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正的政策达成路径研究

社会公正问题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且复杂的问题。公共政策能够对社会公正产生直接的实质性影响。以公共政策实现社会公正的关键是如何达成实质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双重目标。本文在分析实质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内涵特质和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分解与融合的方式,即通过实质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双向调节,对以关系平等与实质机会平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正原则进行价值要素的分解、细化,将分解后的价值要素融入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等各个环节的程序设计中,并与程序本身的公正要求相结合,进而实现实质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统一。

对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社会化改革的再思考

运用文献资料法和比较分析法,剖析现阶段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生产供给存在的供求失衡、资源行政垄断和"政府管理型"的体制性障碍等基本问题,通过对经济学中社会物品分类标准的重新解读和对公共管理对象、管理内容动态变化观点的研究,突破传统思维,进一步拓展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社会化改革的理论依据。借鉴近年来富有成效的文化服务改革经验,提出深化公共体育服务社会化改革的主要对策:明确公共体育服务性质和社会化改革内涵,正确定位政府和社会服务组织的角色和作用,实行兴办主体多元化,政府职能管办分离,引入市场机制和大力培育民间服务组织等。

学校体育设施服务社会政策的执行困境与路径优化

国家出台学校体育设施服务社会政策,以解决体育公共需求与社会体育资源不足的矛盾。然而,研究发现这项政策落实并不容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抵制执行、象征性执行、选择执行、附加执行以及政策合谋等现象。政策体系自身匹配度不高、政策执行组织体系不明确、目标群体利益表达意识缺乏、政策执行资源不足和政策执行制度不完善等因素使政策执行陷入困境。提出政策执行优化路径:通过法律保障政策执行;整合政策执行组织体系;以政府主导,多渠道拓宽政策执行资源;提升目标群体体育利益表达意识;完善政策执行监控保障体系。

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与公共管理的基本任务——基于合作收益的分析框架

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和明确公共管理的基本任务,运用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和合作—收益的分析框架,指出,通过自上而下的社会建构机制实现合作收益与社会财富的共享,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机制达成合作的社会共识。这两类机制给予一定的公共管理的制度条件,可以促进合作的深入,产生合作生产力。

社会政策视角的中西社会和谐理论比较研究

采用比较社会政策视角探讨中西社会和谐理论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从社会政策理论发展中提炼出的社会和谐概念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具有关系和制度两方面的重要性;社会和谐实践发展成为了三个互相关联的层面: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在这个基础上建构出了三种意识形态理论下的社会和谐理论: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和谐观。中国政府发展出了具有本土意义的和谐社会观。如果把它与三种建构了的社会和谐观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它既有与西方和谐观相似的内容,又具有不同的发展。从社会政策的视角出发,改变国家角色的作用对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几个问题

谈和谐社会离不开社会建设这一基本问题,那么我们该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社会建设这个概念,从和谐社会的角度说,它包含两种类型,三个层次建设的内容。我们认为这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此外面对当前的社会转型期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也是加强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

教育公正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作用

在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公正问题逐步凸现出来。教育公正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是社会公正的重要内容,愈发引起人们的重视;教育公正作为社会公正的基础之一,是社会公正在教育领域的延伸,也是达到社会公正的重要手段和途径。通过推进教育公正进而逐步消除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不公正现象,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顺利进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公共政策与社会公正:权威与公共性的考察

非决策决定使社会公正在政策议程确定时受到致命威胁,一个制度内现存的权力分配常常是导致社会公正缺失的主要原因,公正缺失的残酷可能内含于法律政策体系之中。因此,有必要回到矫正公正的立场上对公共性进行追问,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和启动政策协商的机制。

社会法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社会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化解社会冲突、解决社会矛盾的过程中孕育和发展起来。它是与公、私法相并列的法律领域,日益显示出在促进实质公平和正义、平衡平等与效率、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等方面的作用和价值。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社会法正在并将继续发挥较之于公、私法更大的优势和后劲。社会法与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根本一致的,是后者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应该主动而非被动地关注和发展社会法。

