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

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作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部署要求,具有确保反腐败格局中职能责任的依法履行、确保反腐败法网密织及流程贯通、确保反腐败执法司法公平公正的时代价值。推进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亟需从理论上回应“结构平衡说”“监察中心主义说”等学术争议。其一,构建以监察执法为主导的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结构形式。应当从反腐败格局中的职责定位来深刻把握腐败治理与社会治理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差异,深刻把握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政治逻辑。其二,明确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主体责任。该主体责任是建立在监察机关履行反腐败法定职能基础之上的监察机关与审判、检察、公安及相关执法特定机构和人员所承担的法法衔接职责和义务。其三,完善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主要包括监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与审判机关的协调配合机制,如证据审查认定、审判信息通报配合等,以及与检察机关的衔接机制,如重大疑难案件提前介入、案件移送等,其要旨是通过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的配合制约,确保反腐败执法司法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公安院校刑法课程虚拟教研室建设研究

公安院校政治建校办学特色优势和刑法课程目标特色为公安院校刑法虚拟教研室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和刑事司法职业法律运用能力培养底色的内涵。基于服务警务实战化教学,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构建学习型组织和认同教师职业身份理念,公安院校刑法课程虚拟教研室建设要坚持问题导向、共建共享、融合创新、动态调整和规范发展原则,重点在于发现教学问题、建设师资队伍、共建共享资源和构建组织文化等四个关键环节。

公安民警执法武力使用规范化探微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当前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社会利益矛盾时有发生。公安民警作为一线执法人员,所面临的执法环境日益复杂,且警务量繁多,工作压力巨大。近年来各地区都相继出现了暴力袭警事件,对公安民警的执法权威与职业安全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由于当前有关公安民警武力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且从司法层面对警察的保护力度相对比较薄弱,因此导致公安民警的执法权威与人身安全面临极大威胁。面对公安民警的武力使用问题,应从执法规范化角度出发,正视公安民警武力使用的级别与特点,分析当前公安民警武力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才可能找到相应的解决之策。

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公安专业小样本知识抽取方法研究

当前公安业务工作信息化、数字化飞速发展,在公安工作中产生了大量执法办案数据,但是其文本种类较多、信息量较大,导致一线民警在阅卷工作中常面临阅读效率低、信息难以聚合等问题。为更进一步利用执法办案文本,需要对其进行智能分析、知识抽取,但受限于公安专业执法办案文本的专业性、数据敏感性、保密性,以及公安数据出网要求等,仅能获取到少量学习训练样本,使用传统的深度学习模型抽取效果不尽如人意。因此提出使用较少资源和数据构建垂直领域大语言模型,实现模型对公安专业适配的方法,利用知识编辑技术MEMIT、低资源微调技术LoRA、提示模板,提高模型对警务术语、警务常识等公安知识的理解能力。为进一步提高模型的知识抽取效果,设计小样本执法办案文本数据抽取流程,以更好结合模型中的相关案别专业知识。实验结果表明,融合抽取流程的公安专业垂直领域大语言模型在各类知识抽取任务中准确率较之传统方法显著提高,有助于帮助一线民警快速、客观、准确分析执法办案文本,挖掘案件潜在信息,支撑公安工作智能化发展。

行刑衔接视角下公安机关参与企业合规建设路径分析

随着企业合规制度建设的不断推进,行政合规的重要性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由于目前行政机关尚无配合刑事机关参与合规案件的法定义务,导致行刑衔接不畅成为合规建设完善过程中不可逃避的问题之一。对合规建设之路的有效探析,仅靠检察机关合规前移的努力显然独木难支。从行刑衔接的视角出发,利用公安机关的双重属性,通过适度延伸参与行政合规,立足公安机关与企业、行政机关、社会及其自身队伍建设四个方面,进而探寻公安机关参与企业合规的有效路径,以适度参与行政合规举措完善刑事合规建设,实现行刑衔接机制的双向优化。

