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公安机关的认识、不足与改进方向

认识和把握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的概念、内容与差异,并厘清市域社会治理与城乡基层治理的区别和联系,进一步认识社会治理要求下公安机关的职能任务和面临的挑战。然而,部分公安机关自身还存在一些不足:观念转变不到位,角色定位不准确,管理制度不匹配,学习投入不够等,未能完全适应推进社会治理的需要。提出公安机关的改进方向:转变传统观念,治理方式与时俱进;明确职能定位,提升群众工作能力;推进制度改革,充实基层治理力量;保障学习投入,不断提升综合素养。

公安民警执法武力使用规范化探微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当前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社会利益矛盾时有发生。公安民警作为一线执法人员,所面临的执法环境日益复杂,且警务量繁多,工作压力巨大。近年来各地区都相继出现了暴力袭警事件,对公安民警的执法权威与职业安全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由于当前有关公安民警武力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且从司法层面对警察的保护力度相对比较薄弱,因此导致公安民警的执法权威与人身安全面临极大威胁。面对公安民警的武力使用问题,应从执法规范化角度出发,正视公安民警武力使用的级别与特点,分析当前公安民警武力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才可能找到相应的解决之策。

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公安专业小样本知识抽取方法研究

当前公安业务工作信息化、数字化飞速发展,在公安工作中产生了大量执法办案数据,但是其文本种类较多、信息量较大,导致一线民警在阅卷工作中常面临阅读效率低、信息难以聚合等问题。为更进一步利用执法办案文本,需要对其进行智能分析、知识抽取,但受限于公安专业执法办案文本的专业性、数据敏感性、保密性,以及公安数据出网要求等,仅能获取到少量学习训练样本,使用传统的深度学习模型抽取效果不尽如人意。因此提出使用较少资源和数据构建垂直领域大语言模型,实现模型对公安专业适配的方法,利用知识编辑技术MEMIT、低资源微调技术LoRA、提示模板,提高模型对警务术语、警务常识等公安知识的理解能力。为进一步提高模型的知识抽取效果,设计小样本执法办案文本数据抽取流程,以更好结合模型中的相关案别专业知识。实验结果表明,融合抽取流程的公安专业垂直领域大语言模型在各类知识抽取任务中准确率较之传统方法显著提高,有助于帮助一线民警快速、客观、准确分析执法办案文本,挖掘案件潜在信息,支撑公安工作智能化发展。

行刑衔接视角下公安机关参与企业合规建设路径分析

随着企业合规制度建设的不断推进,行政合规的重要性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由于目前行政机关尚无配合刑事机关参与合规案件的法定义务,导致行刑衔接不畅成为合规建设完善过程中不可逃避的问题之一。对合规建设之路的有效探析,仅靠检察机关合规前移的努力显然独木难支。从行刑衔接的视角出发,利用公安机关的双重属性,通过适度延伸参与行政合规,立足公安机关与企业、行政机关、社会及其自身队伍建设四个方面,进而探寻公安机关参与企业合规的有效路径,以适度参与行政合规举措完善刑事合规建设,实现行刑衔接机制的双向优化。

市区一体化:公安执法办案管理的模式创新——来自浙江省舟山市的实践样本

当前,传统公安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一般是以区县为主的模式进行建设,但这一模式对于城区常住人口在100万至300万的Ⅱ型大城市和城区常住人口在50万至100万的设区的中等城市而言,往往难以统筹市区两级的主体责任,且容易出现警务资源浪费或多头重复建设等问题。为此,浙江省舟山市公安局积极探索实践,创新出一套“以市带区”“以区提质”的“市区一体化”公安执法办案管理模式。该模式以新建设的公安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为载体,将舟山市区两级公安执法办案在空间和运行上实现了一体化。该模式系统回答了如何落地建设公安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的系列问题,积极探索了市区两级公安执法办案中“侦”“办”有机融合的行动方案,丰富和完善了公安执法办案管理的制度体系,进一步拓展了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具体内容,具有巨大的可推广价值。

