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募基金行业投资者教育管理研究

2023年我国公募基金规模首次超越银行理财,公募基金投资成为居民资产配置的重要手段。随着公募基金行业重要性的日益提升,公募基金投资者教育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在一系列公募基金投资相关规定落地实施的大背景下,加强公募基金投资者教育对于投资者体验、机构经营和行业发展均有积极意义。当前公募基金投资者教育工作仍存在投资者认知有待改变、机构动力不足和难以持续投入的问题。境外发达市场经过数十年的经验积累,投资者教育相对成熟,为我国的公募基金投资者教育提供了借鉴。公募基金投资者教育应当回归到以投资者利益为中心的本源,树立正确的认识、积极转变思路,不断提升投资者获得感。

马克思财富观及其对推进共同富裕的启示

马克思财富观的产生是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紧密联系的,是对资本主义日益严重的财富问题的时代回应。马克思财富观主要蕴含在他的经济思想之中,是在其经济研究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马克思财富观启示我们:要从社会形态的高度看待共同富裕,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进共同富裕;推进共同富裕应根据马克思对财富的界定深化对财富的认识,建立适应推进共同富裕需要的社会经济评价体系;在非公有制经济仍将长期发展的条件下,要通过创造和积累公共财富、扩大和丰富公共服务供给推进共同富裕;推进共同富裕要坚持以人民特别是以劳动者为中心,以实现人的发展为根本目的;通过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创造更多的自然财富、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社会财富创造中的作用,增进共同富裕的财富基础。

财富简史概论(下)

在共产主义社会,不仅三类财富继续存在,而且实现了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三类财富的比例适宜、和谐共存和协调发展。其中共用财富是主要的、大量的财富形式,私人财富、公共财富是占比最少的财富形式。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种以共用财富为主体的社会,共产制是一种以共用财富共享制度为基础的制度,对共用财富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财富享用的基本原则。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过渡时期的社会仍然存在着三类财富,其中共用财富是最具有增长力的财富,它逐渐复兴并日益发挥主导作用。在过渡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在那些“提倡”或“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国家,资产阶级国家的国有财产在时起时落地增加,共用财富以各种或明或暗的方式逐渐复兴。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财产公共所有制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其中国家所有财产在三类财富的比重是历代社会中占比最大的财富,政府通过不断发挥公有制的初衷和根本性质,使共用财富逐渐在社会财富中占据主导地位,私人财产成为历代社会中受到限制最多的财产。

重述审判权的性质

实践中审判权的运行状态既有独立、被动、中立、公开、专业、终局和公正的一面,也有与之相反的一面,因而用前者来解说审判权的性质,解释力有限。公力性、界权性、租值性、代理性和裁量性,是审判权在更深层面且更为持久的属性。公力性是指,审判权属于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其运行离不开公共财政和公共强制力的支撑;界权性是指,审判权的主要作用在于对争议资源/财富的产权进行界定,从而决定其归属或者分配;租值性是指,审判权本身就属于资源的范畴,具有价值和财富效应;代理性是指,审判权的使用者处于代理人的地位,审判权的运行质效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代理人所面对的激励和约束;裁量性是指,裁判规则或者案件信息的不完备,使得审判权的运行无可避免地要受权力使用者主观因素的影响。由此展开的分析,能够跨越时空解释古今中外审判权的各种运行状态,因而理论解释力更强。

论城市财政体制与不同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

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促进不同群体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上海应以深化城市财政体制改革为契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原则,聚焦短板弱项,坚持系统思维,构建长效机制,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强支出责任与财政事权匹配力度,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建立健全多元协同供给机制,切实促进不同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共同富裕与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基于公共风险理论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于2021年10月发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之后又于2022年10月首次提出“两个规范”,旨在落实分配制度与分配预期。共同富裕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难题,是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实现“中国梦”绕不开的难题。文章以问题或风险为导向,在构建的“问题—目标—工具”逻辑框架中透析共同富裕与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关系,作为“共同富裕”的“目标”与作为“工具”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之间具有内生的、历史的和风险的多重逻辑关系;具有理论上内生嵌入性、对象上指向同一性、实践上“两手”协同性、风险上角色互换性等四个特征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能有助于共同富裕实现。这或能为共同富裕目标实现提供理论思考的新视角与新方法。

从社会财富和公共资源角度设计我国房地产税收体系

1990年代末以来,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为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当下这种定位必须加以改变。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住宅一经建造,也将长久存在。因此,必须转变只将住宅作为商品的观念,彻底改变从纯经济角度看待房地产,即必须将"房和地"看作是公共资源和社会财富。惟其如此,才能科学合理地设计房地产税收体系。对房地产占用量多、占用时间长,就必须多缴税。

关于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若干理论思考

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要不要实行按要素分配已经不是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必须回答的是如何实行按要素分配的问题。在社会财富创造中的贡献是要素参与分配的唯一合理的尺度和标准。但是,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只是一个基本的法则,要素收入的数量大小不仅受自然因素的制约,而且受社会因素的制约,因而如何度量生产要素在社会财富创造中的贡献成为按要素分配的关键和根本难题。要素价格内含了度量要素对社会财富贡献所需要的信息量,只要实现市场化,就能成为要素贡献的测量器。价格市场化是实现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主要途径。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体育治理思想探析

基于文本和事实,探析十八大后中共体育治理的思想文本,为体育改革与发展实践提供路线指引。研究认为,十八大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体育治理的思想底色是:体育是经济发展的生产力;体育是民生的国民健康力;法治是深化体育改革、实现体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保障力。其表现为3个方面体育治理思想:以价值创造为指引的财富体育思想;以公共服务为保障的民生体育思想;以法制为支撑的法治体育思想。探析、凝练党的体育治理思想,对指导当前及今后我国体育改革发展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体育史学的学科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学科价值。

