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制度因素对创业的影响作用探讨

创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制度。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除法律、政策等正式制度外,创业还受文化传统、大众舆论、宗教等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文化传统通过其长期积习形成的观念,对生活在不同国家、区域内的创业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决定了各经济区域内创业活力和特点的不同,可以反映在其创业数量和质量上;大众传媒承担了舆论的导向作用,对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产生潜在而长期的影响。对于创业者和初创企业,媒体传达的思想很大程度上作为模仿类型和文化榜样来影响创业机会的识别以及创业类型的选择。而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的宗教,会通过影响经济态度、社会资本、人力资本进而影响到经济产出。如中东源宗教强调竞争和兼并,带来了创业动力与产权明晰的诉求,东方宗教则以儒释道为中心,强调伦理学,追求中庸和无为而治的思想,其创业精神也受到了影响。

宗教的权力表述——中国宗教的公私形态及其秩序构成

中国宗教的社会形式 ,具有两个大的层面。一个是制度层面 ,结构的、合法形式 ,即本文提出的“公共宗教”层面 ;一个是私人形式 ,扩散的、非合法形式 ,即本文提出的“私人宗教”形式。关键的问题是 ,中国宗教的神圣理念 ,同时并存在这两个层面。这个宗教的公共形式 ,几乎囊括了历史上中国人所有的价值关怀与社会存在 ,涉及了中国社会之中真正具有秩序的符号、信念和宗教活动。这个制度形式的“公共宗教” ,同时也包含了“私人宗教”形式及其一切活动和价值行动 ,表现出最为扩散的宗教形式。正是这种扩散的宗教形式 ,证明并构成了中国社会之中的权力秩序。所以 ,中国历史上“宗教形式” ,实际上就是孕育着中国特征“秩序模式”

“多数的暴政”与“舆论的宗教”——托克维尔的公众舆论观念

19世纪思想家托克维尔的学说近年来受到国外政治学、社会学和舆论学界广泛的关注。基于对公众心态的深刻洞察力,托克维尔提出了“多数的暴政”与“舆论的宗教”概念。他一方面指出极端的平等反而会带来极端的专制,一方面希望从民主社会的内部发掘自由。针对公众舆论问题,他从政治与社会两个层面进行了思考。西方自由主义基本沿循了他政治层面的思路,但是他在社会层面的观点则一直被忽视。托克维尔所预言的庸众社会已成事实,值此之际,他的思想遗产更值得我们反思。

宗教场所公共安全问题及其治理——基于若干案例的反思

中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宗教领域公共安全问题极为重要。根据问题的根源和行为表现,宗教领域公共安全主要有火灾事故、节庆活动期间人群踩踏、宗教间或教派间矛盾、因触犯宗教禁忌或宗教场所拆迁引发的社会纠纷等四大类。宗教场所各种公共安全问题的特殊性,主要源于宗教的神圣性和安全管理的脆弱性。因此,需要从思想认识、主体责任和制度规范等方面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

不同语境下的宗教公共性及其对当代中国宗教之意义

宗教不是一个空名,而是一个实在,是一个以信仰为纽带把社会成员联系起来的组织。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是私人或个人的。强调宗教的公共性,就是强调宗教团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强调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是西方社会思想的一种发展趋势。中外学者对公共性的理解存在的差异,是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处境引起的。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政教合一的"公"的宗教道路,而就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来说,其最佳状态应当是相互调适,共存共荣,和睦相处。在当代中国,合法的中国宗教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很多。

西方国家公立学校中的宗教政策模式探析

西方国家在其教育世俗化的过程中,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对宗教与公立学校关系的处理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四种有代表性的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激进的排斥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温和的分离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的积极的包容模式和以德国为代表的协调的伙伴模式。这不仅反映了宗教与现代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也体现出西方国家对公共领域中宗教问题的谨慎、务实的态度与精神。

1934年《磐石杂志》“公教与爱国”专号的民族立场

《磐石杂志》为1930年代初期中国天主教会中的一份重要刊物,它由北京辅仁大学中华公教青年会支部创办,旨在介绍中西文化及宗教事业调查研究,兼及社会新闻。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引发中国天主教会内部爱国人士的民族感情和救亡热忱。《磐石杂志》1934年第2卷第5期“公教与爱国”专号的主要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教会中人士对“国难”的思考和认识。

贝尔的资本主义和谐观——读《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贝尔探究资本主义和谐问题的专著。贝尔认为,资本主义历经200余年的发展和演变,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分别依照"效益"、"平等"、"自我表达"的原则运转,三者之间形成根本性对立和冲突。贝尔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只保留了它永不满足地向外攫取的经济冲动力,而丧失了它原来那种勤勉节制的宗教冲动力,这造成了资本主义文化危机。这种危机主要是由严肃艺术中的现代主义、大众文化中的非理性主义和市场体系的享乐主义造成的。面对资本主义的分裂,贝尔心目中的理想模式是把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结合起来。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贝尔提出了新宗教和公众家庭的设想。

论当代宗教的伦理化趋势

应用伦理学是伦理学的现代发展形式之一,也是最富有生命力的理论前沿,有着重大的现实价值。本期所刊发的四篇文章是国内青年学者近期在应用伦理学的不同领域中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市场经济与分配正义》一文重申了分配与生产、交换的同等地位,从社会伦理的角度阐述了分配正义与合理市场经济秩序构建的问题。《论环境伦理学中的整体主义》一文则围绕环境保护的道德责任归属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虽然都有其历史渊源,并且可以部分地解决环境伦理的规范问题,但都缺乏内在的自洽性,这就暴露了环境伦理学作为学科之不成熟性的事实。《论中国公共行政伦理的核心任务》一文探讨了公共行政的一般特性以及在中国的特殊问题,从而揭示了中国公共行政建设的重点所在。《论当代宗教的伦理化趋势》一文考察了全球化视阈下的宗教的新变化,特别是信仰伦理成分的加重使它在今日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宗教与当前中国公共外交:理念、机制与效应

