬件设施等方面优化网络民意参与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的路径。

网络生态视域下的师德舆论困境:生成与化解

网络环境作为一种舆论传播生态场域,具有传播效应的聚焦性、传播逻辑的非常规性和传播走向的不确定性等特征。师德问题在网络舆论生态中容易被放大和被舆论走向所影响,从而使得师德主体陷入舆论困境。其生成机理在于:部分教师的失德行为因网络的聚焦被人们误解为师德的集体滑坡;师德争议问题的解决可能因网络舆情的介入而超出教育自身规定性;师德自身的价值领地和意义世界可能因舆论的非理性干扰而走向荒芜。师德舆论困境的化解,在于教育管理部门对争议案件的合理处置和对舆情的智慧引导;教师权限及行为界限等细则问题有待师德政策法规的确立和完善。

基于新冠疫情的突发性公共事件下网络舆情治理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目的/意义]为类似新冠疫情的突发性公共事件网络舆情应对提供理论依据。[过程/方法]从探讨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特点出发,分别对突发性事件下网络舆情处理过程中信任危机、媒体主导、公众素养以及监管机制等问题提出来解决办法。[结果/结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治理应综合化思考,从社会主体的素质培养,到社交媒体的功能发挥,再到政府层面的制度构建,多角度考虑、多方面协同是目前该情景下网络舆情治理的关键所在。

环境风险规制中的民意困局及其破解

风险社会转型背景下,“知识−权力”组合型环境风险规制范式因科技理性的独尊与社会理性的式微而深陷民意困局。传统行政规制进路在破解民意困局方面存在三重阻滞:一是法律规范授权明确性弱化导致其对环境风险规制权力的拘束效果减弱;二是环境规制依据客观化与环境风险认知主观化形成对立;三是单极规制逻辑与多元社会利益诉求发生冲突。迈向合作型环境风险规制之范式转型,是破解民意困局的出路所在。应在借助科技理性评估环境风险的基础上,将公众的环境风险沟通及决策参与诉求纳入行政程序法律规范的调控范畴。凭借程序正义弥合规制依据客观性弱化和社会价值谱系多元所造成的环境风险认知分歧,证成环境风险规制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破解垃圾分类困境的社区经验及其优化

垃圾分类对资源再利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意义重大,但现阶段社区垃圾分类困境仍比较突出。调查发现,N市D社区以居民共同管理、共同监督的方式,逐步摸索出一套破解垃圾分类难题的基层经验。一方面,社区基于居民间的"人情关系"互动,使得居民在认同垃圾分类的基础上自觉形成垃圾分类行为;另一方面,社区参与垃圾分类居民依靠群体话语形成的舆论监督,降低未参与社区垃圾分类居民的机会主义和"搭便车"行为倾向。但从模式复制及推广的角度而言,社区经验还存在政府缺位、制度保障相对滞后等不足,由此提出应鼓励社区促进居民之间网络互动、提升居民集体行动意识和能力、完善垃圾分类法律法规等优化建议。

高校网络舆情的引导与治理研究

当前,我国高校的网络舆情治理面临着舆情场域分野下的治理张力,舆情回应方式与群体认知及利益结构嵌合失力,校园网络舆论平台容量收缩与舆情爆发强度恶性互推等困境。因此要强力倡导高校网络舆情“三治”建设、完善舆情回应方式、构建舆情诉求对接机制,以此实现高校治理部门对舆情根源诉求的高效对接,强化高校对舆情主体的认同统合,提升高校舆情治理效能,最终实现高校对网络舆情的有效引导与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