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规制度发展的中国范式及其与商法关系探析

合规制度在美国源起发展及其走向全球的历程总体上可归为一种“公力协助型合规”促进模式。合规制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具有外生与内生两个层面的动力,但总体上是由公力主导推动。因此,合规制度发展的中国范式则属于“公力主导型”促进模式。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合规相关概念及其内涵的界定不断演化,企业合规的性质也可以被解读为治理机制、法律激励和法律业务。公力主导型合规难以完全内嵌于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关系的商法之中。但合规制度对于商法具有补强功能,主要表现在合规管理可以重塑商法下的分权治理结构,合规义务可以更新商法下的企业人员义务,合规文化可以补强商法下的企业社会责任。

对我国家庭暴力的成因和公力救济制度的思考

家庭暴力形成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主体方面;内部环境因素;外部环境因素。我国对家庭暴力的救济手段主要采用公力救济,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完善公力救济制度:改变对家庭暴力的认识;制定反家庭暴力的专门法律;加强执法力度。

论高空抛坠物侵权案件中的公安机关调查权

《民法典》第1254条规定了高空抛坠物侵权案件中的公安机关调查权。该调查权是警察权从刑事司法和治安管理延伸至民事侵权领域的表现。警察权介入民事侵权的正当性依据是侵权责任法的社会本位价值与警察权的辅助功能扩张。高空抛坠物行为由于其侵权责任规范的特殊性,需要公安机关介入调查,以弥补私法规范调整的不足,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与民事合法权益。公安机关调查权应区分为刑事侦查权、治安调查权与侵权调查权,前两者为警察权主要任务,后者为警察权辅助任务。对高空抛坠物案件的侵权调查权是一项法定的民事司法协助权,具有协助性、程序性和法定性特征,可以从对象范围、手段措施及证据效力三个方面予以规制。警察权介入民事侵权应当采取“一般条款+特别法规定”的形式,在符合一定介入标准基础上,以民事司法协助权的路径予以实现。

社会救助政策执行中腐败现象的经济学分析

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始,逐渐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社会救助政策体系,但由于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治理能力仍较为欠缺,故社会救助政策执行人员挪用救助资金甚至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依然存在。基于腐败发生的行为逻辑及过程链条,结合政策执行人员滋生腐败时产生的直接成本、机会成本、社会成本和收益,搭建了“成本—收益”分析框架,进而从提高腐败发生的成本和提升预防腐败的收益两方面,给出了应对社会救助政策执行中腐败现象的治理思路。

轻徭薄赋与西部开发

西部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不均衡导致微观经济主体沉重的税费负担 ,经济剩余空间被挤压。因此 ,中央政府应通过制度援助和财政援助 ,为西部经济起飞创造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社会经济环境 ,降低民众承担的公共服务。

基于惠益目标的农业遗传资源公权辅助保障机制构建研究

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农业遗传资源的经济、生物遗传等外部价值以及社会发展、生态构建等内部价值被人们所重视,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之间矛盾激化,如何在利用过程中促进农业遗传资源保护成为关注的重点。以法学为基础,综合环境资源学、经济学、生态学提出以农业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公平分享农业遗传资源产生惠益为立法目标;在农业遗传资源保护方面,借助公法管制和私法调节两种方式,在提高资源利用的同时,避免了单一私法调节容易造成的无序竞争问题;在农业遗传资源利用方面,通过实现知情权、共同商定条件、合同范本规定,建立公平的惠益分享机制,充分发挥农业遗传资源权对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作用。

行政罚款万能主义思考

行政罚款万能主义,以“罚款威慑无限”与“罚款用途无限”为认识基础,以行政罚款功能的纵向延伸与横向拓展为内容,以发挥行政罚款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为主张。作为形成行政罚款万能主义的认识基础,“罚款威慑无限”与“罚款用途无限”与我国实证制度和法学理论不符,存在破坏体系统一、违背现代法治观念等缺点,进而,导致罚款万能主义存在的非正当。如今,行政罚款万能主义已在我国民间舆论、公权力运作、学术研究等领域显现,为避免其继续产生消极影响,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应当对其保持警惕。

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内涵、效力及控辩应对

具结书是我国司法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处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核心地位。具结书的契约本质属性,决定其形成过程应放弃讯问模式而采用充分的控辩平等协商方式。具结内容应包括指控犯罪事实和罪名,起诉书的指控内容应与其保持一致。失效的具结书不得用于指控。着眼于控辩应对途径,具结书文本的结构和内容应作重新设计,以体现认罪认罚从宽的“契约精神”和控辩平等协商的基本原则。此外,本文对公诉权的未来发展思路以及有效法律帮助的实现途径进行了相应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