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6 MHz射频防盗器电磁暴露安全评估

射频防盗器是基于射频识别(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RFID)技术实现对物体的识别跟踪,防盗系统根据所识别到的信息进行合法性判断来实现防盗报警功能。为有效评估13.56 MHz射频防盗器对行人电磁暴露的安全性,本文基于COMSOL Multiphysics软件中RF模块,设计射频防盗器在正常工作状态下辐射行人的电磁环境模型,研究行人通过射频防盗器时的公众电磁暴露问题。分别对射频防盗器天线系统工作在100 mW、1 W时,行人位于防盗器正中央(位置A)和防盗器正中央前侧25 cm(位置B)4种暴露场景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行人位于位置A时,天线馈电功率分别为100 mW和1 W,人体全身组织内部电场强度的最大值分别为0.26 V/m和0.84 V/m,磁场强度的最大值分别为0.05 A/m和0.16 A/m,比吸收率的最大值分别为1.55×10^(-5) W/kg和1.5×10^(-4) W/kg;行人位于位置B时,天线馈电功率分别为100 mW和1 W,人体全身组织内部电场强度最大值分别为0.1 V/m和0.36 V/m,磁场强度最大值分别为2.08×10^(-3) A/m和6.56×10^(-3) A/m,比吸收率的最大值分别为2.29×10^(-6) W/kg和2.92×10^(-5) W/kg。仿真计算结果均低于由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Non-Ionizing Radiation Protection,ICNIRP)制定的公众电磁暴露限值,说明在该射频电磁环境中通过的行人处于公众电磁暴露安全范围内,不会对公众人体健康造成威胁。

铁路盗窃与侵占犯罪界定的反思性重构

盗窃与侵占罪界分问题争论多年。在铁路犯罪中,以盗窃罪定罪案件数远大于以侵占定罪案件数,二者严重失衡。“遗忘物”与“遗失物”区分的实践意义不大。根据“修正的二重控制说”理论,公共空间与权利人共同占有财物。公共空间管理人需明确支配才可转移占有,非公共空间管理人具有概括抽象支配意思即可转移占有。铁路空间兼具公共性和封闭性,应针对列车卫生间等公共空间、卧铺等封闭空间、火车站安检机等非绝对公共空间分情况探讨占有问题。

“盗”“抢”区分的学说争议、事实分析与法律判断——从“公开盗窃说”出发的思考

通说认为盗窃罪具有"秘密性",而"公开盗窃说"认为盗窃罪是公开、平和取得他人财物。"公开盗窃说"不但影响盗窃罪的构成认定,"盗""抢"区分也要重新界分。针对盗抢区分的学说争议、事实分析与法律判断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公开盗窃说"使盗窃罪的适用范围宽泛扩张,尤其在新类型案件的处理中表现明显。从方法论的角度,以扩张适用的方式来处理特殊情形的案件传导了"法律不确定性"和刑法扩张的危险信号,应慎重对待。"公开盗窃说"以"对物暴力""对人暴力"的简单界分,不符合我国刑法中财产犯罪的罪名设定与体系安排,无法发挥犯罪认定与罪名区分的功能。"对物暴力"不属于规范评价的内容,"盗""抢"区分的依据是本国刑法的罪名设定与体系安排,前提是案件事实的综合分析,目标是对行为危害性的充分评价,内容是"对人暴力"可能性的规范判断。

高校盗窃案频发的原因、手段及防范对策

高校校园盗窃案的频发,严重影响校园的稳定和师生的正常生活。文章分析了高校盗窃案件发生的原因、作案手段,并就如何防范提出了相应对策。

论“公开盗窃说”

盗窃的成立出现了"公开盗窃说"和"秘密窃取说"两种观点,二者之间也产生了较为激烈的争论,"公开盗窃说"认为成立盗窃不需要以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秘密性"为要件,公开而以平和手段也成立盗窃。"秘密窃取"的观点认为"公开盗窃"说不能区分盗窃和抢夺,反而会导致理论和实践的混乱。从"盗窃"的文义解释和历史解释的角度分析公开而以平和手段成立盗窃并没有超出一般人的理解范围,新说对于界分盗窃和抢夺有其标准和实益。或者说公开而以和平方式取财的行为成立"平和抢夺"更无法让人接受。

基于物联网的汽车防盗系统分析与设计

分析设计了一种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汽车防盗系统,该系统使用有源双频电子标签以满足高速信息采集的需要,且耗能低;利用阅读器的地理位置对汽车进行跟踪定位;应用中间件技术消除数据冗余;以安全可靠的公安专网和无所不在的移动通信网为接入网,在保证防盗范围的同时降低了实现成本。