冷战的结束与二十世纪后期以来的全球宗教复兴改塑了世界格局,各类宗教从理念、组织、议题和行动层面对国际、地区和国内政治影响不断上升,多国亦将宗教因素纳入国家战略和外交轨道以保障巩固国家利益和增进国家软实力。由于宗教问题与中国的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国家形象和海外利益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在公共外交实践中对宗教及相关议题、国内外宗教组织及其他相关非政府组织日渐重视,并在理念、制度、结构和行动层次不断整合创新。本文旨在分析和定位宗教在当前中国公共外交和整体外交中的地位、作用及发展空间。

四论原始财政

从原始财政与原始宗教发展的关系中研究和探索财政起源问题,可谓财政起源研究的新视角。国家财政的形成经过了父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向农村公社过渡、农村公社三个时期的演变,最终发展到文明时期。在政教合一制国家形态下,公共祭祀品就转化为宗教税课,即国家财政完全形成。

论区分宗教活动领域的三个界限

本文旨在将宗教视为一个行为主体,考察其在当代中国社会中适当的活动领域。神圣与世俗的分野是现代社会粗略区分宗教活动领域与非宗教活动领域的界限,但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这条界限将无数次被逾越。宗教与政治的界限所起的主要作用是为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定性。政治领域不是宗教社团的禁入之地,而是一个合法的宗教团体应当遵循合法的途经积极参与的领域。公域与私域的划分提供了另一界限,但宗教的公共领域是一回事,而宗教对其他公共领域的参与是另外一回事,二者不可混淆。区分宗教的活动领域需要了解上述三个界限各自的适用性和局限性,对它们加以综合运用。

广西壮族师公信仰建构及其问题探究

师公信仰作为广西壮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壮学界对此研究已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然而,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师公从产生之初就作为一种职业而存在,并行"淫祀"之为。通过分析广西壮族师公的宗教属性、师公信仰的实践形式、师公信仰公共性建构问题,提出了广西壮族师公信仰应与国家信仰价值体系相结合,为人际关系和身份认同提供价值参考。

宗教与现代公共治理

虽然在现代社会宗教和政治之间形成了"政教分离"的格局,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和政治的关系完全消解。相反,宗教正日益作为一个新兴的"第三部门"在现代公共治理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将试图从现代公共治理理论的兴起、发展及成果入手,探讨宗教介入到现代公共治理的契机,并最终落脚于宗教与现代公共治理良性互动的研究。

涉民族宗教类网络舆情的特征性研究--基于新浪微博的实证分析

涉民族宗教类网络舆情是指网民在互联网上对民族宗教类事件发表各种观点而形成的舆论态势,其牵涉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本文对近年来新浪微博上涉民族宗教类微博进行数据抓取与定性分析,发现涉民族宗教类网络舆情存在以下特征:"清真文化"是舆情焦点;微博评论的语义情感倾向上负面情绪占比较大,易滋生次生舆情并对原生舆情产生二次影响;群体极化与虚拟串联的交缠易增大负面舆情的破坏力。这些与清真话题的议题设置、民众对少数民族身份特殊化存在质疑与歧视、舆情主体应对不当、传播人群的数量存在地域差异以及官媒的"失声"有关。

宗教的互联网传播及网络舆情引导管理

深入探讨网络舆情传播中宗教特征和宗教因素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我国文化安全。宗教的网络化给政府传统的宗教事务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战,加强对网络宗教管理日益凸现其重要性和紧迫性。论文分析了网络宗教传播现状以及对舆情的影响,提出网络宗教治理思路。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宗教意蕴——一种基于诠释学立场的解读

哈贝马斯构建公共领域学说的主旨是通过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研究,重建规范的民主理想。哈贝马斯在研究公共领域时,把宗教看成是理性的对立物,对宗教的排斥多于认同。然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公共领域具有很强的宗教意蕴。从历史上看,宗教早已参与到公共领域中来,并且宗教本身是政治公共领域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在当代多元的社会里,宗教共同体和宗教话语更是公共领域多元因素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法治视域下的清代金瓶掣签立法探析

法治视域下宗教行为可分为涉他宗教行为和涉己宗教行为,前者关涉社会、国家、他人的重要利益,是宗教立法的重要理据和调整范围界定的标准;活佛转世的社会公共性是清代宗教立法的基本动因;清代金瓶掣签立法的成功之处在于较为合理地确定了宗教立法的边界、方式与视角,以及藏传佛教宗教团体的法律权利和义务。在宗教立法中积极进行多方的沟通工作,体现了清代国家因势利导、循序渐进的法律原则。

打击邪教犯罪若干问题的思考

邪教的危害性尽管人们已深知,但在具体打击邪教犯罪的过程中,却又存在着很多困难,具体表现在:基层组织建设薄弱,产生邪教的社会基础难以根除;立法滞后,反邪教国际合作等方面都存在着问题。认清上述因素并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今后打击邪教犯罪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宗教财产的类型变动问题

宗教财产类型变动,本质上属于将局限于特定家庭成员或者亲属为宗教用途而使用的宗教财产,经过法定程序转换为提供给不特定的相同宗教信众或者公众使用的宗教财产。该宗教财产的法律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私有财产变动为公共财产,从可继承可处分可强制执行的财产变动为不可继承不可处分不可强制执行的财产,从完全属于私人财产自由范围内的财产变动为属于受到政府和信教群众监督和管理的财产。在此类型变动中,应当由捐献人在捐献之前以合法方式对该宗教财产的利益相关者(法定继承人、债权人、抵押权人)做出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