公安民警现场执法徒手制止技能现状及对策研究

公安民警徒手制止技能在现场执法中使用频率很高,由于徒手摔控能力不足,强制手段使用的程序把握不当以及与其它制止技能配合使用实效性较低等问题,导致徒手制止技能成为受伤概率最高的强制手段之一。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和专家访谈法,从逻辑起点、实战化训练等层面展开成因分析。研究揭示,公安民警的徒手制止技能训练要从团队视角出发,运用对抗性训练手段,将职业体能、时机把控、协同配合以及与其它制止技能融合等关键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建立徒手制止实战升级模型,确保依法、合情、实用,保障我国公安民警现场执法徒手制止技能的成功实施。

市区一体化:公安执法办案管理的模式创新——来自浙江省舟山市的实践样本

当前,传统公安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一般是以区县为主的模式进行建设,但这一模式对于城区常住人口在100万至300万的Ⅱ型大城市和城区常住人口在50万至100万的设区的中等城市而言,往往难以统筹市区两级的主体责任,且容易出现警务资源浪费或多头重复建设等问题。为此,浙江省舟山市公安局积极探索实践,创新出一套“以市带区”“以区提质”的“市区一体化”公安执法办案管理模式。该模式以新建设的公安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为载体,将舟山市区两级公安执法办案在空间和运行上实现了一体化。该模式系统回答了如何落地建设公安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的系列问题,积极探索了市区两级公安执法办案中“侦”“办”有机融合的行动方案,丰富和完善了公安执法办案管理的制度体系,进一步拓展了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具体内容,具有巨大的可推广价值。

妨害安全驾驶罪的具体危险犯构造

妨害安全驾驶罪的犯罪类型应被界定为具体危险犯,而非抽象危险犯或准抽象危险犯。妨害安全驾驶罪包含干扰驾驶和擅离职守两种构成要件类型。在行为不法上,干扰驾驶型构成要件的不法内涵在于干扰行为阻碍了驾驶者对安全驾驶义务的履行,有必要结合“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要素展开实质理解;而在擅离职守型构成要件中,须借助“与他人互殴或者殴打他人”要素对“擅离职守”作出限缩解释。在结果不法上,“危及公共安全”并非“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同义反复,其指涉一种较低程度的公共危险。多因一果案件的结果归属须重点考察干扰行为对驾驶者履行安全驾驶义务的影响程度。从行为不法和结果不法两个方面,可以将妨害安全驾驶罪理解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预备阶段,以实现对司法实践中各类妨害安全驾驶行为的充分评价。

基层公安机关执法能力提升的逻辑缘起、制约因素与创新路径——基于社会治理现代化视角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通过基层公安机关执法能力提升推动社区治理进程,有效契合了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研究认为,基层社区、基层公安机关及公安机关治理能力锚定了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升的基础治理空间、重要治理主体及关键影响要素。基层公安机关在社会治理中主要存在执法理念规范性不高、执法人才储备不足、执法范围边界模糊、执法手段相对滞后等问题。在今后实践推进中,可以从基层公安社会治理主体协同性、理念科学性、内容精细化、手段多元化、队伍专业性等方面予以优化。

夜间经济背景下警务工作困境与对策研究

我国夜间经济方兴未艾,发展规模持续增长,目前已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随之产生的夜间治安问题也日益凸显,相关场所案件频发,安全风险骤增,治安难度加大,给社会治安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和压力。警务工作在夜间治安实践中面临警力资源严重不足、应急警务运行不力、警务协作机制不畅和警察执法保障不够等现实困境。公安机关应从构建夜间警务运行体系、加强夜间警务协作、构筑夜间群防群治防线、提升警察夜间执法能力等方面积极探索改进之策。

积极刑法观视域下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研究

积极刑法观强调刑法在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公民权益中的积极作用,而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作为刑法领域的重要分支,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本研究探讨了积极刑法观对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认定的深远影响,并分析了在积极刑法观视域下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处罚原则及防治对策,能够为积极刑法观在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裁判提供有益建设思路。

大数据背景下的社会综合治理工作研究——以治安和刑事领域案件为例

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技术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对社会治理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基于此,本文针对大数据背景下社会综合治理工作发生的转变进行分析,主要围绕网络暴力犯罪治理困难、电信网络诈骗形势严峻、失踪人口等刑事和治安新问题大量涌现、网络舆情等新型社会稳定因素日益复杂等社会综合治理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针对性较强的社会综合治理工作方法和策略,希望能够对我国社会综合治理工作尤其是治安和刑事领域的治理工作有所裨益。