论盗窃罪和抢夺罪的区分——以一起典型案件为例

论述了盗窃罪和抢夺罪的区分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由一起案件出发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区别,认为总体上当前国内主流观点和张明楷教授提出的新观点都有一定缺陷。并通过对国内学界主流观点实施有限度修正克服缺陷有效完成了盗窃罪和抢夺罪的区分。

员工秘密取回老板拖欠工资行为之定性研究

电影《三枪拍案惊奇》中赵六陈七秘密取回老板拖欠工资的行为实乃当下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映。在我国当前刑法语境下,此类员工秘密取回老板拖欠工资的行为不同于窃取本人财物的行为,形式上构成盗窃罪。因为欠缺情况紧迫这一时机条件,该行为不属于自救行为,因而无法得到正当化。在目前公力救济无法切实保障被欠薪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劳动者无奈采取的私力救济又涉及刑事不法的困境下,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或可为其提供一条出路。

论“公开盗窃”理论的合理性

在我国的传统理论中,"隐蔽获得"是盗窃罪客观行为模式的通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新型盗窃举动层出不穷,透露出了以"隐蔽和公开"为标准区分盗窃和抢夺这一观点的很多缺点;盗窃是以非法管领别人财物为目的,平和的在背离他人意志的情况下,转移别人财物占有的举动;盗窃可以隐蔽进行,也可以公开实施;对别人贴身管领的物实施有形力,并具有致人伤亡可能性的举动才是抢夺;盗窃和抢夺的区别在于:举动是否为对物有形力,而且该有形力是否能够致使别人伤亡。

治未病理念指导医院盗窃案的防范

医院是人员密集型场所,就医人员往往带有大量现金,极易成为扒手的犯罪目标。医院盗窃案的频发,给患者造成经济损失的同时,也给医院造成了不良影响。保卫部门要不断总结医院盗窃案的特点规律及经验教训,建立人防、物防、技防"三防体系",真正实现"防中有打、打防并举";坚持群众路线,紧紧依靠党政领导,充分调动各部门开展治安防范的能动性,建立群防群治的防范机制;不断完善制度规定,落实精细管理,实现治安防范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使案发率降到最低点,为患者创造一个良好的就医环境。

盗回自己被依法扣押财物的刑法定性——兼论刑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的规范含义

《刑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的确是一种法律拟制,但这种拟制并不能对抗所有权人,其规范目的并非保护占有权,而是赋予公共机关管领、控制的私人财产与公共财产相同的法律保护,防止公职人员非法占有、侵害该财物。"以公共财产论"涉及被扣押财物的所有权归属问题,应以其规范目的为指引进行实质解释。即使承认盗回本人财物的行为存在客观不法,但行为人缺乏主观犯罪要素,若未事后索赔,则缺乏财产犯罪构成要件的该当性和违法性,不足以评价为财产犯罪,充其量妨碍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秩序,理应被认定为妨碍行政管理或者司法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行为人事后索赔的,应对前后两个行为进行整体评价,按照想象竞合犯来处理。

新形势下盗窃旅客财物犯罪打防对策思考

盗窃旅客财物犯罪一直是铁路辖区的主要犯罪类型,是铁路公安机关打击的重中之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财、物的社会流动性呈现常态化,随之而来的是犯罪日趋职业化、智能化,流窜作案、结伙作案、地域性职业犯罪特征更加明显。铁路公安机关应加快情报研判的专业化建设,强化刑事技术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提高打击盗窃旅客财物犯罪的专业化水平。

再论盗窃与抢夺的界分标准

盗窃罪与抢夺罪的界分,有新旧两种标准。"旧说"以行为人主观上认为是秘密或公然的偷抢行为作为界分标准,"新说"以是否以对物平和的方式抢夺他人紧密占有的财物、具有致人伤亡可能性作为界分标准。公开盗窃超出盗窃罪所能容纳的社会危害性的范畴,符合抢夺罪的构成要件,刑法中也有相应佐证;"旧说"主客观具有一致性,不会扩大抢劫罪的犯罪圈,适应我国当前复杂的刑法实益。

