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法视野下的民航旅客黑名单范围研究

黑名单范围是民航旅客黑名单制度的核心问题。无论是《东京公约》《保安手册》等国际立法,还是美、加等域外国家立法,抑或是国外航空公司内部规范,都没有直接明确规定民航旅客黑名单制度,而是从“拒绝运输”(拒载)的角度对“潜在威胁的人”的强制措施作了相关规定。我国《刑法》《治安处罚法》《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以及《飞行安全保卫规则》都从维护公共安全角度对旅客不轨行为进行了规制,但法律效力层次和内容侧重点不同。《民航旅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办法》和“385号文”是我国目前关于民航旅客黑名单最直接的法律规范,但二者在适用范围方面并不完全一致。应当从法治建设高度创新民航旅客黑名单制度,统一规范民航旅客黑名单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不文明行为不宜作为民航旅客黑名单范围的标准,应以危害民航安全作为民航旅客黑名单范围的标准,并以类型化方式对民航旅客黑名单的适用范围作出明确规定。

普通承运人、公共承运人与“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渊源、流变与立法探究

相当多的中文文献将普通法下"common carrier"径直翻译为"公共承运人"。然而,通过对普通法下"common carrier"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的体系性解读,"common carrier"具有多重的法律蕴意。不同的历史时期,"common varrier"在强制缔约义务和严格责任体系两个范畴上互有侧重而变动不居。在理解强制缔约义务的适用和公共运输的承担两个进路上,为界分普通承运人和公共承运人提供了历史的、经济的以及法理的动力。顾及到中国《合同法》第289条的规定,进而可以将普通法下"common carrier"分别解析为普通承运人、公共承运人以及"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考察《合同法》第289条的立法目的和背景,其实质是以基本上作为私法体系的合同法典来尝试规制国际航运市场秩序,这不仅映射出其立法技术的不足,而且一度造成人们对"common carrier"在不同法系和法律语境中的误读。在国际航运经济活动固有的特殊性背景下,解读"common carrier"这一具有跨国因素的法律概念,从立法技术、修法成本以及法律移植等基本范畴上看,我国《合同法》第289条具有重塑的可行性。

网约车平台公司承运人责任分析

立法对网约车平台公司承运人责任的规定符合网约车平台公司实际掌控者的现实状况,有利于弱势方的权利救济,有利于新旧出租汽车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我们应当以包容的态度看待平台公司的承运人责任,鼓励网约车行业的"软法"之治,并构建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切实保障乘客的出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