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明鬼”论与先秦“赏善罚暴”法律观念的盛兴

上博简《鬼神之明》篇面世以来,学界关于该篇是否为墨家文献聚讼纷纭。阐释《鬼神之明》篇旨可回观涵盖“明鬼”论的更为宏阔的传世《墨子》。本于“兼爱”,墨家劝善戒恶歆惧世人,明鬼原是墨家正义观的一种独到表述。这种“贵义”的规范诉求不免抵牾于现实的失范情态,于是墨子重拾传统神权法因素,塑造权威要素以填补规范信仰的缺失。因此,“明鬼”论说始终通过“赏善罚暴”语句彰显其政治法律功能,并具体表达“不杀不辜,不失有罪”的罪刑原则。墨家“明鬼”论既成为赏刑之法的话语渊源,也因渲染性恶而趋近于重刑理论。墨家“明鬼”论及《鬼神之明》篇旨反映了先秦赏刑理论史的展开,亦是考察信仰与法律关系理论的范例。

天命信仰嬗变视野中的孔子天命思想

在西周天命思想中,"天人互动"的核心理论是:天帝具有"惩恶扬善"的属性;人依据自身善恶邀天福、避天祸。从西周末年到春秋时期,社会现实与上天"惩恶扬善"理论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从而导致传统天命信仰嬗变。孔子以此为契机,创造性地阐释了上天对个体命运与社会秩序的主宰,转化了由上天主宰人世祸福的内涵,重构了与传统天命思想既联系又有极大差异的天命学说,以适应时代的理论需求。

《宋史》论赞评析

“论赞”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史论形式。《宋史》论赞是元史臣对宋代历史的一种考察,一种“盖棺论定”,而这种考察和盖棺论定是以统治者获得资政启示和进行教化为主要目的,其着眼点集中在一代成败兴亡的教训、总结典章制度的得失和褒贬历史人物的善恶上。《宋史》论赞以儒家思想,特别是理学思想的价值取向为圭臬,但运用司马迁以“通古今之变”的研究方法把握宋代历史兴衰治乱规律,和继承中国历史编纂的“直书实录”的优良传统,是《宋史》论赞的突出特点。

唐代壁记研究

壁记属于"记"体文的一种,辞尚体要,文主典雅,以散体为主,兼有骈句,以其载体为名。壁记多书写在台省、州县的厅等办公场所,具有开放性、连续性的特点。作壁记或为劝善戒恶,或为自我儆诫,或为下情上达。研究壁记,对于研究古代散文的传播及古代官制、官职都有一定的意义。

善恶与赏罚——社会学和心理学的阐释

道德赏罚就是缘于主体行为或品质善恶的奖赏与惩罚。善恶与赏罚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视角加以阐释。从社会学的视角看,道德赏罚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在利益关系方面,它是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二、在道德的社会表现形式方面,它是道德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规范体系的必要保证。从心理学的视角看,道德赏罚是建立在一定的、作为一种行为动力的情感反应基础之上的:首先,社会性的情感可以引发道德生活中的社会赏罚;其次,主体针对自己的"自我情感"有时也可以引发道德生活中的"自我赏罚";最后,个体的某种情感体验本身,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种特殊的赏或罚。

汉代的慈善救助思想与实践--兼论“裸捐”

慈善救助在汉代取得重要发展,"裸捐"引人注目,事例很多,最突出的是汉武帝时的卜式多次捐财帮助国家守卫边境。西汉多有平时和荒年赈济贫穷宗族邻里的事项。自汉武帝时起,西汉统治者的慈善观发生变化,皇帝鼓励、褒扬吏民向贫民借贷,助民脱困。朝廷下诏举荐"有行义"者为官,终汉不辍,这是对行善好施的最大肯定。帝诏奖励帮助政府救灾的吏民,是汉代政府与民间慈善互动的表现。东汉散财救恤宗亲邻里的观念和行为十分盛行,有关"裸捐"的记载多于西汉,反映了东汉慈善救助思想和实践的发展。慈善思想是慈善行为的内生性动力,汉代行善去恶的慈善思想内容丰富,行善的目的是为了缓和贫富冲突、保障既得利益和保护家人。其认为行善不应讲求回报,要行善不懈;对于行善者,人不回报天报,不报己身报子孙。"赏善罚恶"是朝廷引导人们向善的重要手段,同时也重视教民行义,富民劝善。