遵循传统理论:盗窃行为“公开性”之辩驳

我国刑法通说认为秘密窃取财物是盗窃罪的主要特性。近年来,传统学说遭受到新理论的质疑与挑战。新理论学者对于传统盗窃罪的行为方式所阐述的观点值得商榷。纵观目前各国关于盗窃罪的立法,我国现有盗窃罪的立法模式,更好地体现出我国罪名设置的逻辑性以及展现刑法结构的严谨。从传统历史文化看,秉承盗窃罪具有秘密性,能更好地发挥中华文化地自觉与自信,很好地迎合司法实践,使司法实践和理论相契合。

关于加大惩治盗采矿产罪力度的立法思考

盗采矿产罪的直接危害结果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侵占原处于国有矿产资源中的矿石,具有盗窃行为的本质特征,根据2016司法解释可以按盗采所得矿产品的价值定罪量刑,其惩治力度应相当于惩治盗窃罪和盗伐林木罪。另一方面是造成矿产资源破坏,具有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的基本特征,根据2016司法解释可以按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定罪量刑,其惩治力度应相当于惩治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

基于泰尔指数的潍坊市某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现状分析

利用泰尔指数对潍坊市某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进行现状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潍坊市某区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较好,但是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规范健康管理、孕产妇产后访视、孕产妇产前健康管理、0~3岁儿童健康管理和0~3岁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工作存在不均衡,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间差异是导致潍坊市某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不均衡的主要成因。

警犬在盗窃公用电信设施案中的应用

警犬在打击和预防犯罪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别在盗窃公用电信设施案中作用更为突出。警犬一般都有高级神经活动机能,有敏锐的嗅觉、听觉和视觉等感觉器官,具有凶猛性、灵活性和飞快的奔跑能力等警用素质,是公安机关执行任务的一种特殊工具。在盗窃公用电信设施案中,报警及时、出警迅速,警犬的使用有很好的时间条件,要充分利用警犬的特殊功能为公安工作服务。

从“要素分析”回归“类型考察”:为“秘密窃取说”辩护

关于“盗窃行为是否具有秘密性”这一问题,“公开盗窃说”与“秘密窃取说”的理论争鸣持续多年而未平息。寻根溯源,上述理论未达成共识的原因在于:对盗窃行为进行界定时,“公开盗窃说”遵循了“从部分到整体”的要素分析思维方式,“秘密窃取说”则遵循了“从整体到部分”的类型考察思维方式。以盗窃罪的立法机理为评价标准,“秘密窃取说”遵循的类型考察思维方式可谓盗窃罪的类型化立法机理在刑法理论上的延续。同时,取财行为秘密与否,是对盗窃罪与抢夺罪“同质分立”的类型分类标准做出的正确把握。这表明“秘密窃取说”是应予坚持的刑法教义学理论。引申考察,“秘密窃取说”遵循的类型考察思维方式、坚持的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原理,对于深化犯罪构成理论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即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原理有助于正确理解犯罪主客观要素的相互依存关系,以类型为指导观念则为行为无价值二元论提供支持。

医疗卫生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差距及均等化路径

当前,我国城乡之间的医疗卫生服务不均等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本文通过医疗卫生费用和医疗卫生资源的城乡数据分析得出城乡之间的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差距巨大,并通过2000—2008年城乡医疗保健费用的泰尔指数分析,发现城乡组间对城乡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差距的贡献基本上在80%以上,几乎是组内差距贡献的4倍,而从两组的内部差距来看,农村内部的不均等程度要稍高于城市内部的不均等程度,根据分析结果并从财政向农村医疗卫生的投入倾斜、城乡医疗保险制度的整合、医疗体制的深化改革等方面就如何促进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进行探讨。

虚拟财产犯罪的教义学展开

作为财产性利益的下位形式,虚拟财产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私财物,但侵害虚拟财产的行为并不一定符合现行刑法所规定的财产罪构成要件。对于虚拟财产侵害行为的讨论,不应将焦点集中于财物概念一隅,而应当重视审查具体行为方式的构成要件该当性。转移他人账户内的虚拟财产是互联网世界典型的财产侵害方式,但无法根据现有的盗窃罪或诈骗罪构成要件进行评价。盗窃罪的处理进路以占有概念的观念化为基础,牺牲了盗窃罪构成要件的定型性;诈骗罪的处理进路试图以预设同意理论回避机器不能被骗的法理,却存在体系上的错置。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处理的实践做法只是现行法语境下的权宜之计,未能对财产侵害这一不法内涵进行全面评价。立法上,针对数据不当使用致他人财产损害的行为有必要增设专门的构成要件予以规制。解释上,传统的财产犯罪仍能在一定限度内妥善处理其他类型的虚拟财产侵害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