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案件中侦查中心的表征、是非与应对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侦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皆可适用,解剖其适用实质,是侦查奠定了认罪认罚的主基调,形成了以侦查为主,检法辅助的运行模式,是较为明显的以侦查为中心。在整个过程中,围绕的核心还是侦查,核心的外围,是对侦查的细化、补充、完善,并未真正动摇侦查的中心地位,并没有形成检察中心或者审判中心。于此,认罪认罚与侦查中心交集的提升效率、庭前预断、要件审查、二审信任可以保留,但对实体和程序错误需要警惕。应当确保侦查机关对案件取证、定性的准确性,强化公安司法机关对疑点和争点的实质审查,将明知性、明智性、自愿性分列保障,保障被追诉人反悔后的对抗能力,以维持实体和程序的底线公正。

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再审视

被追诉人是否自愿认罪认罚决定了程序从简的合法性及实体从宽的正当性。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是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意愿与行为形成了“身脑一致”的状态,其在主观上具有意志自主、内容明知和利益期待三项前提,在客观上体现为自愿供述、自愿认罪、自愿认罚三种行为。虽然当前立法规定为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供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规范依据,但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仍存在着立法疏漏、司法障碍以及整体运行环境限制等多重现实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根据不同诉讼阶段的特征,各有侧重地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依次加强对被追诉人在侦查阶段供述自愿性的保障、在审查起诉阶段认罚自愿性的保障、在审前阶段辩护权的保障以及在审判阶段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司法审查。与此同时,还应消除制度隐患,继续推进审判中心主义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使被追诉人享有充分的程序选择权,从根本上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

认罪认罚被追诉人反悔权的保障——正向规范路径与反向排除模式

反悔权旨在为被追诉人提供一个依其单方意志消灭控辩合意法律效果的救济机会,其保护的事项范围包括实体性和程序性两重维度,上诉是其重要的行为方式。反悔权体现了“公正优先、凸显效率”的诉讼价值观,是保证认罪认罚理智性和自愿性的关键所在。未来应当从实体法、程序法和证据法三个角度建构反悔权的保障性规范;建构限制性规范时应当重点运用比例原则审查其合宪性,具体可以采用“反向排除模式”归纳带有权利滥用性质的上诉情形并以此作为反悔权滥用的认定标准,进而为这类上诉案件设置二审非全面审查的快速处理机制。

行贿犯罪从严查处的合理性及实现路径

作为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受贿行贿一起查”是对当下存在的“轻行贿、重受贿”现象的纠偏,借助于社会各界对受贿犯罪惩治已有的重视程度,提高对行贿犯罪惩治的关注度,强调对行贿犯罪予以从严查处。在立法层面,对行贿犯罪的从严查处,并不意味着提升行贿罪的惩罚力度,而是通过对行贿罪构成要件要素的修改和降低入罪数额标准的方式,将更多的行贿行为纳入《刑法》的处罚范围。根据“囚徒困境”理论,在贿赂犯罪的处罚范围上,对行贿罪和受贿罪应当采取对称模式;对行贿罪的特别自首制度,有必要针对其存在的处罚过严的问题做出趋宽的调整;在贿赂犯罪的刑罚配置上,应当采取不对称模式,即考虑到行贿犯罪和受贿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差异及刑事政策差异,行贿罪的刑罚严厉程度理应低于受贿罪。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中的五个矛盾及其化解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以下五个矛盾:一是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前提与压制型法之间的矛盾,二是认罪认罚从宽的合意基础与实体真实原则之间的矛盾,三是不规范的从宽处罚与刑事法基本原则之间的矛盾,四是“检察官司法”与法官中立裁判原则之间的矛盾,五是简化、速决的一审程序与续审制的上诉审构造之间的矛盾。出现这五个矛盾的原因在于,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运行环境的基础性诉讼制度不健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计缺乏系统思维和整体考虑,相关的配套措施不完善。要化解上述矛盾,必须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努力提高刑事程序正当化水平;进一步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健全公正与效率总体平衡的制度规范体系;完善相关配套措施,确保不因追求司法效率而损害司法的基本公正。