“伯牛有疾”现象探析

孔子在探望其德行出众却罹患"恶疾"的弟子伯牛时,曾发出"斯人斯疾"以及"亡之,命矣"的慨叹,伯牛因此被后人视为行善而遭祸的典型。世人在言说"伯牛有疾"时,通常将其与"颜回短命"、"子路菹醢"、"子夏失明"等相提并论。它们折射出的哲学省思是:天道是否定然福善祸淫,人的穷达寿夭与德行究竟有无关联,如何审视所谓的"天命"对于世间人事的影响等。在此意义上,"伯牛有疾"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而孔子乐天知命、不怨天尤人、尽人事而后听天命的人生态度,正是对"伯牛有疾"现象最为积极的诠释。

裕固族爱情故事《神箭手射雁》的“善-恶”叙事

裕固族民间故事《神箭手射雁》,貌似戏剧性的爱情故事,实则不然。借用格雷马斯的"语义方阵"分析法,不难发现:"惩恶扬善"是这则故事的核心主题,"善-恶"二元对立是其深层结构。这种对立在裕固族民间文学中十分突出,形成了裕固族民间文学"善-恶"对立的基本叙事结构。究其原因,既与裕固族长期信仰佛教相关,也与讲述人"以善为美"的审美理想紧密相连。为表达自己的审美理想、完成善-恶叙事,叙述者又不断借用巧合、对比等多种具体叙事技法。

古代文学作品中的魂灵托梦现象

古代文学作品中,魂灵托梦现象频频出现,故事俯拾即是,透过这一现象,可以看出它具有深刻的思想基础,同时,由于社会矛盾的不同、文化心理的不同,决定了魂灵托梦故事的文化层面,作家利用虚幻的艺术手法,以魂灵托梦形式抨击社会上的丑恶,赞扬人间的善美,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

惩恶劝善以传无穷——论唐代古文家写作传记的宗旨

唐代散传文学的兴盛和古文家的创作宗旨密切相关,兼具文才和史才的古文家们一方面秉承史传的传统,力求“惩恶劝善”;另一方面,他们又重在抒发个人的情志,敢于“不平则鸣”,以使文章能永传无穷。由此在唐代出现了大量的传记文学佳作。

浅析《阅微草堂笔记》的叙事模式

以劝惩为旨的《阅微草堂笔记》其叙事尚质黜华,不加雕饰,从容有致。其文本飘移在实录与虚构的夹缝之中,折射着虚实交织的叙事特征及独特的多层性的叙事框架。

民俗故事中的精神

中国民俗故事反映了各民族的精神风貌,概括起来,1.天人合一的精神,即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互助互生;2.惩恶扬善的精神,体现了儒家仁孝的思想;3.除旧更新的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淘汰陈旧落后的东西,生长新的风俗习惯,与时俱进。

论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特点

传统史学在自觉发挥其经世致用功能的同时,呈现出一系列具体特点,主要表现为以史为鉴、彰善瘅恶、将施有政和歌功颂德等四个方面。以史为鉴,乃忧患意识使然,旨在找寻历史的存亡之术;彰善瘅恶,重在发挥史学的道德批判功能;将施有政,是倡导以史资政,为现实政治提供励精图治之方;歌功颂德,是要借助于史学的颂扬,以确定其具体王朝的历史地位。

