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基本定位、制定义务与适用逻辑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是行政机关对行政处罚权自我规制的基本方法,基于其控制裁量权的功能性作用以及具“规范”外观,裁量基准是行政机关权力行使的直接依据。在同时满足合法性的实体要件与司法审查的程序要件时,裁量基准也是行政审判的“认知渊源”。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负有制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选择性义务”,即“一般情况下行政机关应当制定裁量基准,但特殊情况下行政机关可以不制定。”而在行政执法实践中,行政机关同时应秉持“严格适用为原则,偏离适用为例外”的态度。

论刑期折抵的若干问题

刑期折抵是一项重要的刑法制度,可被折抵的"刑期"只能是宣告刑;从刑期与刑种的关系看,刑期折抵被折抵的刑种只能是有刑期的自由刑或有数额的财产刑或有刑期的资格刑。刑期折抵以"先行羁押"的客观存在为前提,即,在法定判决(或新判决)执行前被告人有被强制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事实;此外,适用刑期折抵的条件还有,被强制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事实理由又被刑事追诉和判处某些法定刑罚,并且,它与刑事追诉之间有密切的关联性。

质疑“法律规范由假定、处理和制裁构成”

法律规范由假定、处理和制裁构成的观点有了新发展,但仍然存在需要商榷的地方。笔者认为法律后果中应包含奖励,能区分为肯定性的后果和否定性的后果,调整性规则并不一定非要与保护性规则结合起来之后,才能完整地发挥法律的职能。一项法律规范的内容不能表现在不同的法律文件中,制裁也不是法律规范的逻辑构成要素。

《周礼·秋官》中的刑事政策——“三典刑三国”之制辨析

古人从不孤立地考虑刑法,而是将之放到国家政刑建设的总体结构之中。周代统治者在总结法制历史的经验上,得出刑罚的适用轻重应该根据时代、形势的变化以及地域环境的差异来决定。因此"三典刑三国"这一原则提出并使用,反映了古人在刑罚适用中注重实效,强调灵活掌握刑罚的特点,含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性。总之,要执法缘情,全面考虑,以达到"明德慎罚"的理想境界。

“劳动教养”新议

“劳动教养”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在近半个世纪的打击违法犯罪、挽救不良青少年、稳定社会治安秩序活动中都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然而,任何一项制度都是为现实社会服务的,面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 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动态社会,2002 年6月,公安部与时俱进地出台实施了《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本文对劳动教养的性质、适用范围、适用程序及对公民合法权益特别是对青少年的保护性规定分别作了论述。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新诠--读“三礼”有感

"礼"既是儒学的核心范畴,亦是中国古代社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儒士们对"礼"进行了持续不懈的论究:从具体事物的礼仪规范,到普遍的社会规则;从礼的内涵本质,到礼的价值功用;从制礼的准则依据,到礼与法(刑)之间的关系等。《礼》有"三礼",其中的《礼记·曲礼》提出了"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著名论题,由此也引发了历代学者的争议和探幽。对这一论题进行当代诠释,既有助于深化对古代社会礼治思想和制度的理解,也有助于当今中国在"新时代"实行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方略的贯彻落实。

《治安管理处罚法》解读

本文就治安调解的适用;治安处罚程序中有关审批、听证、办案期限的适用;治安处罚实体中有关治安伤害的适用等问题加以论述,用以指导办案实践。

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刑法适用解释中的作用——以一起转化型抢劫案为视角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在刑法中具有全局性的指导作用。当一个行为被认定为犯罪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仅能影响量刑,使得刑罚与犯罪相适应;在一些典型案件中根据犯罪可能判处的刑罚还可能影响定罪,从而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只有以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为指导,才能正确地进行刑法的适用解释,进而合理地适用刑法。

近代刑法对中国传统法的继承

中国刑法之近代转型主要是在吸收西方各国先进法律理论及制度之基础上运作的。但从《大清新刑律》到《中华民国刑法》都不同程度地继承和保留了中国传统法律中的一些原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中国社会国情民风的法律体系。立足于近代刑法发展变迁之视角，从亲亲相隐制度、准五服以制罪制度、恤刑制度等方面逐一剖析近代中国刑律、刑法对我国传统法精神与内容继承之表现，以期能对完善我国立法给予些许启示。