刑事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刑事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是基于刑事被告人的悔罪表现,而给予其本人一种相对宽缓的处罚。该制度建立的目的是鼓励刑事被告人主动悔过自新。刑事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成立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刑事被告人认罪认罚必须由其本人作出、认罪认罚的时间必须是在诉讼阶段、认罪认罚是基于刑事被告人主观上的真诚悔罪、进一步细化认罪认罚。我国现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尚存在一些问题:现行规定对刑事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各种形式缺乏统一的概括,从而导致处罚的标准不统一;证据开示制度不完善,无法有效激励刑事被告人;律师全程参与刑事被告人认罪认罚案件的数量偏少。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应借鉴域外一些国家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司法实践的经验,完善证据开示制度、明确认罪认罚从宽的量刑标准、改进刑事速裁程序和简易程序。

论我国的自首制度及其改革建议

传统刑法学理论认为,自首制度能够达到实现刑罚目的、保障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节约司法资源等价值。但在实践中,自首制度也有其需改进之处。因此,对自首制度进行改革,将自首制度与刑罚的执行制度中的减刑制度相结合,以达到在肯定和保留自首制度给社会带来的积极因素的同时,消除自首制度刑法学意义上的价值自身与刑法规定之间存在的矛盾。

论单位自首

单位自首在 97刑法中缺乏明确的规定 ,造成实践操作的困难。讨论何为单位自首 ,谁能代表单位自首以及单位自首如何处罚 ,有利于司法实践准确认定单位自首并据此对单位及责任人员合理量刑。

辩诉交易强迫认罪问题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警示

美国辩诉交易要求被告作有罪答辩必须是出于自由意志的行为,但是,由于检察官在刑事司法中拥有绝对权力,律师作用有限,被告在决定是否接受控方提供的交易条件时几乎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这种机制性强迫压力的存在为无辜被告认罪的现实和心理学实验研究所证实,并已经引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关注。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同样强调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但是由于"自愿性"标准不明确,且其也存在控审权力配置不当、律师作用更为有限等问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同样存在强迫认罪甚至使无辜被告认罪的风险。为有效防控此种风险,需明确"自愿性"标准,整体性、系统性推进刑事司法改革,并注重制度推行中的科学性。

认罪认罚处理机制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化。认罪是指行为人承认自己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犯罪结果与司法机关对其犯罪事实的认定与判断一致,认罚是指行为人在认罪的前提下,同意司法机关不起诉或在一定幅度内对其量刑或对其判处具体的刑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罪刑法定等刑法的基本原则及无罪推定原则不在同一范畴,但符合刑罚个别化原则。认罪认罚建立在功利从宽主义哲学基础上,强调效率的外在品相。自首是实体法对犯罪分子的鼓励,认罪认罚从宽是程序法对犯罪分子的鼓励。对于认罪认罚的部分刑事案件,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为例,说明在程序上适用速裁程序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从而提出解决方案。

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及其保障

自愿认罪认罚是保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当性的前提,但基于我国实际自愿认罪认罚很难得到保障。自愿认罪认罚的核心涵义是自愿供述自己所犯罪行、接受量刑建议。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与明智性、事实基础,联系是紧密的、保障关系是互通的。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是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应有之义,是放弃无罪推定原则保护的基本要求,是减损程序性诉讼权利的路径选择。为此应当建立被追诉人(1)权利告知制度,赋予其程序选择权,完善辩护制度,建立法庭审查认罪认罚自愿性程序,坚持上诉权。

权利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愿性问题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建立在公诉机关指控被追诉人有罪的基础之上,对认罪认罚的被追诉人施以从宽从轻的处罚,但由于该制度牺牲了被追诉人部分诉讼基本权益,因而须以保障其自愿性为基本前提。应当在厘清认罪认罚制度内涵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如何确保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的问题,以期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单位自首的研究

我国现行刑法只规定了自然人自首,而单位自首却是立法的空白,司法实践中多有困惑。因此,有必要从哲学的维度寻觅我国刑法设置单位自首的必要性,并根据自首的共性即必须具备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和单位犯罪的特点,推导出单位自首的构成,根据对单位犯罪处罚原则来诠释自首的处罚方式,进而对单位自首司法认定进行研究,便于对单位自首操作,从而对单位自首制度有一个系统认识。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犯罪嫌疑人自愿性保障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诸多热议的问题中,自愿性保障应当是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做好自愿性保障既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当然要求,又能有效降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更是此项改革最终成败的分水岭。但伴随着这一核心问题而来的,却是公安司法机关欺诈胁迫、被害人极力反对、犯罪嫌疑人违心认罪等重重阻碍。想要最终克服这些阻碍,从根本上解决自愿性保障问题,还得从落实法院审查、建立回转机制、保障上诉权利、明确律师定位四个有效措施入手。