非法占有问题的伦理认知

在涉财犯罪的刑法讨论中,更多关注于占有这一类罪的保护法益和逻辑基点,虽然厘清了基本概念、积聚了广泛共识,却也存在理论不能一致、实务不便释疑的不足。对涉财犯罪人际关系的实质内容即非法占有的讨论,必须基于刑法所具有的惩恶的伦理本质、主体自治的伦理基础、利益平衡的伦理目标等基本理念。防止损害是刑法干预的正当性原则,这意味着只有从双方性的伦理基点和失衡性的反伦理特性两个层面,才能对非法占有的伦理认知运用于刑法讨论之中。关系双方的确立、原占有状态和占有移转是非法占有的基本构造,相对方以其单方强制造成原占有人的净利益受损是非法占有的刑法界定。取用之争、原占有状态的认定、利益平衡的考量、双方的主体确定、交付意思五个方面展现了非法占有在刑法适用中的解释功能,这就要求非法占有在刑法中的有效运用中,急要调整刑种结构,理顺双方化的刑法逻辑,树立谦抑的刑法观念。

《里乘》所隐含的反男权书写意识

《里乘》是清代的一部笔记小说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涉及女性,这些作品篇目不仅单独以女性名字命名,而且在篇幅上不吝笔墨。同时,作者通过惩恶扬善的主旨,来批判男性的原罪。又通过女性在政治、科举,甚至性别文化方面的表现而颠覆了传统对女性的角色定位,使男性形象呈弱化趋势,呈现出明显的反男权书写意识。

明清小说批评家论小说的社会功用

明清之际,随着小说的繁荣,中国小说理论也发展至鼎盛阶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关于小说社会功用的论述着力尤多。小说的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娱乐功能被充分推崇和肯定,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别样审美——裕固族爱情故事《神箭手射雁》的善—恶叙事

裕固族民间故事《神箭手射雁》,貌似戏剧性的爱情故事,实则不然。借用格雷马斯的"语义方阵"分析法,不难发现:"惩恶扬善"是这则故事的核心主题,"善-恶"二元对立是其深层结构。这种对立在裕固族民间文学中十分突出,形成了裕固族民间文学"善-恶"对立的基本叙事结构。究其原因,既与裕固族长期信仰佛教相关,也与讲述人"以善为美"的审美理想紧密相连。为表达自己的审美理想、完成善-恶叙事,叙述者又不断借用巧合、对比等多种具体叙事技法。

别样审美——裕固族爱情故事《神箭手射雁》的善—恶叙事

裕固族民间故事《神箭手射雁》,貌似戏剧性的爱情故事,实则不然。借用格雷马斯的"语义方阵"分析法,不难发现:"惩恶扬善"是这则故事的核心主题,"善—恶"二元对立是其深层结构。这种对立在裕固族民间文学中十分突出,形成了裕固族民间文学"善—恶"对立的基本叙事结构。究其原因,既与裕固族长期信仰佛教相关,也与讲述人"以善为美"的审美理想紧密相连。为表达自己的审美理想、完成善-恶叙事,叙述者又不断借用巧合、对比等多种具体叙事技法。

论《春秋》笔法对中国古典诗赋“惩劝”论的影响

《春秋》笔法之"惩恶而劝善"对中国古代诗论和赋论产生了深远影响。自汉迄清,虽然不乏审美体验、个性情感的追求,但"美刺"、"讽谏"一直都是诗歌创作和诗歌品评的重要参考标准,充分体现了"《诗》与《春秋》相表里"的观念。受"依经立义"意义生产方式的影响,汉赋的创作和评论也多围绕"颂扬"、"讽谏"入手,虽然他们褒贬殊异,入思理路却惊人一致:肯定者借助"讽谏"的理想功能来提高汉赋的地位,贬抑者则借助"讽谏"的既成实效来否定汉赋的价值,共同指向其"劝百讽一"的美学内涵。

朱熹立法思想初探

朱熹有关立法方面的认识在其整个法律思想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在律法精神上主张立法为公,在对待旧法的态度上坚持勇革弊法,在立法技术上力主行简易之法,在立法手段上认为应当“德礼刑政”综合为用。朱熹在立法领域的思想是比较丰富全面的,其中不乏值得我们今人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