契约社会中的有限身份化——一种弱势群体保护的理论探讨

契约化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契约在追求平等的同时,会产生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公平问题。克服社会契约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使社会在一种和谐有序的状态下发展,是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从契约与身份二者关系入手,尝试在契约社会的整体构架下,建立“有限身份化”的相应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权利共享:论和谐社会视野中农村体育的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重点要促进共享人的包括体育在内的基本权利和社会改革成果。发展农村体育,正视农村体育发展的困境,关注城乡体育需求,加强农村体育政策保障和制度建设,落实农村体育发展的各项措施,加大农村体育扶持力度,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基本的体育权利,促进各项社会主义改革成果的共享,也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和谐社会构建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应对犯罪的基本策略,历经"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政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而演变发展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它对于当今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当注重贯彻宽松刑事政策,合理运用严格刑事政策,并协调运作宽松与严格刑事政策。

建设和谐社会与职业教育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各个子系统、各项事业发展的共同目标。“和谐”是职业教育的应有之义，和谐职业教育的基本特征包括：公平公正、以人为本、协调发展、均衡合理。职业教育的和谐发展对于建设和谐社会的突出贡献表现为，促进社会人才结构均衡、社会合理流动、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持续发展。政府、职业学校和社会都应该为促进职业教育的和谐发展承担相应的责任。

“贫富差距悬殊”不是和谐社会——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社会公平”、“调节收入分配”思想探析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极大地关注了"社会公平"问题。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是改革步入新阶段实现小平同志"共同富裕"思想的需要,是建立党提出的"和谐社会"的必然。中国现存的收入差距悬殊问题,不能归咎于发展"市场经济"。要解决好这一问题,有待于继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同时要求政府发挥"看得见的手"的合理调节作用。

新农村建设中法律援助研究

法律援助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平、正义、尊重人权和实现和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经过深入研究发现,新农村法律援助制度面临着机构建设不足、从事法律援助人员和经费缺乏、受案范围不能适应新需求等问题,应通过完善立法工作、加强宣传工作、建立覆盖全面的网格化法律援助网点和建立新农村法律援助基金等完善新农村法律援助制度。

和谐社会与政府职能转变:社会政策的视角

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政策的淡化和缺失是导致我国社会出现不和谐因素的重要原因。为此,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强化政府的社会政策意识和功能,重视政府在财富再分配和社会福利提供中的重要作用。而政府社会政策功能的强化,又必须与政府职能的转变结合起来。考虑到中国是人口大国,我们需要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发展社会政策,发展积极性福利,把中国建设成社会投资型国家。

正义: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

以发展伦理学的理论为参照,"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实质上包涵多重涵义和意义:一是第一次明确地将"正义"认定并确立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推进、深化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二是形成了一种新的"发展观",不只是笼统的"以人为本",而是将其明确化为发展的根本价值目标和衡量指标;三是表现出对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所推崇的新的社会治理和"善治"理念的前瞻,以及果敢引入的理论胆略和实践气魄。这一论断的深意在于,立足中国社会新一轮"关注民生,实行利益分享式改革,重视发展成果的共享"模式,将"正义"确立为和谐社会之最高的公共价值理性信念,这一信念必然是"公民权利"本位的,是普遍幸福主义的。

我国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

公民参与是现代社会民主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促进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提高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时至今日,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仍存在很多政治、文化困境,所以完善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应从行政决策体制改革、加强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建设、营造参与型政治文化、保障公民监督权利入手。

公共财政视角下构建和谐社会的研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新时期的重要任务,经济领域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公共财政的有效运用。通过完善财政管理体制、保障财政良性运行,以及健全缩小收入、城乡、区域差距的财政政策等措施,可以促进公共财政自身的和谐、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和谐、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论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与建设和谐社会

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民的分化与流动,扩大农村中等收入阶层比重,因此,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当前农村土地流转的内在机制和外在环境严重制约了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主要表现在: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土地所有权主体与使用权主体之间“权、责、利”界定不清;农业比较利益偏低;农业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和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建设落后;农村社会化服务不健全;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中介组织匮乏。从社会政策的视角来看,要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必须切实理顺土地流转各方的产权关系,积极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努力优化土地市场发育的外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