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目中的秩序:文献、人伦和天道

以《七略》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书目的文献秩序源自对"道"的模拟,"道"兼具社会秩序和天道秩序的双重内涵,文献秩序认同就是社会人伦秩序认同和天道秩序认同。古代书目既从天人秩序的高度规划文献秩序,从而使文献秩序具有本体依归;又使天人秩序在书目文献活动中显现为当下实践,从而消解了天人秩序本体的抽象意味。它在本体观和宇宙论的层次上讨论了文献及其背后文化的本质,适应并支持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

《金匮》“温运阳气”法在痹症中的运用

痹症是由于正虚感邪、阳失温运所引起的肢体关节疼痛、屈伸受限的病证,其本质属阴。张仲景《金匮要略》诸多的治痹方剂中非常重视阳气的温运作用,包括通阳、温阳与扶阳,使表里内外痹阻之阳气得以温运、通畅,使机体微弱之阳气得以补充、振奋。纵观《金匮》治疗痹症原文,"温运阳气"的治法至今仍有效地指导着临床。

论《七略》分类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

《七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系统性、综合性的目录学巨著。西汉时期,刘向、刘歆父子首先合作完成了目录学著作《别录》。刘向死后,其子刘歆又在《别录》的基础上进行调整、概括,并进一步吸取中国古代的学术分类思想,进行改革创新,从而形成了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目录学巨著———《七略》,它为中国目录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汉书》颜师古注引《别录》《七略》佚文笺释

颜师古注《汉书》,征引古籍达百余部,而簿录类唯有《别录》和《七略》,且二书早已亡佚不存。本文仅对《汉书》颜注所引《别录》、《七略》之佚文加以笺释,从而完善清季以来诸家《别录》、《七略》辑本,以见古本。

论刘向、刘歆父子与文献传承

汉代刘向、刘歆父子领校图书,对先秦以来的文献首次进行全面的校理,形成传世文献的官方定本,构建了儒术独尊语境下符合大一统帝国需要的文献体系。通过目录著录,揭示图书信息;通过分类,分别、部次群籍;通过解题,发明图书旨趣;通过小序,书写部类源流。刘向、刘歆父子开创了建构与书写学术史的目录学传统,《别录》《七略》因此成为目录学的奠基之作、典范之作。刘向、刘歆父子的学术贡献表明,杰出学者的组织与努力,是古代文献得以传承的关键因素之一。

《七略》称名新释

《七略》称名之“略”,章太炎先生以为表图书分类,姚名达先生以为表详简之“简”,论者或从前者,或从后者。“略”除可表分类及“简”义外,还有“要”或“梗概”等含义。基于“略”之“要”或“梗概”之含义,通过对《七略》之产生、渊源、命名、注释等进行分析,可知《七略》称名之“略”不当以表分类或详简之“简”解之,而当以“要”(或“梗概”)义解之。以《七略》称名之“略”为“要”(或“梗概”)义,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刘歆编撰《七略》的根本目的还是在于辨析学术源流,论断诸家学派的学术价值及其不足等。以“略”表图书分类或详简之“简”,不仅不能反映刘歆辨析学术源流、论断诸家学派的主观意图,更不能反映从《淮南子·要略》至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再至《七略》的这一学术研究史的发展脉络。

中国图书分类法的历史嬗变探究

图书分类法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世界公认的我国最早反映图书分类体系的著作,也就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图书分类法,是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编成的《七略》;到三国、西晋时,由于学术思想不断变化,典籍与日俱增,为了适应当时类分图书的要求,我国图书分类法的又一系统——四部分类法也就随之诞生。之后宋代还有郑樵的图书分类法。到了20世纪初,杜威十进分类法开始传入我国。受其影响,国内图书馆界许多学者经过不断的探索创新,终于创立了我国自己的现代图书分类法。其中在全国推行较广最具有代表性的图书分类法主要有三部:分别是《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中图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分类法》(简称《人大法》)、《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科图法》)。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源——解读《七略》的目录学思想

《七略》是我国目录学史上发凡起例之作,是一部体系完备的图书分类目录,它开创了我国目录学史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目录学思想源流,奠定了我国传统目录学基调。《七略》目录学思想中所渗透的编者之史学哲学观及其所运用的文献类别原则、揭示文献方法无不展示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

“以人类书”“以书类人”平议

郑樵《通志·校雠略》首先总结出“以人类书”“以书类人”两种著录原则,章学诚《校雠通义》将之上推到《汉书·艺文志》。此后,学者多有论述,但不循名实,对郑、章之说误读曲解,造成了长期的基本概念混乱。其实,“以人类书”与“以书类人”两种著录形式在《七略》中即已出现,《汉志》承之。“以人类书”以知识类型或学科归类,“以书类人”突出不同的学人、学派,各有千秋,可以根据实际需求灵活掌握运用。

管窥刘向、刘歆对目录学之贡献

我国目录之学历史厚重,源远流长,始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刘氏父子受命整理皇室藏书工作,最后落实到编撰《别录》、《七略》两部目录学著作。刘氏著作的撰成开启了中国目录学之先声,对后世影响深远,具体表现为开辟校雠学、创建解题式目录、首创图书分类目录、史志目录之源流等,功绩显著。《录》、《略》是今人研究中国古典目录学和目录学史必研习之重要经典。

