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灾难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结构及情绪分析

文章采用复杂网络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城市灾难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结构特征,并利用机器学习分析舆论情绪变化。研究发现,城市灾难事件网络舆情传播具有生命曲线特征,潜伏期和爆发期短,以多级路径为主,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政府、媒体和意见领袖是舆情传播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三者的舆论情绪及变化存在差异,易产生次生舆情。研究表明,新媒体背景下信息多元且透明,伴随了公众理性思考和公民社会进步。建议分阶段采取引导策略,分层级持续释放权威消息,消除信息死角。同时加强有害信息管控,有效应对并严惩网络谣言,维护城市灾难事件的网络舆论生态。

当前我国社会情绪的现状、成因及疏导对策

社会情绪对社会的和谐稳定的影响日益凸显,当前我国民众的社会情绪总体上是积极健康的,但各种消极的、非理性的甚至极端的社会情绪也呈现增长趋势。因此,努力协调各阶层群众的利益关系,做好群众工作,完善社会诉求表达机制,提高民众政治参与水平,加强舆论引导,营造和谐文化氛围,是缓解社会情绪,疏导民众心理的重要环节。

媒体关注、报道情绪与政府“三公”预算抑制

政府官员的信息垄断能力,有助于其实现自由裁量预算最大化目标。预算公开能够缓解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升公众监督政府预算的能力。媒体的信息中介功能与声誉治理功能将在预算公开中发挥预算干预作用,进一步提升政府预算公开的效果。本文选择中央部门预决算公开中的媒体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将"三公"预算视为官员自由裁量预算的替代变量,考察媒体报道对中央部门"三公"预算编制的影响。我们发现:(1)政府"三公"预算编制行为存在着预算执行比率越高,预算增长程度越大的现象,而媒体关注能够显著抑制二者间的正相关关系;(2)不同报道情绪对"三公"预算的治理作用存在差异:正面报道能够直接激励官员抑制本期"三公"预算执行比率对下期预算增长率的正向影响;而负面报道只有在行政治理机制介入时,才能发挥预算抑制作用。本文从预算公开视角拓展了媒体治理研究,并发现在中国独有的制度背景下,媒体能够依托行政体系内部的激励约束机制发挥出有效的政府治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