基层公安机关执法能力提升的逻辑缘起、制约因素与创新路径——基于社会治理现代化视角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通过基层公安机关执法能力提升推动社区治理进程,有效契合了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研究认为,基层社区、基层公安机关及公安机关治理能力锚定了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升的基础治理空间、重要治理主体及关键影响要素。基层公安机关在社会治理中主要存在执法理念规范性不高、执法人才储备不足、执法范围边界模糊、执法手段相对滞后等问题。在今后实践推进中,可以从基层公安社会治理主体协同性、理念科学性、内容精细化、手段多元化、队伍专业性等方面予以优化。

夜间经济背景下警务工作困境与对策研究

我国夜间经济方兴未艾,发展规模持续增长,目前已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随之产生的夜间治安问题也日益凸显,相关场所案件频发,安全风险骤增,治安难度加大,给社会治安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和压力。警务工作在夜间治安实践中面临警力资源严重不足、应急警务运行不力、警务协作机制不畅和警察执法保障不够等现实困境。公安机关应从构建夜间警务运行体系、加强夜间警务协作、构筑夜间群防群治防线、提升警察夜间执法能力等方面积极探索改进之策。

公安机关警察权的力度、法度和温度

公安机关警察权是国家公权力重要组成部分。底层逻辑上,公安机关警察权应具有一定力度,需结合场景理论灵活适度把握警察权的“强”与“弱”。警察权作为合法暴力性权力,为有效防止警察权行使的肆意,应建立警察权“负面清单制度”,优化警察权监督机制,保证警察权在合法、正当范围内行使,即警察权应具备法度。同时,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格局下,公安机关警察权行使应有明确价值定位,遵循警察权力度、法度前提下,尤其面向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有关等特定场景,警察权行使应体现一定的温度,体现警察权的“人民性”和“权利观”。综合言之,公安机关警察权应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持续优化,不断提升警察权综合效能,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服务,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我国生态环境治理样态、机制及对策研究——以公安机关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为视角

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合作式治理”方式一直以来是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从公安机关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中的执法行动样态入手,解读公安机关执法过程中的多元联动机制,由此构建“关系—嵌入—共生”的三重治理机制框架,以此说明其在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行动机理。同时,从社会互动的视角出发,探索其中的多元互动和联动机制,即“复合型治理”模式。由此提出公安机关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路径,即从“制度再造”入手,促进制度渐进式改革;通过各组织间的相互融入,进而建构系统化组织治理模式;建构“复合型治理”模式,从而互构多元主体共治体系。

公安交警远程执法技术的实践与思考

交警远程执法模式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融入“公安大脑”建设、推进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数字勤务改革的一项举措,有效地提高了执法效率。但交警远程执法作为一种新的执法模式,实践先行于理论,在技术规范、执法程序、法规依据等亟待完善。在非现场执法和移动政务研究基础上,通过与传统执法模式对比,分析了当前交警远程执法执行方式、特点、适用场景、优势和不足。从执法政策依据、社会认可、技术支撑等方面得出了交警远程执法的可行性。最后针对交警远程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建议和对策,从而确保执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研究结论可为今后交警远程执法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制定提供参考。

新时代公安工作现代化的建设路径

公安工作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起着重要作用。公安工作现代化是现代化在公安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公安工作现代化建设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和鲜明的时代要求,应从加强法治公安建设、智慧公安建设、基层基础建设和过硬队伍建设等四个方面构建公安工作现代化建设路径。

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提质增效研究

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模式自推广以来提升了执法办案效率,促进了执法规范化进程。为进一步强化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使用管理、健全完善落实各项配套制度机制,2022年公安部出台了《关于加强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结合A省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的运行模式与实际建设情况,由于重视程度不足、相关职能部门参与度不高以及缺乏一支专业的管理团队等原因,导致当前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普遍存在专业人员配备不到位、合成作战支撑度不够、场所设置单一、刚性制度与执法办案环境不匹配等现实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合成作战、合理规划分中心设置、优化工作流程、构建常态化全融合运行模式等对策建议,为实现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的优化升级和提质增效提供建设思路和经验借鉴。

公安机关内部控制评价:模式构建与实施路径

公安机关内部控制评价旨在追求公共管理的执行力与公共服务的公信力,体现评价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作为人民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安机关兼具行政性与司法性,这使其关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内涵表现为“共性”与“个性”共存,而且“个性”彰明。在分析现有评价模式基础上,构建基于战略导向的公安机关内部控制评价模式,并从评价范围与思路、评价指标设计、评价主体选择等方面设置公安机关内部控制评价的实施路径。

