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数据犯罪立法的三大重要问题

将“对技术工具的不法利用行为”作为构成要件内容,属于手段型立法,不符合刑法的明确性要求。对于网络数据犯罪的构成要件,应采取目的型立法方式,要挖掘有明确法益指向的具体行为类型。准确定位网络数据犯罪的法益,才能确保立法的理性。数据法益不适合作为刑法上的独立法益,应通过刑法历来关注的个人法益,以及有具体内容且有公共危险指向的集体法益,对网络数据犯罪的法益予以限制性把握。在中国持续严密刑事法网以及社会高速发展不断催生多样化不法类型的趋势下,单一法典模式面临着现实压力,也存在“全而不专”的问题。应当重视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价值,逐步建设具有交互性的多元法源体系。

何为道德上的“好”:一种伦理语境论释解

如何诠释“好”的含义乃道德哲学界一大难题,主要原因在于它蕴含特殊的规范性:说出含“好”话语不只意在表征现实世界,更在于鼓励或引导听话人实施某种道德行为。传统上,学者们或援引另一类规范性概念、或借助词源学上的“标准/准则”、或依据行事理由等来解释“好”的这种规范性,但结果皆不尽如人意。本研究提倡采用伦理语境论视角,指出在道德观和已知信息既定不变的前提下,“好”的意义受到特定语境中道德主体意欲达成的目的的影响,而它们所表达的规范性则体现在道德主体努力实现欲成目的的过程之中。借此“,好”所具有的形而上规范性意义便可转化为更加具象的自然意义。

共享经济时代下“使用盗窃”行为可罚性之证成

使用盗窃作为盗窃罪的表现形态,在当前经济发展水平下,应当全面承认其可罚性。使用盗窃的本质在于对财产使用权的侵犯,伴随财产价值由财产所有权向使用权的转移,认可对其保护是法益开放性的要求。作为不可罚依据的排除意思,在我国刑法语境中既缺少存在的必要性,又可能导致盗窃罪保护范围的不当限缩,不应当作为盗窃罪的主观超过要素存在。使用盗窃可罚性的基础在于该当盗窃罪构成要件。财物的事后返还作为使用盗窃的犯罪学特征,只能作为量刑因素,不影响盗窃罪的认定。损失数额应按照同类财物的替代成本计算,以保证罪刑相适应。

模糊K-Harmonic Means聚类算法

对K-HarmonicMeans算法进行扩展,考虑到数据点对不同类的隶属关系,将模糊的概念应用到聚类中,提出了模糊K-HarmonicMeans算法,推导出聚类中心和模糊隶属度的迭代公式.在中心迭代聚类算法统一框架的基础上,推导出FKHM算法聚类中心的条件概率表达式以及在迭代过程中的数据加权函数表达式.最后,用Folkes&Mallows指标对聚类结果进行评价.实验表明,模糊K-HarmonicMeans(KHM)算法在聚类对于初值不敏感的同时提高了聚类结果的精确度,达到较好的聚类效果.

大学生自杀态度与生活目的、生命意义感的关系

目的了解大学生自杀态度的现状,应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生命意义感、生活目的在大学生自杀态度形成中的作用。方法采用自杀态度问卷、生活目的量表、生命意义感问卷对1050名大学生进行测评,并对变量间的关系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大学生对自杀总体持否定和排斥态度。男生比女生更能客观理性地看待自杀行为,农村生源大学生比城镇生源学生对安乐死更持排斥态度。大学生自杀态度四个维度与生活目的、生命意义感总分及各因子分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相关。结构模型拟合指数良好(χ2/df=1.924,GFI=0.936,AGFI=0.915,NFI=0.937,CFI=0.940,RMSEA=0.045)。生命意义感和生活目的对大学生自杀态度具有直接预测作用,多因素影响假设得到结构方程模型的有力支持。结论生活目的和生命意义感对大学生自杀态度产生重要影响,应开展有针对性的生命教育对大学生自杀态度进行引导。

GPU并行加速的均值偏移算法

为克服mean shift算法计算复杂度高、运行速度慢的缺点,提出一种基于GPU的快速mean shift算法.首先使用k-means算法对图像像素进行预分类,之后在预分类、下采样后缩小的数据集上进行mean shift聚类,以有效地降低算法复杂度.此外,借助GPU的通用计算功能对k-means和mean shift分别进行并行了处理.实验结果表明,通过对图像进行预处理,有效地提高了几何模板查找在强噪声、低信噪比图像中的识别率;同时,改进后的mean shift算法的运行速度提高了近40倍,满足了高速机器视觉检测的实时性要求.