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商说举例

刘向《别录》的辑本,主要有洪颐煊、严可均、马国翰、顾观光、王仁俊、张选青、姚振宗等多家。其中,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以体例力求恢复《别录》本来面貌、佚文又有新增、多所考证而成为了最为成功的一部,多为研究者所称道。然而,其中也有一些地方存在疑问与不足,如认为《别录》存在着"附记"的体例、对一些书籍的篇数的著录忽于考证、一些佚文的辑录或处理尚欠妥当等。文章对之进行了辨析,以期于《别录》的辑佚工作能够有所完善,并于《别录》本身的研究有所推进。

论刘歆与章学诚

章学诚在刘歆《七略》“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基础上,指出三代之学的特点是官师治教合一,六艺之学亦出于王官,切于世用。这与后世儒者专奉六艺以为经、由名物训诂以求道是对立的。章学诚对繁琐学风的抨击远承自刘歆,学主于用是两者学术思想的共同基质,但刘歆本于通经致用,而章学诚则是承自浙东学派一系的事功主义精神。

由《别录》到《四库全书总目》看目录学的发展流变

本文对《别录》《七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我国目录学史上重要著作进行介绍对比,以此理清汉代以来我国目录学在内容、体例、分类、结构上的发展脉络。

《汉书·艺文志》为何不录《楚辞》

本文以探讨《汉书.艺文志》为何没有著录《楚辞》入手,梳理了《楚辞》一书的结集过程,探讨了《别录》与《楚辞》二书完成时间的先后,认为刘向写《别录》在先,结集《楚辞》在后,所以《别录》中没有收录《楚辞》,班固因袭《七略》既成体例,故不录入。

论两汉图书整理与目录编纂对集部成立的影响

目录学者多据《四库全书总目》"集始于东汉"的说法,将"以集名书"的现象视作"集"的起点,而忽略"集"的动态特性,实则西汉已有文学归类并汇集成书的行为。本文认为汉儒在"尊经"的风气下,藉由图书整理与目录编纂,完成文化思想的统一。尤其是《诗赋略》的独立,展现汉赋发展演变的过程,融合南北地域特色,其序文也透露编者的文学批评思想——以"诗赋一体"的概念,强调汉赋的经典化意义与教化功能。《诗赋略》的"赋"与"歌诗"二类,即具文体分类的初步概念;前三赋类以人类书,杂赋类以专题分类,俨然为"别集"与"总集"之萌芽。由此可知,刘向、刘歆的编书已经反映出当时针对这类作品,已有别于经、子之外的区分意识,其本质与集部相合。以此说明两汉图书整理不仅推进"集"的产生时间,对于集部的成立和编纂也具有开拓性影响。

魏晋时期史学的发展对目录学的影响

魏晋时期史学的发展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统治者的重视,私人修史风气的盛行,史著体例的丰富等是重要原因,这些因素不仅促使了目录学著作相继问世,目录学的著录和分类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汉代刘歆编定《七略》的"六分法",到魏晋时由于史学的发展,逐渐向晋荀勖所编《新簿》的"四分法"演变,并最终定型为目录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分类方法。

话语革命: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诸子学历史叙事

传统诸子学的历史叙事是《七略》奠定的诸子九流十家出于王官的话语体系,这一体系在清末民初经过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穆等人的批判而被动摇。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经过嵇文甫、吕振羽、侯外庐、翦伯赞、杜国庠、郭沫若、范文澜等学者的努力,诸子学从《七略》和近代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事话语体系中解放了出来。诸子学被还原为特定社会历史形态下的意识形态,先秦诸子不再是死的学术流派中的囚徒,而是活生生的历史中的演出者。这一历史叙事的变革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话语革命,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所谓“国学”的重要范畴中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为今天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学术基础。

《七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论析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文献学思想的核心。但章氏所谓的刘歆撰《七略》意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论断,尚需做进一步辨析。《七略》书籍类别的划分,或是学术的客观反映;《七略》书籍性质的归类,亦始于刘歆之前;《七略》书籍的著录次序,并无强烈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主观用意;《七略》相关序文称相关的学术出于相应的王官,意在构建先王为核心、以王官为辅佐的执政体系;《七略》相关序文的论述,并无明显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意图。章学诚所言的《七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为“宣明大道”,终未能指明《七略》的旨趣在于国家治理实践。

近百年《曲海总目提要》系列争议析疑

自20世纪20年代董康主持编撰《曲海总目提要》以来,有关《曲海总目提要》与《曲海》《曲海目》《重订曲海总目》《传奇汇考》《乐府考略》等曲目文献之间的关系、后五种曲目文献之间的关系、《传奇汇考》《乐府考略》与扬州词曲局进呈剧曲提要之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引发了学术界的持续争议。事实上,《曲海总目提要》以《曲海》《曲海目》之名义,在《乐府考略》基础上重新编撰成书,实与《曲海》《曲海目》无直接关联,不宜将《曲海总目提要》归于黄文旸名下;《曲海目》与《曲海》、《重订曲海总目》与《曲海目》、《传奇汇考》与《乐府考略》彼此之间,并非同一文献的不同版本;《传奇汇考》《乐府考略》亦非清乾隆年间扬州词曲局进呈剧曲提要的残留本。

栝楼瞿麦丸少火生气组方思想与慢性肾病辨治

栝楼瞿麦丸体现少火生气,气、血、水兼顾,中焦为轴、沟通上下的组方思想,微微温通可化下焦寒以温肾,治从中焦可令脾气健旺以暖脾,先天与后天皆得所养,气血水同治基础上扫清表里三焦病理产物,气畅、血行、水利,应用于慢性肾病,气、血、水同治,又无论虚实,治从中焦,恰合病因病机,疗效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