公安机关警察权的力度、法度和温度

公安机关警察权是国家公权力重要组成部分。底层逻辑上,公安机关警察权应具有一定力度,需结合场景理论灵活适度把握警察权的“强”与“弱”。警察权作为合法暴力性权力,为有效防止警察权行使的肆意,应建立警察权“负面清单制度”,优化警察权监督机制,保证警察权在合法、正当范围内行使,即警察权应具备法度。同时,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格局下,公安机关警察权行使应有明确价值定位,遵循警察权力度、法度前提下,尤其面向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有关等特定场景,警察权行使应体现一定的温度,体现警察权的“人民性”和“权利观”。综合言之,公安机关警察权应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持续优化,不断提升警察权综合效能,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服务,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论刑事立案前的初查

刑事立案前的初查在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被广泛应用,但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此却没有明确规定,使得初查的性质和法律地位不明确,在实践中导致了许多问题。但从应然的角度分析初查的性质和法律地位,初查实质上就是侦查性质的调查活动,属于刑事诉讼程序的范畴;因此,我国应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取消立案的独立性,从立法上明确规定初查制度,以同理论和实践相吻合。

权力规制法治视域中的公安现场执法困境

从近几年发生的案例来看,公安现场执法似有陷入困境之虞。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所期待的"规则之治"未能如期而至,关于这个问题,"权力规制法治"范式有很高的解释力。要解决公安现场执法难题,须在增配公安部门权力资源和减缩公安事权两个方面着手,其中确保警察充分运用自由裁量权和分化剥离非警务活动是突破口。应当将包括公安现场执法工作在内的公安工作置于法治建设视域之中考量,达成新的发展共识。

论竞争性食品安全监管执法制度

食品安全监管领域内的竞争性执法是指,通过国家法律规范授权,具备法定条件的公共组织与相应的国家食品安全监管机关之间展开食品安全监管执法比赛;同时,不同的公共组织之间,以及同一公共组织内部成员之间也展开执法资格角逐,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方式。与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行政委托、行政授权等执法形式相比,竞争性执法具有独立和明确内涵。设计竞争性执法的理据在于:现行有效的实定法为其提供了规范依据;它具有防止国家食品安全监管机关执法懈怠和腐败,促进食品安全法律得到有效实施功能;它具有自我预防和纠正执法腐败和懈怠功能。为使该项执法形式得以实施,立法者需要为县级以上地方权力机关、公共组织、国家食品安全监管机关和社会公众配置相应的职权(权利)和职责(义务)。

南海海事安全国际合作的困境与出路

维护南海海事安全需要有效的国际合作,现行南海海事安全保障机制存在局限性,世界强权在海事安全国际合作旗号下介入南海问题,形成对中国南海主权的压制和威胁,超越了海事安全国际合作的边界,加剧了南海海事安全国际合作有效实施的困难。作为解决南海海事安全国际合作困境的出路,可以借助国际海事组织这一专门性海事安全管理组织的威望和海事履约体制,以履行国际海事组织现有的技术规范为根据,在南海断续线内设置安全地带制度、分航道航行制、海上避航区等制度,就此开展海事执法国际合作,并把发挥国际海事组织的作用作为中国南海战略的一个支撑策略。

公安机关的角色定位和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公安机关的角位定位应从根本上改变观念 ,与现代法制文明相适应 ,确立其是一个执法机关和服务部门。对严格、公正、文明执法要把握精神 ,正确认识和落实。

中国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及其完善

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在保障基金业的健康发展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信息披露有自愿性和强制性之分,强制性信息披露代表着立法的介入。就中国投资基金市场的现状而言,确立强制性信息披露无疑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中国自一开始起即十分重视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的建设,但是就目前的情况看,中国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依然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并寻求完善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的新路径,是中国经济法学界面临的又一个课题。

误读与被误读——从公安机关刑事执法信息公开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修改

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与修改中的难点领域。公安机关刑事执法信息是否应该公开,条例规定非常明确,但司法判例中普遍认定不属于条例适用范围,产生误读现象,过程耐人寻味。立法规定被误读,原因在于混淆知情权制度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制度,陷入路径依赖,导致的后果是条例赖以支撑的基础被解构,出现各种错位。深入剖析误读与被误读的整个过程,对于更好推进我国法律实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