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反腐视域下刑事缺席审判证明标准的完善路径

作为2018年《刑事诉讼法》新增内容,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填补了没收违法所得程序适用上的局限,扩展了特定犯罪的追诉方式,完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审判制度。该程序尽管纾解了客观上不能出席导致的审判停滞情况,但被告人外逃型缺席审判的适用仍有待立法的完善。当前,缺席审判规则中的证明标准未能与案件的特殊性相协调。缺席审判的证明标准应围绕犯罪构成要件理论,通过厘清三类案件的特殊诉讼构造,明确证明对象、证明方式、证明价值和证明目的之特殊性,充分发挥刑事缺席审判的价值功能。

互联网时代金融检察的“全流程”改革

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但在互联网金融时代,金融犯罪已呈现出新样态,检察机关也应直面挑战,展现出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智慧和能力,坚持金融检察改革创新,建立健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全流程机制”。其中包括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规范化、常态化、制度化的金融活动数据共享交换和集中分析研判机制;建立以间接证据、电子数据为重点的证据审查机制;建立以合规不起诉为方向的金融检察试点,在“合规检察建议+相对不起诉”模式的基础上探索“附条件不起诉模式”;建立以多方协作为基础的追赃挽损机制,形成多方协作、程序激励和智能辅助相结合的局面。

反腐败境外追赃法律机制的实践困境与规范因应

反腐败境外追赃法律机制应具备实效性和长效性,立足于解决境外追赃实践难题,着眼于长效法律机制的建立。但是,从境外追赃执法和司法实践来看,资产跨境转移监测法律的实效性不足,境外承认与执行违法所得没收裁判的实践效果不佳,跨境资产返还中资产分享激励作用不明显。腐败资产跨境转移资追踪难、识别难,我国国内法律制度和域外法治缺乏协调性以及资产流入国法律制度差异等是实践困境产生的重要因素。有必要强化资产跨境转移监测法律的适用力度,拓展境外承认与执行违法所得没收裁决的规范依据,建立健全境外追赃资产分享机制,以提升境外追赃法律机制的实践效果。

试论洗钱罪均衡量刑

洗钱罪的量刑存在失衡问题,主要表现为洗钱罪系统内量刑失衡、与上游犯罪量刑失衡、与其他赃物犯罪量刑失衡,核心原因在于洗钱罪量刑规则缺乏系统性、犯罪情节认定标准不明确、与上游犯罪的量刑标准不统一、与其他赃物犯罪量刑不协调。为实现洗钱罪量刑均衡,应全面把握犯罪情节,准确适用自首、坦白、立功等从宽处罚情节,综合评价洗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解决“唯数额论”对洗钱罪量刑失衡造成的影响。洗钱罪系赃物犯罪体系中法定刑最重的犯罪,洗钱罪的量刑应当重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与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的量刑,实现洗钱罪与其他赃物犯罪的量刑均衡。依据法益恢复理论,对主观上积极认罪悔罪,客观上退赃退赔的洗钱行为人,可以在法定刑幅度范围以下量刑,实现洗钱罪与其上游犯罪的量刑均衡。

廉政学学科2017年度发展综述

廉政学是一门新的交叉型应用学科,是推动反腐倡廉建设规范化和持久深入有效的重要媒介。各国各地区为治理腐败投入大量资源,但因为缺乏学科支撑,廉政理论滞后于实践,反腐政策稳定性和持续力缺乏保障,反腐败队伍素质难免参差不齐。近年来腐败和反腐败研究空前活跃,正式成立的廉政研究机构过百家。2017年,廉政学研究围绕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研究,在习近平廉政思想、廉政理论创新、反腐败法律机制、惩治腐败、国际反腐败、追逃追赃、绩效评估等方面形成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

我国境外追逃追赃机制构建的初步探讨

我国境外追逃追赃机制正在逐步建立,但亟待深入研究完善。要建立我国境外追逃追赃机制,必须认识建立这一机制已势在必行,这一机制的特点和如何构建等三个主要问题。

国家治理视野下的中国反腐败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研究

自2014年以来,中国开始高度重视对腐败公职人员的国际追逃和国际追赃工作,在反腐败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成效,这种成效体现在国际追逃、国际追赃和外交上获得巨大成就。尽管中国反腐败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立法不断完善,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仍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国际追逃重于国际追赃,适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展开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频率与已签署的国际条约数量不相称,注重个案而不注重制度完善,缺乏适用于国际多边或双边条约的成熟机制,反腐败相关法律之间存在冲突。

