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桑的清教主义观——《小伙子古德曼·布朗》中布朗之死解读

霍桑的短篇小说《小伙子古德曼.布朗》中主人公布朗为了履行与魔鬼的约定而进行了一次森林之行,其实这是他为了探索人性世界真相的一次精神之旅。而从清教主义原罪论来看,这次旅行注定是痛苦的,因为他发现了人心深处的黑暗与罪恶。那么,死亡是否是他获得救赎的方式?这渗透着霍桑对清教主义观的认识。

霍桑的伦理道德立场

在被称为"宗教批判与宗教道德时代"的美国19世纪文学中,霍桑坚持人性皆恶这一被普遍认同的清教主张,以揭示罪恶及其罪恶本身所具有的道德意义作为小说创作的宗旨。他采取了中性的道德立场,通过叙述故事人物特定的生命感觉与所遵循的个体法则以传达出基本的道德意义,即罪恶是人们联系彼此的精神纽带与实现内在世界净化的推动力。

美国实用主义价值观的清教渊源

实用主义产生于19世纪的美国,是美国文化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美国人性格的一部分。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在促成实用主义出现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真正导致实用主义出现在美国的基础是美国独特的历史文化氛围,尤其是美国殖民地时期的清教主义。清教主义注重实践的神学思想和注重事功的伦理思想深深地影响了美国人实用价值观的形成,成了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宗教渊源。正是这些清教徒把务实、实干、勤俭奋斗、富于创新进取的实用精神种植在这块土地上,为强调行动、注重效果、提倡开拓进取的实用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并成为美国特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家族记忆和原罪想象——论霍桑黑色小说的艺术重构

霍桑作为美国清教主义的代表作家,他擅长以奇诡神秘的方式书写宗教人物。笔者主要探讨了他的黑色小说,并以《年轻的布朗大爷》为例,考察霍桑在加尔文教和超验主义的矛盾中完成的人物形象塑造,以及他如何将清教的困境与神秘主义的原罪想象、家族记忆以艺术重构的方式表达在作品之中。

《红字》中的原罪观解读

始自人类诞生之日的“原罪观”在霍桑的《红字》中被赋予了作者独特的个性特色。霍桑在小说中通过几个人物的命运反复探讨了“谁是真正的罪人”、“罪恶的根源在哪里”等一系列问题,并给出了不同凡响的答案:犯了不可遏止之罪的海斯特和犯了隐匿之罪的丁梅斯德都不是真正的罪人,真正的罪人是犯了“探究他人灵魂之罪”的齐灵沃斯,罪恶的根源正是那些自以为有权审判他人罪过的清教统治者。

霍桑小说的宗教母题

由于霍桑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家世渊源和成长经历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其小说创作深受清教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在"原罪"等清教罪恶观的影响下,霍桑着重描绘和探索隐匿在人们内心深处的"隐秘之罪"。另一方面,受"赎罪"等清教思想的影响,霍桑致力于探讨道德和罪恶的问题,主张通过善行和自忏来获得"救赎"。

黑森林中的巫觋——论析《年轻的布朗先生》的“原罪”主题

对霍桑的短篇小说《年轻的布朗先生》进行分析,展示主人公从信仰到怀疑,从纯洁善良到信仰崩塌的心路历程。指出,由于受加尔文教清教意识的影响,小说刻上了"人皆有罪"的烙印,作家通过描写小布朗先生赴黑森林聚会所见到人性的恶念,批判信仰的不彻底性,导致最终堕落的同时展现出作品中"原罪"的主题。

评析霍桑的清教主义色彩

在纳撒尼尔.霍桑一生的创作中,清教主义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他的每篇作品都渗透了当时美国殖民地的浓郁的清教色彩。清教的善恶观,加尔文体制和“净化”思想等在他的作品中都得到了体现。

超越新教伦理的艺术真实——兼述《红字》的宗教救赎观

霍桑对普遍的原罪与救赎的独到诠释是源于超越新教伦理的泛基督精神。因而以污点主人公、写情、社会救赎为特点的《红字》所表现的艺术真实具有轰动效应,是推动新教自身改革及美国文艺复兴的重要武器。

从清教主义“原罪说”角度谈《红字》救赎主题

《红字》是美国19世纪杰出浪漫主义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代表作之一。霍桑和清教主义传统有着复杂的关系。他的作品常常弥漫着浓厚的清教主义宗教色彩。因此,基于清教主义"原罪"思想,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红字》中海斯特·白兰和牧师丁梅斯代尔这两个主要人物犯下罪行,接受惩罚最后获得救赎的过程,探讨小说救赎主题。

萨克凡·伯克维奇的清教想象与“美国”神话

本文旨在剖析伯克维奇对科顿·马瑟的阐释,探讨伯克维奇的清教想象与"美国"神话间的关系,评析伯克维奇的认识模式与批评方法,并认为,在历经40年后的今天,其洞见作为美国例外主义的一种叙述,对我们认识美国依然具有重大启迪。

从“唯上帝论”到“理性论”:美国早期新闻业的清教传统及其公共转型

美国是一个由清教徒创建并以清教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基督教国家,清教在美国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基调和底色的作用。目前,学术界尚未对美国新闻业的宗教渊源展开系统性研究。本文采用历史发生学方法,分析清教传统与美国早期新闻业的互动,在清教的视野下关照美国新闻业的起源,目标是呈现出美国早期新闻业的宗教底色,进而揭示出早期新闻业清教传统的变迁和上帝角色转型的深层原因。经梳理发现,现代新闻并不是个彻底理性化的、世俗化的产品,而是有着鲜明的清教渊源,从17世纪-18世纪中后期,美国新闻业中的宗教观经历了从"唯上帝论"到"理性宗教论"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