国际制裁的目的、条件、方式及其对中国参与国际制裁的启示

国际制裁作为发起主体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旨在说服或迫使一个国家停止参与不被接受的行为,达到惩罚目标国行为、削弱目标国实力、宣传自身价值观或表明本国立场的目的。相比代价高昂的军事行动,国际制裁具有低成本的特点,成为冷战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解决国际争端的工具。作为大国对外政策工具,实施国际制裁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如双方的相互依存度、力量对比、利益权衡和国内外支持等。根据不同的制裁目的和条件,制裁国可以灵活选择多边制裁或单边制裁、复合制裁或单一制裁、全面制裁或目标制裁等制裁方式。中国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已具备利用国际制裁来维护国际正义和本国利益的能力,支持在联合国框架下参与国际制裁。在制裁参与中,中国需要根据国家利益及本国国情,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制裁执行机制,合理选择制裁方式,使国际制裁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利益。

刑法规范适用中的困境与出路——基于目的解释的展开

刑法规范在适用中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刑法文义的多重性、文义解释的瑕疵以及法律漏洞等现实问题,文义解释并不总能合理地解决疑难案件。刑法规范的具体应用是裁判者基于各种利益而进行的目的性建构,解释活动并非不折不扣地完全地按照罪刑法定原则进行严格解释。刑法解释是一种目的性的论证,裁判者对规范的理解是实质性的知识建构,以此来弥补刑法规范适用中的困境。在裁判者建构刑法规范的过程中,目的解释是实质判断常用的基本方法。

刑事立法:在目的和手段之间——以《刑法修正案(九)》为中心

《刑法修正案(九)》在立法目的上重视刑法的秩序维持功能,在立法手段上重视预防型立法。这种立法目的和立法模式导致部分行为犯罪化过度,对某些犯罪类型,忽视了刑罚减免的积极意义。同时,这种预防型的立法对于以报应型立法发展起来的传统的刑法教义学的基础理论和具体解释论提出了新的课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刑法和刑法理论的二元化。

读书的境界

文明时代的文明人不能不读书,从读书与做人、阅读与理解、文本与意义、读书与境界几个方面的关系可以看出读书的境界及其涵义。书是有生命和思想的,读书就是同作者进行思想交流的过程,但其目的并非是要复制作者的什么"原意",而是要有自己的理解,这是一个思想重建的过程;读书的高境界就在于,要有自己新的体会、新的发现和新的理解。

媒体素养教育目的之解读

媒体素养教育目的经历了保卫菁英文化防御大众媒体、欣赏通俗文化、解密意识形态、赋权等范式演变。我国媒体素养教育的意义在于:媒体文化全球化中的本土文化保护,提高对媒体的辩识能力,近用传播媒体来表达与交流,促进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

视觉传达设计方法比较:目的与手段的综合框架

目的视觉传达设计经历了四十余年的发展,对我国设计学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学术界对该专业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关注度,因此对其本体、边界的科学认识显得日益重要且紧迫。本文不将“视觉传达设计”看作设计学专业概念(学科代码130502),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给人看、告知的”基本交流活动来认识其方法性问题。方法首先收集了二十二组视觉传达设计的定义并提取词类簇,得到了定义的基本意义组成;然后借助文献法在WOS和知网上筛查了千余篇相关论文,提取了六十五种视觉传达设计方法,从视觉表征概念框架、双钻设计过程、定性定量研究方式三个方法维度,生成视觉设计方法聚类图谱,并对其进行描述性分析。结论对作为目的或手段的视觉设计及其方法进行更精细的分析与综合,将极大提升视觉设计效果,使其更具表现性、直观性。

价值论研究:问题与出路

价值或价值观问题是现代人相当普遍和严重的人生问题 ,这个问题构成了对国内价值哲学的有力挑战 ,凸显出国内价值论研究长期存在的价值的工具性定义和本体论承诺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反映了人们在价值问题研究中囿于认识论框架 ,从经验的知识的角度说明价值又让价值一词负荷终极关怀所造成的混乱和困境。要正确而深入地解析人们现实的价值和意义困惑 ,使价值论研究有一个新的拓展 ,就必须有价值问题的生存论自觉 ,重新解释“实践”并以实践概念所体现的生存现象学方法来透视价值 ,如实地把价值看作人在其对象性活动中生发的生命和文化现象 ,看作是人的现实生存与理想生存、有限的个体与无限的族类之间的历史性的辩证关系亦即人的自我超越历程。

