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琦与袁枚交游考述——兼论“性灵说”内涵的深化

钱琦是袁枚同乡,官至福建布政使,两人相知相交60余年。前半生同学同官的人生轨迹是钱、袁成为挚友的基础,相近的思想观念与共主“性灵”的诗学观念是两人最终成为知己的关键因素。袁枚在给钱琦诗集所作之序中首次将“性灵说”阐释为“性情”和“灵机”两方面,性情之重在“真”,灵机之核在“巧”,“真”“巧”相洽,合为“性灵”。此论深化了性灵说的内涵,同时也修正了袁枚以往论诗重于探讨“性情”的偏颇之处。

《庄屈合诂》与钱澄之的遗民体认

钱澄之在诂《庄》《屈》的同时,也通过遗民视角对庄、屈二人的形象进行重塑,进而表达个人的节中型处世原则。在钱澄之的解读下,庄子和屈原分别象征了明清之交弃世型和求进型两类遗民——于前者而言,钱氏赞同其明哲保身而否定其一味避世;于后者而言,则认同其执着进取而反对其无益于事的殉国之举。钱氏的判断标准则是其在身存即国存的思想观念及坎坷复杂的人生经历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所形成的节中型遗民体认。由此,钱澄之所提出的会通庄屈的主张,并非仅就学术意义而言,其更重要的用意在于借庄、屈二人的人生抉择为处于明清夹缝中的遗民提供一种新的出路。

《史记》“赵氏孤儿”:家臣阶层的历史叙事

《史记》“赵氏孤儿”故事与《左传》所载“原、屏之难”相比,在叙述视角、祸因阐释、思想倾向、历史视域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改变。这种改变不能简单理解为虚构,而是时代变化的结果。“赵氏孤儿”反映了春秋晚期家臣阶层兴起的社会现实,是由家史建构出来的历史文本,张扬的是家臣阶层特有的忠义政治伦理观。司马迁在《史记》中收录“赵氏孤儿”故事,主要是认同其政治伦理观念以及“天命论”史学思想。

释“探本”:钱锺书的诗品伦理学——“批本随园诗话”现代版

欲证明钱锺书不仅是现代学界最擅品鉴文学趣味的杰出专家,且是能从古籍读出批评史视野暨美学睿智的大理论家,范例之一,便是系统爬梳钱氏从《谈艺录》到《管锥编》,针对清代迄今300余年流传甚广甚久的《随园诗话》,围绕“探本”今释,所提炼出的一套既具国粹特色,又闪烁着现代思辨光泽的“诗品伦理学”。“诗品伦理学”含三个定律:一是“诗论尺度”须诉诸“町畦”,即在有限语境中说有效的话;二是“诗例笺释”须讲究读“全篇”,切忌“摘句”;三是袁枚在“诗论尺度”“诗例笺释”有悖“探本”或“探而未本”,病根是在袁枚“心乱”,做不到“心不待境静而静”,屡屡借诗话渔利,其借诗话渔利之手法主要有“权门保驾”“闺秀站队”“追星红利”三种。

太史公的楚辞学:《史记》屈原、贾生合传之因考辨——兼说今本《楚辞》篇次的来源之一

前人关于《史记》中屈原、贾谊合传原因的讨论,多停留在现象总结的层面。从发生学角度,联系《史记》的全书体例和《屈原贾生列传》中对二人挫折人生的描述,可知该传创作的一个根本之因是寄托司马迁“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的“明世观”。同时,司马迁在该传中还欲呈示其所创设的“楚辞学”。为了展示此学派的完整和规模可观,于是只得选贾谊来与屈原“合传”,甚至不惜破坏全书中的时间体例以及贾谊思想的丰富性、深刻性。另外,立足司马迁的楚辞学,考察处于其前后的刘安、刘向编《楚辞》的相关议题,可发现刘安作了《楚辞释文》式的编纂,逻辑未密,而刘向作了《楚辞补注》式的编纂则颇为成理。

“士尚志”与《史记》士人传记的书写

《史记》在书写士人传记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士阶层在春秋战国之际出现并不断发展的结果。士人以“尚志”为特征,有着充分的生命自觉,人之一生成为一个值得欣赏、书写的审美对象,以“志”之确立、实现为线索,士人的一生行事也便于整合为完整的叙事。孔子重视“志”对于人生的领率作用,已经有省察、观照人生的意识,屈原抒写行志过程中的挫折、情绪,其诗歌具有强烈的自传性。在思索命运时,他们都援引古人、穷究天人,形成一种叙述士人生命历程的典型范式,为司马迁的传记写作提供经验。司马迁特别关注士人为行其志而做出的倜傥非常之事,在古今、天人的视野下探究命运的形成,为士人异彩纷呈的生命写照传神。

杨绛的散文艺术

杨绛是当今中国散文高手之一。《我们仨》等散文营造出堪称文学研究界"第一家庭"的温馨世界,可谓中国式的"追忆似水年华"。杨绛散文的主要成就在于以平实淡雅之笔描绘浮生众态。她心系梦萦的是家人、家事、琐事、身边事,表现的却是大智慧、大胸襟、大境界、大时代。胸有丘壑,笔有藏锋,平淡之中见神奇,于无声处见喜悲,这与当下流行的女性私人化写作大相径庭。如写其夫钱钟书的大智若愚、童心未泯;其女钱瑗的外秀内慧、勤奋敬业;杨绛"三伯伯"即三姑母杨荫榆曾因在"女师大学潮"中"镇压学生",多年来一直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她却是在日寇攻陷苏州时因斥骂侵略者而遇害的爱国志士。杨绛的散文不仅淡雅、睿智,而且幽默诙谐,妙趣横生,且不乏老吏断狱般的老辣,其论辩性散文如同检察官读诉状,以事实为据,滴水不漏,一掴一掌血。另外,杨绛还将魔幻小说笔法引入散文,写梦游,写幻觉,虚实相生,平淡之外又现神奇。其"魔幻散文"在当今散文中独树一帜。杨绛是烤着生命之火为文,她既烤着自己的生命之火,亦烤着钱钟书的生命之火,还烤着爱女钱瑗的生命之火,用"我们仨"的生命之火烤出的散文极品,自然具有不同寻常艺术价值和珍贵的史料价值。