物权法善意取得制度与刑事赃物追缴

要准确把握《物权法》及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关于赃物善意取得制度立法精神,解决物权法善意取得制度与刑事赃物追缴的刑民交叉和冲突问题,就必须结合国外赃物善意取得制度以及相关案例全面追溯、梳理我国对于刑事赃物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有关立法实践及基本观点。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比较考察——以英国和美国为例

缺席审判制度是对程序参与原则的补充,是社会控制功能的实现,是诉讼价值平衡的选择。英美两国的立法对缺席审判的案件适用范围、适用条件、权利保障、涉案财物处理都进行了规定。我国2018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确立的缺席审判制度,对于境外追逃追赃将产生积极的作用。借鉴域外有益经验,在未来的司法适用时,应当进一步完善送达方式,以保障被告人的知情权;重视辩护律师在缺席审判中的作用,以保障程序的公正;积极发挥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和缺席审判程序的合力,促进追逃追赃的有效开展。

追赃挽损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中的作用与途径:以上海地区检察工作实践为视角

追赃挽损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检察机关有必要将实体与程序深度融通,确保工作成效。在实体方面,《刑法修正案(十一)》对非法集资类犯罪作出了多方面修订,在加大惩治非法集资犯罪力度的同时,将退赃退赔明确列为法定从宽情节。对不同行为主体,有必要区分为积极参加者、一般参加者、提供帮助者、不作为犯罪处理者、逃废债者、前期获益的集资参与人等六种情形,细化各自追缴和退赔要求。检察机关应将追赃挽损工作覆盖刑事诉讼全程,在侦查、捕诉、审判、执行各阶段,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参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境外犯罪资产追回的国际私法问题

国际民事诉讼是境外追缴犯罪资产的重要途径,在跨国追赃的民事诉讼中,受害国首先要选择适格的法律主体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原告是否具有主体资格要根据法院地法进行判断。原告在选择受诉法院时,要在有管辖权的法院中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法院,其参考因素主要是在程序法上举证方便,在实体法上对己方有利。

被盗智能手机的追赃对策研究——基于智能手机防盗技术视角

伴随着互联网和通信行业的快速发展,智能手机被盗的案件屡见不鲜。手机一旦被盗,不仅会给人们带来经济损失,而且会使大量的个人隐私泄露,从而诱发各种犯罪问题。以智能手机防盗技术为视角,研究智能手机被盗案件的追赃对策,可以为人民防控和公安机关打击智能手机被盗案件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

加强我国境外反腐追赃的国内立法供给——从李华波案出发

制度反腐背景下,我国的境外追赃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我国的反腐败工作仍然需要更多的投入和努力。本文从李华波案出发,结合我国腐败犯罪境外追赃工作现状及我国境外追赃存在的立法困境,提出了加强反洗钱立法力度、细化刑事诉讼法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的规定、实现反腐败立法之间的协调与衔接的建议,以期加强我国境外追赃的国内立法供给,提升我国境外反腐败追赃的经济效果。

跨国追赃没收裁决承认与执行法律机制的革新走势

作为国际司法协助方式之一的跨国追赃没收裁决承认与执行法律机制的构建历久弥新。国际社会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掀起跨国追赃没收裁决承认与执行问题的立法与司法运动。无论跨国直接追赃还是跨国间接追赃,均需构建完善、健全、有效的跨国追赃没收裁决承认与执行机制。跨国追赃没收裁决承认与执行机制的国际化革新与本土化革新相向同行。在国际法方面,《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多边公约,以及欧盟等区域性条约确立的跨国追赃没收裁决承认与执行机制并未固步自封、墨守成规,一直在不断进行自我更新并呈现出诸多新的发展趋势;在国内法方面,跨国追赃没收裁决承认与执行机制的立法与司法也在不断革新,创新的步伐从未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