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alysis on Present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Performance Audit in China

Performance audit has become a mainstream-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government audit currently.However,the launch of performance audit in China is unbalanced,which the performance audi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velops quite fast,while the full sense of performance audit develops quite slowly.Except factors such as different recognition of performance audit,the main reason of this development imbalance is that development of performance audit is limited by the current audit system.Nevertheless,it is not hard to find some positive aspect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performance audit in China,concluding developments and changes of the environment of performance audit in China over the recent years.

腐败治理绩效公众感知的影响因素及组态路径——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的实证分析

腐败治理绩效公众感知是腐败感知的重要内容之一,提升公众的腐败治理绩效感知对于推进中国腐败治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公众个体—政府行为—社会环境”三维分析框架,运用fsQCA方法对CSS2021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可揭示引致“高腐败治理绩效感知”的影响因素及其逻辑机理。腐败治理绩效公众感知受到多重因素复杂影响,其中新闻媒体信任度、政府经济治理水平、社会公平公正和社会风气是比较重要的影响因素。“高腐败治理绩效感知”的解释路径可以归纳为三种:政府—社会驱动型、个人—社会驱动型和综合驱动型。对于东、中、西部地区来说,东部地区腐败治理绩效感知高低的核心条件为公共服务满意度和新闻媒体信任度,中部地区为政府执法公正性,西部地区则为社会公平公正。从城乡区域来看,城市区域腐败治理绩效感知高低的核心条件为政府行政透明,农村区域则为公共服务满意度、社会公平公正和社会风气。

大数据赋能政府购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绩效精准管理研究

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剖析大数据赋能政府购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绩效精准管理的适应困境、模型构建及创新路径。研究认为:立足大数据赋能,政府购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面临责任主体间组织结构与环境适应性羸弱、绩效精准管理中大数据技术运用不足、主体难以精准认知绩效管理价值属性等适应困境。立足政府购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实际状况,基于结构重组(组织架构、主体权责、主体互动关系)、过程管理(绩效计划制定数字化、绩效评价科学化、绩效执行动态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精准化)、价值重塑(观念价值、治理价值、发展价值)构建“结构—过程—价值”理论模型。针对适应困境,提出创新路径:完善协同互动制度,构建权责明确的组织体系;优化绩效管理过程,聚焦数字化运行管理;树立绩效多元价值理念,强化大数据思维应用。

公民参与、能动性效应与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基于N市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绩效评价虽已取得明显进展,但能动而实质性的参与举步维艰。本研究借助N市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公民参与能动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公共服务绩效评价过程中,公民的参与能动性总体上不足,公民评价的“象征性参与”突出。公民参与的能动性受个体、政府、社会等多层面因素影响,其中个体因素的影响力最大,且参与认知是影响能动性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参与式绩效评价体系中,政府应着力培育积极的公民资格,重视公民参与的能力建设,加强官员对公民参与的支持,构筑公民表达空间,完善社会志愿机制,进而助推公共服务水平的实质性提升。

公共服务动机测量的研究进展与未来展望

基于国内外与公共服务动机相关的文献,分析科学测量公共服务动机的相关问题。结果表明,公共服务动机的概念化尚未基本完成,现有的研究开发了多种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方法、维度和项目。公共服务动机可以采用间接和直接两种方法进行测量。间接测量是测量个人激励偏好、个人工作选择等;直接测量是采用单一的问题直接测量或不同维度的量表测量,直接测量是当前主流的测量方法。不同的公共服务动机量表在维度和项目上存在差异,Perry量表的提出极大地推动了公共服务动机研究的发展,有学者试图设计出适用于不同国家的通用量表。目前,关于Perry四维量表、测量维度和项目构成、跨国测量、量表长度等还存在争议。既要关注新维度的开发,也要兼顾量表的简洁性,同时考虑测量的地区差异性。因此,未来研究要着眼于开发免受不同国家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的普适性量表,也应结合中国行政体制与文化特色,推进公共服务动机的本土化测量。

走向治理效能评估:基于场域、价值与角色的三维分析

大众评估时代的到来,公民的评价权得以彰显。从传统的政府绩效评估走向新时代的治理效能评估,需要公民与政府的两维评估主体同步转变,方能发挥治理效能评估在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中的作用。将这两类评估主体放置在“场域—价值—角色”的三维向度所构建的分析框架中,以揭示不同主体的应对逻辑:公民和政府在治理(参与)场域、价值向度以及角色定位等维度需要适时调整转变,以适应治理效能评估的要求与挑战。同时,治理效能评估还要关注信息技术对治理场域的扭曲,警惕工具导向对公共价值的侵蚀,应对不理性评估行为造成的角色紧张,以助推评估国家的转型。

