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法协同性的内涵与建构

在进一步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进程中,社会保障法的协同性需要引起关注。社会保障法的协同性有形式协同性和实质协同性两重内涵。从法律实施情况来看,形式协同性既表现为社会保障法与财税法、金融法、慈善法等存在的法间协同需求,也表现为社会保障法的实施需要多部门共同协作的部门协同需求。长期以来,学术界主要围绕生存权保障来界定社会保障法的实质协同性,这已经落后于时代要求。实质协同性更为准确的表达应为生存权兜底与发展权促进之间的协同。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保障法实质协同性的具体内涵。建构社会保障法的协同性,首先要处理好社会保障立法中“促进”与“限禁”的选择问题,明晰社会保障法形式协同性与实质协同性的法律基础;其次,要深化《社会保障法典》立法进程与实质协同性的交互关系;最后,要明晰形式协同性在三次分配中的不同体现,重点关注共享理念指导下的协同路径。

论环境法典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条款设计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条款是环境法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于环境法典中统一规定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相关内容既顺应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工作一体化、综合性的特点,也是环境法典内容全面性的必然要求。环境法典中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条款应当在公私法路径协同的指引下,一方面发挥公法路径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注重私法路径的辅助功能。生态环境责任编中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条款需处理好与总则编的关系,并且涵盖实体性规定、程序性规定和配套性规定。

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协同背景下萨伊定律与有效需求理论的比较

诞生于19世纪初的萨伊定律与20世纪30年代的有效需求理论是解释经济危机的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体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进程中,萨伊定律和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的比较与分析,对中国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协同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萨伊定律与有效需求理论的内容、成立的前提条件、产生的历史背景等方面进行比较与分析,发现两者分别适用于仅供给发挥决定性作用与仅需求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极端情况,中国要走出“需求不足、供给短缺”的困境,需将两者结合起来,探寻经济增长的新路径。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法律属性的再识别——以协商行政理论为视角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直接救济或者修复受到污染或破坏的生态环境,是实现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型环境法律制度。磋商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前置程序,囿于现有法律及政策对磋商制度法律属性的规范遗漏,磋商制度在实践中存在检察机关参与磋商的功能定位不统一、磋商程序的启动规则不同一、磋商协议是否公示各地方存在较大差异等诸多问题,学理上亦存在私法属性论和公法属性论单一解释路径下的二元分歧,无法完整勾勒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的全貌。协商行政理论主张公私法协力治理,通过平等协商手段实现环境行政目标,为磋商制度法律属性的再识别提供了全新且适当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框架。基于协商行政理论的基本要旨,磋商制度的法律属性宜定性为以垂直关系为基础的平等协商制度,磋商行为是行政机关实现生态环境公共利益保护之公法义务的协商行政行为。磋商制度法律属性重新识别之下,磋商实践中的既存问题便可得以有效消解。

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水平提升路径研究

本文从创新基础、创新行动、创新成效、创新环境四个维度构建长三角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权重,基于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测算2017-2021年长三角区域创新协同度,根据协同度测算结果,提出提升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能力的对策建议。结果显示,长三角区域创新能力整体处于协同发展状态,但仍面临协同关系不稳定、协同化进程缓慢等问题;创新基础、创新行动有序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创新成效有序度2021年下降明显;创新环境有序度呈波动变化态势。

统一大市场监管视角下反垄断与金融监管之协同

推进金融领域的反垄断执法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反垄断法研究的重要议题,然而通过导入银行业组织价格卡特尔案件发现我国反垄断执法机关介入金融领域垄断案件仍然存在着包括竞争政策与金融政策冲突、反垄断部门与金融监管部门二元对立、反垄断与金融监管之间信息沟通不畅以及金融反垄断处罚畸轻等执法困境。造成这一执法困境的根源是工具主义和本位主义之争所造成的反垄断监管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割裂。为此,有必要基于统一大市场监管视角,构建起反垄断与金融监管的法律协调框架,就政策协调、治理合作、信息沟通、裁量处罚四个方面形成具体协同路径,以实现反垄断与金融监管之间的有效协同。

可携权在商业数据保护中的失衡与矫治

就可携权与商业数据保护之间的冲突,既有探讨多秉承企业基于商业投入形成的数据权益应受保护的观点,主张对可携权进行限制。此种模式虽能保护企业数据利益,但无助于发挥可携权旨在降低个人转换平台成本、促进市场竞争的制度功用。可携权保护私益的同时也承载着公共目标。应在公私法协同治理的语境下重新审视可携权的功能定位,并对可携权所涉利益冲突进行再平衡。可携权的公益促进面向决定了可携带的数据范围在特定情况下应有所扩张,私益保护属性则要求对数据接收者进行必要限制从而保护数据控制者的商业利益。应区分用户自主携带数据的行为和大规模数据转移行为,并将数据接收者处理数据的目的限定在特定范围,从而矫治可携权在商业数据保护中的失衡状态。

从家事到国事:«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立法价值

故步自封的家庭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严重制约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全面依法治国和依法治教的背景下,«家庭教育促进法»于2021年颁布实施,依靠法治化方式化解家庭教育危机.这部法律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为根本目的,同相关法律规范和政策相衔接,从立法层面明确父母第一责任人的主体地位,提升家庭教育的功能,推动家庭教育指导体系的建立,帮助形成“家庭首要负责、国家适当干预、社会通力协助”的多元格局,为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营造最佳环境,并在各地的探索与实践中取得良好的实施成效.