公安民警担任中小学法治副校长的现实困境与对策研究

法治副校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公安机关参与校园安全治理的重要路径之一。公安机关的职能优势以及长期积累的宝贵经验,决定了公安民警担任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具有其他群体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实践中,公安民警担任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存在着制度保障不完善、职责定位模糊不清、运行机制尚未健全等阻碍性因素。有必要通过重视履职考评,强化制度保障;明确职责定位,细化校园警务内容;创新工作形式,实现有效融合等路径,提升校园安全治理能力,走出当前校园安全治理面临的困境。

自媒体时代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提升路径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已进入网络环境更为复杂的自媒体时代。公安机关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的执法机关,其执法警察与人民群众接触最为密切,同时也处于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如果公安机关对涉警网络舆情处置不到位,经自媒体传播后,极易扩散、发酵。涉警网络舆情危机频现,会使公众对公安机关的信任度降低,造成执法公信力下降,不利于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在自媒体时代,要提高公安机关的执法公信力,首先应全力提升公安民警的法律素养、执法办案能力和水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其次应建立涉警舆情的事前预警机制,同时及时跟进,妥善应对和处理;此外还应做好法治宣传,加强与媒体和社会公众的沟通,优化警民关系,赢得公众的理解和信任。

法理学视域下公安执法中的私权保护

公安执法是公权力的体现,具有强制性特征,公安执法又常常涉及公民私权,这使得两者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出现冲突。由于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社会私权意识的缺失、现行公安管理体制的制约、执法中私权保护的法律依据不完备、不重视公安执法的程序性、个别民警的执法能力不足等原因,公安执法领域还存在一些侵害私权的现象。应完善立法,健全管理体制,明确公安执法权运行规则,提高民警的执法素质并加强对公安执法过程的监督,以实现公安执法过程中的私权保护。

执法司法责任体系改革背景下公安法制员制度探究

公安法制员制度是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安机关执法内部监督的一大保障。在执法司法责任体系改革背景下,要守牢基层执法生命线,以法治助推公安高质量发展。公安法制员制度从2010年创立至今,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在实践过程中还存在法制员角色定位不准、法律素养层次不齐、工作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公安机关应当从完善配套规章制度、加强人才队伍培养、完善激励机制以及推进“智慧法制员”建设等方面着手,不断健全完善公安法制员制度,为深入推进执法司法责任体系改革与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习近平法治思想视角下“公安姓党”之探析

2020年11月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法治思想被确立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在新时代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征途上,作为推动法治建设主要动力之一的公安机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何要由党来领导公安机关,如何实现党对公安机关的领导成为必须正确回答的时代课题。从党的先进性、党和公安机关的历史渊源及其政治逻辑方面来寻根研析,并从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寻找永葆“公安姓党”的路径,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基于GWO-SVM模型的公安执法规范化水平评价与提升研究

公安执法规范化水平提升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针对规范化水平量化评价缺失的问题,从5个维度构建了11个评价指标,提出了公安执法规范化水平评价的GWO-SVM模型。和传统的SVM评价模型相比,GWO-SVM评价模型对公安执法规范化水平评价的准确率高达95.8%,远远高于SVM评价模型。将GWO-SVM模型应用于城乡公安执法规范化水平评价中,结果表明城市公安执法规范化水平明显高于乡镇公安执法规范化水平,同时近几年城市公安执法规范化水平也呈现出波动变化的趋势,这对提升公安执法规范化水平提供了数据参考。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中公安机关的职能定位与路径构建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一重大课题,对公安机关提出了新的挑战。公安机关全面履行“打击、服务、参谋”职能,必须置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全局中来谋划。公安机关全面融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在认同、资源、侦查方面存在困境。对此,公安经侦部门需要情报导侦预警金融风险,数据研判防范金融风险,严厉打击涉众金融犯罪,追赃挽损化解金融风险,服务企业优化营商环境。建议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金融机构及其监管部门应明确风险防范化解相关方责任,建立联合防控系统和风险处置协调机制,完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相关法律法规,强化金融监管早期识别和干预,严格金融风险追责问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