大数据时代预算绩效现实羁绊与路径选择

当前,全球已全面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日益成为国家核心战略资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近年来,“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已成为打造数字政府的重要依据,而预算绩效强调以结果为导向,通过数字化绩效管理将政府施政效果建立在可衡量的绩效基础上,让财政资金花得更有价值,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将大数据引入预算绩效管理,对打破“信息孤岛”和“数据烟囱”,全面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效率意义重大。但同时也应看到,大数据引入预算绩效管理仍面临着新挑战,例如大数据引入预算绩效管理的理念薄弱、基于大数据的绩效评价标准尚未健全、政府信息共享平台建设还亟待规范等。因此,推进大数据与预算绩效管理的深度融合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村干部公共领导力如何影响乡村治理绩效——一个链式中介模型

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离不开村干部发挥“领路人”的重要作用。作为连接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桥梁和纽带,村干部治理能力和领导力是影响乡村治理绩效的重要因素。论文聚焦于村干部公共领导力对乡村治理绩效的影响机制展开研究。基于公共领导力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提出研究假设和模型。采用国内外成熟量表测量变量并形成调查问卷,采用SPSS和AMOS进行回归和因子分析。研究发现:村干部公共领导力的责任领导、守则领导、网络治理三个维度对乡村治理绩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村民政治信任在村干部公共领导力与乡村治理绩效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基层民主在村干部公共领导力与乡村治理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村干部公共领导力三个维度分别通过村民政治信任与基层民主的链式中介,正向影响乡村治理绩效。研究结论揭示了村干部公共领导力影响乡村治理绩效的两条中介路径及有序的链式结构路径,有助于拓展村干部领导力对乡村治理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丰富公共领导力在中国情境中的理论研究,并对乡村治理绩效提升和乡村振兴中干部队伍领导能力建设具有实践参考价值。

政府购买公共信息服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应用

构建科学有效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是开展绩效评估工作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政府购买服务的全流程构建了政府购买公共信息服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选取政府购买公共信息服务的具体项目进行绩效测评,并对指标体系和项目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研究认为,绩效测评结果验证了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适用性和有效性,而政府购买公共信息服务在项目立项、信息公开、监督管理等方面存在一些不足,未来应当采取相应措施予以改善。

收入分配感知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影响研究

公众参与政府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是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环节,它对于提升政府公信力、推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政府具有积极作用。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收入分配感知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影响,引入公共服务感知探究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收入分配感知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2)在城镇,公众的收入分配感知与公共服务感知的关系不显著。在农村,二者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社会保障感知最高,就业和住房感知最低。(3)在影响机制上,农村公众的收入分配感知通过公共服务感知影响其对地方政府官员的信任,进而影响其对公共服务绩效的评价。研究结果表明,提高农村公众收入、加强农村社会福利支出,是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公众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关键。

中国农村共同体建设与社区治理绩效

本文基于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2020年的数据,分析农村共同体建设各要素和社区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从组织治理绩效、公共服务绩效和村民福祉三个方面测量社区治理绩效,并用社区规范、社会关系网络和社区公共性代表共同体建设所需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社区规范对组织治理绩效和村民福祉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邻里互助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公共服务绩效,但在邻里交往中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会损害其对公共服务绩效的积极效应。邻里互助和村民福祉是负相关关系,线上交往会负向影响农村社区治理绩效,社区公共性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农村社区治理绩效。尽管邻里社会资本的衰落会使社区治理绩效降低,但整合农村依然保留着的共同体资源,能够凝聚社区共识,推动社区治理有效和治理现代化。

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社会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政府回应的调节作用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以549名城市居民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社会治理绩效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社会治理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信任在公共服务满意度与社会治理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政府回应在政府信任促进社会治理绩效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即高政府回应状态下,政府信任对社会治理绩效的提高有更强的正向影响;并且,政府回应对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具有调节效应,即政府回应越高,政府信任起到的中介作用越强。研究结论对提高社会治理绩效有一定启示作用。