认罪认罚从宽应该写进刑法吗?--兼与周光权教授商榷

认罪认罚从宽的程序价值不仅是过程和效率上的从简从快,还在于协商性司法所表达的程序正义。现行刑法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认罪认罚从宽的实体价值,具体表现为:刑法总则中,自首、坦白从宽规定与特定形态下的认罪认罚从宽相契合,认罪认罚促成“犯罪情节轻微”时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刑法分则中,若干条文都体现了对认罪认罚从宽的“个罪吸收”。主张将认罪认罚从宽“刑法总则化”的设计方案并不成功,因为认罪认罚尤其是“认罚”包含了不可或缺的程序性要素,将其置于刑法总则中有损于实体法应有的确定性,亦无助于实现控辩双方“平等武装”。认罪认罚从宽作为集成性法律制度,其实体价值足以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被妥善安放;刑事诉讼法定位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兼顾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办案要求,将立法确定性与司法灵活性有机结合方面更具优势。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呈现着“立法严,用法恕”的特征,把认罪认罚从宽写进刑法与此不甚协调。应在对刑法分则条文和相关司法解释进行必要修改的同时,坚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刑事诉讼法定位。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涵及自愿性保障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一项系统的诉讼制度,不仅涉及实体法的规范层面,更影响着程序法的制度设计。正确理解和把握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内涵,是适用该制度的前提。在明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程序运行的基础上,要明确区分认罪认罚从宽和认罪量刑协商程序的差别,不能盲目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适用的案件范围等同于认罪量刑协商程序的案件范围。对认罪量刑协商程序的案件适用应当从罪名和量刑两方面进行限定。此外,保障认罪的自愿性是法治国家适用认罪程序的前提之一,也是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内在要求,它要求公安、司法机关切实履行权利告知义务,扩大认罪认罚制度中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增强法官在庭前和庭审程序中对被告人自愿性的审查,赋予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后的反悔权。

论认罪认罚自愿性判断标准

认罪认罚自愿性判断标准是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规范运行的一项重要内容。认罪认罚自愿性包括实质认罪自愿性、形式认罪自愿性和认罚自愿性,三者密切相关,不能将三者割裂开来并设置不同的判断标准。认罪认罚自愿性和供述自愿性不同,不能采用自白任意性标准,宜参照非法言词证据规则所确立的标准,同时允许法官裁量判断认罪认罚的自愿性。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特性给认罪认罚自愿性判断标准的适用带来了困难,需要从规则上明确不认罪认罚将面临严重刑罚、认罪认罚将获得较轻刑罚、许诺适用非羁押措施和缓刑措施、对第三人的宽容等情形是否违背了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以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范化运行。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检视与完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正在我国进行,对司法实践中呈现的问题时有争议,故学理上的深度探究依然具有必要性。如何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保障被追诉人协商时的自愿性,确保被追诉人具备充分的协商能力,并将协商结果最终体现在具有公法契约性质的具结书中,这三个基本问题能否解决共同决定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是否具有合理性与科学性,因此是相关制度改革与机制构建中的重中之重。

认罪认罚制度中自愿性的判断标准及保障机制

认罪认罚是建立在被追诉人自愿性基础上的从宽处罚制度。该自愿性以被追诉人意志自由和知晓指控事实与法律后果为前提,因而应当坚持客观上是否具有影响意志自由的因素和主观上是否知晓有关事项的主客观相结合的判断标准。认罪认罚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非自愿”认罪认罚的风险,应当构建以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为内容的自愿性保障机制,使被追诉人的知情权、辩护权和反悔权得以顺利行使,并通过完善侦讯和录音录像制度、明确量刑建议标准和加强案件审查等方式实现权力制约。

检察环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补强与完善路径研究——以广西检察机关认罪认罚从宽办案实践为参照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中国从理论借鉴到实践试点再到纳入立法,从先行先试探索摸路到全面铺开再到发展创新,有了一定的成熟经验。但是,在司法体制改革大背景下,检察机关深入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尚存在诸多问题和薄弱环节。通过分析广西检察机关认罪认罚从宽办案实践,发现主要存在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未得到实质保障、诉讼效率尚未明显提高、检察官精准量刑困难等问题,需从完善值班律师制度、完善被追诉人权利告知制度、建立程序繁简分流机制、完善量刑建议制度等方面,推进检察环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