人生目的:一个能预示积极发展的心理结构

人生目的是一种个体想要完成的,首先是对自我有意义,进而是对超越个人之外的世界有影响的稳定的具有概括性的意图。它有着与意义、目标不同的内涵。人生目的是能够预示健康、成功和幸福等积极发展结果的更高层级的心理结构。它能给个体带来更多良好的心理状态;对消极状态和消极发展结果具有抵御作用;能促进个体的积极发展;有利于个体取得更高的成就。人生目的的发展具有阶段性。个体早期参与的一些潜在的目的性的活动、社会支持以及社会文化会影响人生目的的形成和发展。未来研究需要更深入探讨人生目的的测量、发展规律、功能、作用机制及培养,并基于特定的文化情境进行文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

慢性病防治指南的评价研究

总结关于慢性病防治指南评价的目的,探究评价的方法及工具,为增强指南评价的全面性和严谨性,提出对该类指南评价研究的综合意见;(1)指南评价的目的需进一步强化,不仅从指南本身的质量评价,还要兼顾医生、患者、民众对指南的满意度及慢性病管理水平的考量;(2)需整合指南评价的方法和工具,通过不同的对象了解其质量。

比例原则下公平竞争的深入审查

公平竞争审查是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确立了"自我审查"的公平竞争审查模式,但仅将竞争主管机构设置为监督主体,存在明显的不当之处。竞争主管机构的深入审查才应是审查的重心。为保证公平竞争审查的科学性,自我审查之后,竞争主管机构可视情在比例原则"阶层规范结构"的指引下展开深入审查。从目的、手段两个宏观维度出发,围绕政策目的的正当性以及管制手段的适当性、必要性、均衡性等四个微观视点全面评估公共政策,最终在不妨碍政策目的实现的前提下,寻求对竞争损害最小的替代方案。

语篇目的与人际意义的体现

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具有概念、人际、语篇三大功能,其中人际功能关注的是篇章作者和篇章意图中的读者互动(interaction)、商榷(negotiation)和取得一致(solidarity)。人们普遍认为,语类不同人际意义的体现方式也不同。但究竟是语类中的什么因素导致这种差异呢?本文提出了语篇目的是决定人际意义体现的主要因素这一观点,因为人际意义的体现形式最终是为语篇目的服务的。论文还通过对总统竞选电视辩论会上的发言、广告、新闻等不同语类的分析和新闻语类中不同语篇的分析来证明这一观点。

科学管理的目的—手段系统及其悖论

当代管理理论中存在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范式之争,可以从源头上追溯到泰罗科学管理文本自身的内部逻辑问题。科学管理目的系统中的劳资合作与心理革命具有人本主义意蕴,而其手段系统却是单纯指向效率的理性工具盒,由此导致泰罗文本的内在逻辑悖论,具体表现在理论体系的内部失衡、手段与目的之内在冲突、手段-目的链的断裂、目标置换—手段与目的变异、基本假设问题与价值冲突五个方面。

逐臣南迁与“惟以告哀”——《小雅·四月》本义考述

《四月》是《诗经·小雅》中的一篇重要作品,但其本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过对诸说的辨析和文本细读,该诗当属逐臣南迁之作,并在发生学意义上成为中国弃逐文学或贬谪文学的早期源头。退一步讲,倘若一定要说这位诗作者是行役者,则此行役者也是因遭他人构陷而被从重发落的行役者,其身份已与逐臣没了本质的区别。至于《毛序》揭示的"大夫刺幽王"的义旨,虽然在诗句中时有显现,但就整体而言,却丝毫不能改变全诗"惟以告哀"的主导倾向。

抢劫罪和强奸罪中“暴力”手段行为的比较

暴力作为抢劫罪和强奸罪中最常见的手段行为,在各自的罪名中却有着并不完全相同的表现形式和特征。暴力作为两罪的手段行为,其实施必须以实现相应的犯罪为目的;暴力行为必须由行为人亲自实施,利用他人的暴力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劫财或者奸淫行为,对相应犯罪的成立具有不同的意义;暴力所针对的对象也只能是被害人本人,并且对物的暴力不能构成暴力型的相关犯罪;两罪中的暴力都包括危害人身安全和限制人身自由两种方式,但强奸罪的暴力还要求具有对人身直接侵害的特征;在暴力强度上,抢劫的暴力要求达到"足以抑制对方的反抗"的程度,而强奸的暴力只要达到"使其反抗变得显著困难"的程度就够了,并且强奸的暴力不包括故意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