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涉外案件一审管辖的法院级别问题探析

我国对涉外案件几乎一律提高一审管辖的法院的级别,这是对在华诉讼的外国当事人的优待,同时是对本国公民诉权的某种歧视。诉讼上对外国当事人的“超国民待遇”和“次国民待遇”,都不符合WTO的国民待遇原则。我国刑事、民事和行政三大诉讼法,对涉外案件一审管辖法院作出了不同规定,最高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更是繁复不堪,并且明显违反诉讼法规定。应当在确定中国法院对涉外案件有管辖权后,实行内国案件和涉外案件一体化的级别管辖制度。

论公安机关涉案财物管理信息化

愈发严峻的涉案财物管理状况以及日益增强的公民财产权意识对公安机关涉案财物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这种要求不仅有利于公民的财产权益的维护,也势必对公安机关的执法规范化建设起到积极作用。在"大数据"时代,将信息化技术运用到涉案财物的管理工作中将是最佳选择,而信息化的涉案财物管理方式也必将以其高效、准确等特性得以广泛应用。

涉外治安案件处置的要点

与普通治安案件不同,涉外治安案件查处除了涉及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外,还涉及外国人国籍国的外交保护与监督,涉及我国与他国的外交关系,涉及我国遵守国际条约和尊重国际惯例的守信度。在处置涉外治安案件时,应从以下一些要点进行思考:管辖类别、处置程序、实际操作、相关原则。

查处涉外治安案件应注意的问题

与查处普通治安案件不同,涉外治安案件查处除了涉及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外,还涉及外国人国籍国的外交保护与监督,涉及我国与他国的外交关系,涉及我国遵守国际条约和尊重国际惯例的守信度。在查处涉外治安案件时,应注意以下问题一是确认外国公民的国籍与身份,二是遵守涉外治安案件管辖规定,三是执行涉外案件内部协调程序,四是履行涉外案件外部通知义务,五是信守外交特权与管辖豁免权。

论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涉案资产处置制度

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处置关键在于涉案资产处置,涉案资产处置的重点在于处置权及处置方式。现阶段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涉案资产处置制度在主体及方式等方面存在不足,以致出现案发后涉案资产难以追缴、追缴后难以发还等问题,应确立以法院为处置主体、多部门协同的处置方式。

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涉外行政诉讼

我国学界对涉外行政诉讼已经形成了以主体涉外为单一标准的固定认识,并顺延出从概念到范围再到规则适用的基本思路,但是这种思路已经不能解释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诸多案例,因此,拓展涉外行政诉讼的认识视角,以司法为核心,以涉外特殊规则的适用为标准判断涉外行政诉讼的范围,由此而形成多元涉外因素的判断基准,这种建立在司法实践基础上的涉外行政诉讼认识观,以涉外特殊规则为内容构筑体系,以涉外因素的多角度判断代替主体具有涉外性的单一标准;同时应当改变以专章规定涉外行政诉讼的立法模式,主张将涉外行政诉讼的特殊规则分散规定在相关条款中。

城市涉民族因素治安突发事件处置的困境与应对——以C市为样本展开分析

城市涉民族因素治安突发事件具有成因复杂、处置难度大等特征,主要是民族流动快、社会转型和敌对势力的影响使然。以C市为例,涉民族因素治安突发事件处置中存在机制不健全、处置不规范,依法治理能力不足,缺乏专业处置力量,基础工作薄弱等问题,应从"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系统治理"等方面着手,提升我国城市涉民族因素治安突发事件应对的治理水平。

论涉外案件中“强制性规定”的适用——基于54份案例的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条对我国强制性规定的适应做出了明文规定。2012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0条对强制性规定在解决涉外民事纠纷中的适用做出了解释。在涉外案件中出现了一些适用强制性规定的案件。以法院裁判文书为依据,对强制性规定在解决涉外民事纠纷中的适用进行分析,可以了解强制性规定在我国的适用现状,探究差异和共同点,发现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论新时期群体性治安事件的原因与对策

新时期,群体性治安事件的发生是社会各方面矛盾的集中体现;探其诱因,大多与群众的现实利益和需要相关;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仅仅是起到治标的作用,而依靠全社会的力量,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文化等手段,从宏观上缓解社会矛盾,避免矛盾的积聚,才是正确处理群体性治安事件的治本之道。

电信网络诈骗涉案资金紧急止付的双重逻辑

根据现有相关规定,公安机关应在接报案之际就对电信网络诈骗涉案资金进行紧急止付。紧急止付把公安机关“先立案一再冻结”的挽损旧模式,改造成“先止付一后立案一再冻结”的挽损新模式,形成“止付一冻结”的递进联动机制。但当前公安机关的紧急止付面临双重难题:实践层面止付成功率偏低;制度层面止付正当性不足。基于保护被害人财产权的效率逻辑,公安机关的紧急止付机制函需改进,止付功能应从事后为被害人及时挽损扩大到事前阻止被害人转账,止付对象应从涉案账户扩大到被害人持有账户。基于法律保留原则以及权力控制、权利保障等正当性逻辑,立法应从止付条件、止付对象与止付程序等结构要素方面改造紧急止付制度。此外,随着信息网络社会财产转移方式的选代更新,适用于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的紧急止付,应当制度化为一类独立的行政强制措施,进而扩大适用到其他类似案件。

监察与公安主体互涉案件管辖问题研究:解析与建构

监察与公安主体互涉案件是当前监察实践的难点之一。在此类案件中,同一行为主体涉嫌多种违法犯罪行为。该互涉主体可能具有公职人员身份,也可能属于非公职人员。多种违法犯罪行为之间可能存在密切联系,也可能不具备实质性关联。职权原则要求各机关只能在其管辖范围内承办案件。在此基础上,监察与公安主体互涉案件不宜采取并案管辖,而应采取分案管辖,并在特定情形下进行二机关之间的联合办案。在分案管辖的基础上,相对于主罪主导原则,监察与公安主体互涉案件应适用监察主导机制。监察机关的主导地位不仅体现在宏观办案思路的指引上,还体现在限制人身自由措施适用、取证程序运行、律师介入可能性、移送审查起诉管辖等具体诉讼行为的决定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