数据赋能、行政生态与政府治理绩效

大数据、人工智能深入应用背景下,数据赋能政府治理创新成为当前世界各国数字政府建设的主线。然而,数据赋能政府治理绩效提升的路径如何与政府治理结构、外部行政环境有效调适仍是亟待探讨的关键问题。基于资源基础、公共价值管理和行政生态理论,采用中国286个城市2012—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机制分析与异质性分析后发现:(1)数据资源和组织资源显著提升了政府治理绩效,组织资源强化了数据资源对政府治理绩效的提升作用;(2)数据开放和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了政府治理绩效,创新能力强化了数据开放对政府治理绩效的提升作用;(3)行政生态是数据赋能政府治理绩效提升的主要边界,在不具备行政生态优势的地区,组织资源的调节作用显著,但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推动数据赋能政府治理绩效提升,对内要把握好数据资源和组织资源的统一关系,对外要积极提升政府数据开放水平和多元主体创新能力,还应特别关注自身行政生态,选择合适的路径实现数据精准赋能。

公立医院全面预算绩效管理问题及对策研究

公立医院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是医院管理的难点。目前,公立医院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已经取得各项成就,如实现了全口径预算编制和报告,加强了对财政专项资金和非同级财政专项资金核算和监督等。但是,依然存在一些不足,部分问题较为突出。本文通过分析当前公立医院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针对性提出解决建议,为提升公立医院治理能力提供参考。

以“数”赋“值”:数字政府的建设困境及其治理策略--基于政策文件的质性文本分析

数字政府如何反映公共价值以及如何从价值洼地走向价值源泉,对该问题的回答既隐含了政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被工具理性裹挟的深刻忧思,又承载着公众对数字政府构建的殷切厚望。为了更好地回应问题,研究基于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模型(PV-GPG模型),将数字工具视为新要素嵌入模型,建立起“公共价值—绩效管理—工具理性”的立体式PV-GPG模型,利用NVivo质性文本分析软件对31份省际数字政府政策文件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以及核心式编码。研究指出:公共价值层面形成价值理念、价值载体和价值实现方式3个父节点和12个子节点,覆盖率分别为10.66%、7.04%和7.88%;绩效管理层面形成整体绩效提升、治理效能转化和地方实践创新3个父节点和11个子节点,覆盖率分别为16.31%、6.95%和7.51%;工具理性层面形成数字禀赋赋能、信息优势施展、平台技术与基础设施支撑3个父节点和13个子节点,覆盖率分别为18.54%、14.09%和11.03%。在此基础上,研究指出数字政府的建设困境及其治理策略,助推数字政府迈向以“数”赋“值”的数值型政府。

PPP项目中公共部门关系取向、项目治理与项目绩效

公共部门在中国的PPP项目中拥有较大的话语权,其关系取向对项目治理和项目绩效的影响较大。本文在提出公共部门关系取向内涵的基础上划分维度并设计测量量表,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通过问卷调查探讨公共部门关系取向对项目治理和项目绩效的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公共部门不同的关系取向对项目治理效果和项目绩效的影响有差异,其中工具关系取向和寻租关系取向会直接影响项目绩效。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在关系取向对项目绩效的影响中发挥不同的中介效应,其中关系治理在情感关系取向对项目绩效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在寻租关系取向对项目绩效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契约治理在工具关系取向和寻租关系取向对项目绩效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敲打”何以激“奋进”:政府绩效问责对干部担当动力的激励机制研究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普遍开展绩效问责工作,对绩效表现有待提升的部分干部进行“敲打”,以激发其担当作为。这也生发出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具有负向惩戒属性的绩效问责何以激发干部的正向担当动机?本研究引入行为公共管理学视角,利用面向基层干部的大样本问卷获取调查数据,并进行分层回归分析,探究绩效问责激励干部产生担当动力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干部对政府绩效问责的主观感知,构成了绩效问责激发担当动机的关键中间机制,且这一机制包含了干部对绩效问责目标与公正性的两方面感知。具体而言,感知程序公正、感知结果公正正向影响干部担当动力的产生,形成动力激发机制;感知目标过载负向影响干部担当动力的产生,形成动力抑制机制;感知目标适配意味着工作挑战性的不足,不利于干部产生更强担当动机;感知信息公正虽有必要性,但在“化压力为动力”的过程中缺乏贡献。此外,该机制还受工作年限的调节作用,即工作年限能在部分动力激发机制中起促进作用,又在部分动力机制中起减缓作用。上述发现意味着,绩效问责工作应强化干部对程序与结果公正性的感知,同时尽量减少其动力抑制效应的影响。本研究为打开绩效问责激发干部担当动力的机制“黑箱”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和实证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