“中国奇迹”:成就与问题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在财富生产和积累方面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从而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形成了所谓的"中国奇迹",那么,今天在生产和积累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财富的分配便成为中国民众更加关心的问题。社会福利和保障的普遍匮乏,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严重不足以及非均等化,妨碍着社会共识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中国奇迹"难以在原有的轨道上获得可持续性。要为中国的发展寻找新的路径,恐怕还是要回归政治合法性的经典理论上来,构建一种公认的、公平的、开放的政策体系。

“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新论--布尔迪厄“社会炼金术”的启示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当代中国正在出现以"中国元素"为振兴内容的"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这既是中国文化主动融入世界主潮的文化行动,又是一场民族"本土化文化的保卫战",似乎全球各国都卷入了这场"全球化与国家民族个性文化生存"的世纪冲突之中,对于中国来说,"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是一场全新的现代"城市革命"。

以收入分配为研究核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于近30年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反思

收入分配问题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但是,在中国近30年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并没有很好地把收入分配问题作为核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经济增长问题逐渐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中国政治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深入研究的几次回避。由于理论上的偏差导致实践中收入分配问题令人堪忧: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拼爹"现象愈演愈烈。因此,重塑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就显得特别迫切。今后,政治经济学要重点研究以下问题:财富分配的平等程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影响;财富分配的平等程度对经济增长的正面、负面影响;财富分配的平等程度对劳动者就业或创业的影响;财富分配的平等程度对政治、社会稳定的影响。

财富简史概论(上)

从共用财富在三种财富和人类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看,它有一个从盛行、占主流到被削弱、居末位,到被耗散、成幽灵,到逐渐复兴、占主导,再到大扩容、大普及的发展过程;共用财富特别是共用地、共用自然资源、共用语言文字、共用规则的使用方式和共享程度,在某种意义上一直影响甚至决定着人类社会、人类文明和人类共同体的前途和命运。在原始社会中,没有形成近现代才成熟定型的财产、财产权和所有制概念,因而不存在近现代法律意义上的私人物(或私人财产)和公共物(或公共财产)。但原始社会已经存在三种财富,在三种财富中,共用财富是原始社会中占主流的、盛行的、大量的财富形式,私人财富和公共财富所占比例很小。在资本主义前国家时期,在原始社会形成的三种财富形式继续存在,但三种财富的比例或比重较原始社会的财富状况有了很大变化,并且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国家呈现某些差别。总体上看,共用财富特别是共用地被削弱,并被置于三种财富的末位;私人财产和国家财产大量、快速增长,这两者在三种财富的比例明显提高,即形成了以私人财产和国家财产(即君主的私人财产)为主的私有制。

社会财富逆转移引发城市弱势群体公共危机的新思考

由于要素价格扭曲、转移支付体系不健全,市场机会不均等因素所引起的社会财富逆转移现象进一步扩大了城市的贫富差距水平,这种社会财富逆转移会导致弱势群体更弱,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弱势群体的不满意和仇恨感失控,加之突发事件的影响,可能引发城市公共危机爆发。对于危机的潜在因素政府应尽量做到超前疏导、预防社会矛盾激化。在财富逆转移发生之前,政府可从影响财富逆转移的各影响因素入手,控制其规模,当财富逆转移已经发生时,政府可找到关键点及时进行干预,从而降低由财富逆转移所引发的城市弱势群体公共危机爆发的可能性。

中国社会现代慈善理念的匮乏与培育

慈善事业的发展必须依靠现代慈善理念的支撑。由于几千年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的影响,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慈善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政府对民间慈善空间的挤压甚至替代,致使中国社会缺乏现代慈善理念,主要表现为人本权利观、公民公共意识与社会责任意识以及理性财富观的匮乏。培育现代慈善理念应从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慈善文化的慈善资源、倡导公民之间普遍化的互惠、培育公众公共精神品质以及营造良好的制度空间等着手。

如何应对全球不确定性新常态——来自全球主权财富基金和公共养老金的经验证据

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复苏迟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在国际投资回报下降以及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的压力下,研究主权财富基金及公共养老金投资特点的异同,有助于把握二者的最新投资趋势,从而为我国主权基金海外投资提供理论与现实参考。基于1974-2017年全球主权财富基金与公共养老金投资数据,分别从资产配置、行业选择、地域偏好等角度对基金的投资策略进行对比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相较于公共养老金,主权财富基金更倾向于投资发展中国家、战略行业、区域内的企业以及股权类资产,且其投资后的持股比例是主权财富基金投资与否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在全球金融市场高波动性的常态下,二者应注重投资项目的基本面及发展前景,坚持长期机构投资者的角色定位不动摇。

从“樊登读书”的成功运作反思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

在梳理“樊登读书”及其运作方法、推广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公共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服务的策略,以期促进阅读推广工作效能的提升。

中国古代“富民”理想流产的法律原因——以中国古代家族财产共有制为例

"富民"理想在我国古已有之,由于我国历史上一直奉行的家族财产共有制,强化等级秩序,剥夺卑幼行使财产处分权,否定个人对财产的所有权;强化对土地的控制,妨碍土地的自由买卖,抑制了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从而最终没能使中国走上"富民"的道路。

两淮盐商与清代社会公益事业

两淮盐商是清代最大的商业资本集团之一,拥有巨额商业利润的两淮盐商,其资本流向是多方面的,捐助社会公益事业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在获取巨额利润后,积极回馈社会,将大量财富投资于修路造桥、救灾济荒、抚孤恤贫及捐资助学等,为清代民间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