科技协同创新演进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创新驱动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协同创新作为科技创新的新范式,深入研究其运行规律对推动经济发展意义重大。科技协同创新活动可以被定性划分为磨合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四个阶段,创新能力与创新绩效、创新氛围与规制是两组最能体现各阶段差异的特征变量;同时,资源要素完备度、知识共享与流动、制度规范性是影响各阶段演化的关键要素。最后,文章提出了促进科技协同创新发展的建议。

“双碳”目标下的法律政策协同与法制因应--基于法政策学的视角

“双碳”目标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法治建设带来转型契机。以法律和政策手段推进“双碳”目标实现具有必要性和长期性,法律与政策相互交融构成了“双碳”法制的基本构造。目前,中国初步建立了直接规制和间接调整相结合的碳排放制度体系,形成了各层级、多领域的政策框架,但“双碳”法制体系仍存在协同不足的问题。从法政策学视角看,法制的基本议题主要包括法制体系的协调性、治理工具的有效性和司法保障的适应性三个维度。依此检视,中国“双碳”法制存在法律制度与政策目标不协调、政策的宏观指导和区域协调能力不足,治理工具存在市场调节机制缺失、管理方式机械化,司法层面缺乏对政府行为和政策实施的监督、相关民事诉讼的专门解决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法律与政策的协同主要可以归纳为法律与政策的协同实施、政策向法律的条款转化、政策向法律的整体转化和法律的政策化四种形式。在推进“双碳”法制协同的过程中,应以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和现实需求确定“双碳”政策目标,以适度转化为原则推进“双碳”政策向法律转化。为此,应完善“双碳”法律和政策体系,以国家“双碳”目标为中心,制定综合性应对气候变化法,统筹并完善相关政策和立法;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机制融入环境法典编纂,在“总则编”明确可持续发展原则,完善与“双碳”目标相关的基本环境法制度,同时在污染控制、自然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分编部分细化相关规定;健全落实“双碳”的行政和司法保障,确保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完善“双碳”司法的专门应对机制。

混合型烷醇酰胺组成对油/水动态界面张力的影响

为了探究混合型烷醇酰胺复杂组成对油/水界面张力的作用机制,采用GC-MS联用分析了混合型烷醇酰胺(GYD)的组成,并用自制的不同烷基链长醇酰胺(简记为CnDEA,n=8,10,12,14,16)在大庆原油条件下研究了GYD组成对油/水界面张力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降低油/水界面张力能力强弱为C14DEA>C12DEA≈GYD>C16DEA>C10DEA>C8DEA,C14DEA、C12DEA和GYD在一定浓度范围内能降低油/水界面张力至10-3m N/m数量级;CnDEA之间复配体系的界面活性取决于体系中各单分子结构烷醇酰胺相对含量,其中C14DEA/C12DEA相对含量是影响体系油/水界面活性的关键因素,当C14DEA/C12DEA复配比大于1时,体系达到超低界面张力浓度窗口更宽,界面动态特性更好;适量助剂(月桂酸和二乙醇胺)的加入对体系降低界面张力有一定的协同效应;GYD/C14DEA复配体系随C14DEA浓度增加,体系界面活性明显改善。

教育行政执法协同性:模式、问题与推进路径——基于当前改革实践的案例研究

当前,加强教育行政执法的协同性,已成为教育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工作方向,对于加快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教育行政执法体制,破解当前教育行政执法领域面临的突出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教育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可从教育行政部门内协同和跨部门协同两个层面,归纳出当前提高教育行政执法协同性的实践模式。教育行政部门内协同中存在着人员编制受限、职权配置不清、法律制度障碍、同级区域协同不足等问题;跨部门协同中存在着政府部门间协同程度不高、与第三方力量的协同程度不高、执法重心下沉尚不彻底等问题。未来可从加强顶层设计与制度供给、合理划分职权范围、推进教育督导与教育执法的结合、探索建立教育领域跨部门综合执法机制、充分发挥基层街镇组织的作用、加强与第三方力量的协同六个方面加强教育行政执法协同性。

系统辩证学的理论与实践

系统辩证法是系统科学和系统技术的哲学概括,但与其他学派的系统哲学不同,它力图将系统哲学与东西方辨证哲学整合起来,将唯物辩证法推向一个新阶段.系统哲学的核心是差异协同律,它说明宇宙的终极实在不是赫拉克利特的“火”,也不是牛顿的“原子”和莱布尼兹的“单子”,也不是怀特海的“有机体”,而是“协同子”(synergicon),它概括了系统世界的自稳定、自调节和自组织的决定性,同时又是随机性和目的性的动力机制.系统辩证法的实践应用主要是组织人们协同行动的整体管理学.