非刑罚处罚方法之功能探析与体系完善

刑法中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可界分为普通非刑罚处罚方法、特殊非刑罚处罚方法、人民法院适用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和行政机关适用的非刑罚处罚方法。普通非刑罚处罚方法存在功能缺陷,为弥补功能缺陷,应完善其体系,增加普通非刑罚处罚方法种类。教育矫正是特殊非刑罚处罚方法应有的功能,现有的特殊非刑罚处罚方法种类稀少,难以有效发挥教育矫正功能,应当增加其种类;特殊非刑罚处罚方法在适用对象、适用原则上均有不足,需要完善。行政机关适用非刑罚处罚方法有悖法理,应将行政机关适用的部分非刑罚处罚方法植移入人民法院适用的非刑罚处罚方法体系之中。

中国古代录囚制度及其现代价值

创建于中国西汉的录囚制度,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上一个颇具影响的制度模式。录囚制度自西汉创建起被其以后的各朝统治者所沿用,并且在各朝统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制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统治者“慎罪恤刑”的立法思想和司法理念。对它的深入研究,对于中国现今的依法治国、特别是在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的大背景下有着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论绑架罪绝对确定法定刑的适用

绑架罪法定刑的特殊性,需要在解释学上对之予以适度的限缩。在绑架过程中杀害被绑架人,应当认定为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在被绑架人死亡伴有轻微暴力的场合,需要区别死亡结果是否为暴力行为所致来具体判断。绑架手段之外的行为导致行为人死亡的,不能认定为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在故意内容不一致的共同犯罪中,构成其他罪名的共犯行为导致被绑架人死亡的,应当认定为致使被绑架人死亡。致使被绑架人死亡的罪过应仅限于故意。杀害被绑架人,只能是非法控制行为人之后的行为。勒索财物是否得逞不影响行为的定性;对绑架杀人未遂的,需要结合故意杀人未遂的司法认定体系性地理解。

《尚书·吕刑》与“明德慎罚”思想

"明德慎罚"是《尚书·吕刑》德政观的思想渊源。考据《吕刑》,发现其文本中传达了"明德慎罚"的信息。《吕刑》关于"明德慎罚"思想的表达,是早期"《书》教"传统传播的诉求。在后世"《书》教"传统的更定、发展中,"明德慎罚"依然是维系统治的有效策略。

传统中国“慎刑”意蕴的法律表达——以死刑复奏制度为视角

“慎刑”是传统中国的有机法律伦理体系,亦是君权主导的统治策略,统治者据此做出预期统治效果最佳的刑事政策、立法技术、司法取向的选择。作为将君权至上视域中“慎刑”伦理表达得较为成熟的制度,死刑复奏存在于死刑执行程序中,是传统中国死刑适用的终端救济程序,其有关“慎刑”刑事政策的表达机制,反映了传统中国礼法融合的治理路径,体现了君主威权主导的令行禁止对传统人治生态的作用。无论是“慎刑”承载的法文化与法思想,还是死刑复奏制度反映的程式化秩序,均可为我国死刑核准与执行政策之完善、制度之革新提供历史传统与法律意蕴的借鉴。

新形势下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的法治化路径——以公安工作为视角

黑恶势力是社会毒瘤,严重侵蚀社会稳定的根基。新形势下的扫黑除恶专项工作是针对当前黑恶问题的深度治理。公安机关作为扫黑除恶专项工作的主力军,为国家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巨大成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当然,公安机关在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的法治化要求存在认识不清、理解不透、把握不准等问题,具体表现在对依法办案原则存在理解和执行上的困惑、适用依法严惩的尺度不统一、对宽严相济政策的把握不当、对"三个效果"的理解适用不到位四个方面。为了深入开展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公安机关必须紧紧围绕法治化的要求,始终坚持刑法谦抑性原则,正确把握依法办案和依法严惩、依法严惩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关系,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殷周时期的法律观念及制度

殷周时期的法律观念与制度乃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源头 ,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殷代非道德主义的神权法思想被转化为重刑主义的司法实践 ,是导致殷帝国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周初统治者接受了殷亡的教训 ,提倡“明德慎罚” ,使中国早期的法律文化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先秦诗歌中政法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先秦诗歌所展现的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德法共治的德政思想,是周人对商朝亡国之失的总结,它开创了中国古代德法合治的先路。汉代德主刑辅理念沿袭了周初明德慎罚的策略,使德法共治走进了一个新的阶段。贞观年间沿袭了汉代的德法共治策略,使德法共治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总之中国古代德法共治策略的实施及历史经验具有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