国际环境法的早期性和协同性刍议

从实然的层面看,国际环境法具有较明显的早期性;从应然的层面分析,国际环境法则具有向协同性发展的态势。实现国际环境法的协同性是一项艰巨和庞大的综合性系统工程,但这也是国际环境法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契机。在国际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的情况下,对当代人来说,重要的是立足于现实,尽力减少或消除国际环境保护机制中不利于实现国际环境法的协同性的因素,完善国际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在理性的指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

知识组织的科学理论阐释

科学理论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对相应科学领域高屋建瓴的总结。鉴于此,文章对系统科学理论中的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新三论(协同论、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对知识组织中的作用进行了阐释,对利用系统科学理论知识组织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解释。此外,还将图书情报学中的基本定律(布拉德福定律、齐普夫定律、洛特卡定律、小世界理论)对知识组织的适用性和存在问题进行了说明。以期从理论角度为提升知识组织的水平提供参考。

跨域性城市群环境保护及治理的法律合作路径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视角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已经出台,粤港澳将携手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另加活力四射的珠三角。由于这种法域和政体的差异,粤港澳大湾区跨域性环境保护及治理的法律关系复杂,进一步深化合作中的法域差异导致的法制障碍不容忽视。因此,应以CEPA框架下所签署的双边协议中的环保合作条款为准则,在开放合作中相互借鉴吸纳包容,通过法制的力量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创新制度,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跨域性生态环境治理的协调化、法治化。

行政法学与行政伦理课程教学协同化探索

国内大学公共管理专业教育中普遍存在"重法制,轻伦理"的现象。本文调查了40所大学公共管理类本科专业开设行政法学与行政伦理课程的情况,在此基础上提出两门课"协同教学"的新思维,并就协同教学的具体实施途径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恩格斯晚年书信中的法学方法论思想研究

恩格斯晚年历史唯物主义书信用马克思主义方法驳斥了资产阶级学者和德国“青年派”对马克思主义观点包括法律观点的歪曲和误解。这种法的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表现在: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成方法而非教条;要看到经济因素对法的发展具有“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其他上层建筑因素和法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和作用,法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法自身形式和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社会发展存在着客观规律,但这不是否认个人在社会合力中的作用,尤其是个人在法律斗争实践中的作用。恩格斯在信中所表达的观点和认识,是结合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及无产阶级在新条件下的斗争实践作出的。这种观点和方法不仅对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较大影响,也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重要启示。

社会协同视角下青少年法治教育的信息化变革

政府主导推进下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推进过程中凸显出社会协同不足,影响了青少年法治教育成效的进一步提升。青少年法治教育中的社会协同符合时代潮流,有益于把握法治教育的本质属性,还有助于减轻政府的投入成本。在青少年法治教育中应用信息化手段有助于打破时空和人力束缚,获取、存储大量社会生产的法治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过程的交互性。以信息化手段推进青少年法治教育社会协同的路径包括:推进实施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引入并优化"互联网+教育"服务模式;开发青少年学生喜闻乐见的信息资源形式,增强法治教育的生动性;鼓励、引导各类社会主体进入信息资源大平台,提升法治教育交互性。

韩国《协同组合基本法》在农业农村的适用方案研究

韩国自2012年12月《协同组合基本法》实施以来,协同组合不仅在城市广泛发展,农村地区也蓬勃地开展。既存的农业协同组合是根据特别法成立的农业生产者协同组合,作为农村社会经济的主体,已日趋成熟。协同组合基本法中协同组合成立的条件简单,没有经营限制,小规模成员也可以组成。根据协同组合法成立的协同组合与已有的农协以及相类似的营农组织相比较,具有组织规模小、出资少的特点。从三个经营方向上能够揭示新的协同组合在农业农村适用。第一,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相关协同组合与既存的农协在经营上有结合的可能性;第二,利用农村便利设施的协同组合的参与主体是村庄居民,可以有效履行既存的农村观光以及村庄开发事业,带来更多需要者参与的效果;第三,提供地区福利以及社会服务的协同组合参与作为需要者的居民的生产活动,改变福利的转移体系,为改善农村地区落后的服务提供帮助。为了农村地区新的协同组合发展,在成立阶段以及事业发展时,强化咨询及合作事业方案。另外,政府通过对相关法律及制度的完善,努力使协同组合制度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