由“物”到“本心”再到“乾元”——熊十力关于本体之建构

熊十力认为,根据"应用不无计"、"依他起性"和"极微计"之辨析,"物"和"识"并不具有实在性。因此,人们通常以为事物为实在的观念是错误的。尽管如此,并不能否认宇宙本体之存在。否则,不仅宇宙没有了根据,人生也会失去价值。"虚寂"而"生化"乃本体之根本属性,而"本心"既"虚寂"又"生化",故"本心"即是本体。当然,"本心"不是与物相对的"妄执之心",而是超越的、"绝待"的本体。为了避免对"本心"的误解,也为了凸显本体之"绝待",熊十力将"本心"名为"乾元";并通过对其特征的分疏,进一步论定了"乾元"之所以为本体。这样,由"物"到"本心"再到"乾元",熊十力完成了其本体的建构。

追寻历史的叙述者──《宋书·陶潜传》作者考论

在陶渊明研究史上,尚无人研究过《宋书·陶潜传》的真正原作者是谁,而根据现代历史学观念,历史叙述对于历史对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试图追寻《宋书·陶潜传》的叙述者,解决陶渊明研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据现在所能使用的材料,《宋书·陶潜传》作者很可能是徐爰。

说“前/原+指人名词”

本文探讨"前/原+指人名词"结构,分析了"前、原"和指人名词在结构中的语义特点,并与英语中的对应表达进行对比,对结构的句法表现进行了描写。认为对比变化性影响指人名词的选择,指人名词表示身份、职位必须具有后续变化性、正式规范、固定长期等特点。文章结语对结构中"前、原"性质进行了探讨,并论及"前/原苏联"这个相关的语言问题。

李光地性本论构建中的易学贡献

李光地是清初理学名臣,著述颇丰,与康熙君臣相得,在儒学领域也颇有建树。其儒学思想根底在于其本体论。在其本体论视野中,宇宙分为两个互不相离又不能混同的层面,即超越的天道本体与具体的万事万物,天道本体有主宰义、神妙义、生生义、超然义、规律义、至善义等六义,为天地万物的大本大源。李光地以性或天地之性解释天道本体,所以其本体论可被称为性本论。《周易》中"天地之心"与"生生"的观念、"乾元"与"乾道"的观念、"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的观念,在李光地性本论的构建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地位。

熊十力乾元本体思想探析

熊十力先生对《周易》的解读是围绕着乾元展开的。他认为惟有乾坤二卦尤其二彖最为纯粹地保留了原经文旨,乾坤是《周易》的精蕴与本质。然而他的归本之路并不止于乾坤,又以坤元归于乾元,最终建立了乾元一元的本体论,即以乾元为体,乾坤及其化生的万物为用。以乾元而非太极作为《周易》解读的核心,更能体现熊氏体用不二的本体思想。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作者祛疑

汪春泓先生在《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献疑》一文中提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作者是刘向,这一观点不能成立。汪文在论证过程中对很多文献资料的分析有误,从司马迁等人的"君臣观"、宣帝时代崇"文"贬"武"的思潮背景等内外因素进行的论证,也不足以证实刘向是《屈贾列传》的作者。

屈原形象的塑造与古典时代的浪漫主义传统——《史记》阅读札记之二

西汉前期,崇尚"楚声"的文化潮流具有明显的政治内涵,因此屈原并没有受到关注。从贾谊开始,西汉士人引入不同的思想资源重新塑造屈原形象,直到董仲舒开拓出"士不遇"的文化母题。在这个过程中,屈原只是西汉前期士人群体的政治遭遇的镜像。而司马迁从恢复屈原传记的真实性开始,同时展开与屈原的精神对话,最终完成了中国文化的浪漫主义精神传统的建构。

从袁宏道到钱谦益——性灵说的变迁与崇宋诗风

明清之际,在一派尊唐诗风之下,钱谦益批判性地继承袁宏道开创的"性灵说",大力扭转了前后七子和竟陵派的治诗之失,以性灵、学问、世运三者合一的诗歌理论成为由盛唐而杜甫、由尊唐而崇宋的关键人物,开创了清初的新诗风。

论司马迁对屈骚传统的接受

司马迁写作《史记》时,明显接受了屈原及其作品的传统。他不仅接受了屈原浓郁的抒情色彩,而且接受了屈原的文艺思想和其独具魅力的人格。

元代西南边疆地区交通格局变迁的原因及影响——以滇川黔相邻地区为中心

元代在实现了空前的政治大一统之后,重视邮驿系统的建设。经过滇川黔相邻地区的重要交通线有效数量多、使用频率较高,其中自中庆(治今昆明)经过贵州东出湖南的"入湖广道"的开通,并成为西南地区联系中原内地的首选国家驿道,是元代西南地区交通事业建设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这一变化,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并对西南边疆地区社会历史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发微

"太史公曰"是《史记》中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标志之语。学界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的理解仍存在着歧义,而如何理解这一问题涉及到如何认识司马迁对屈原的态度问题。结合屈原的作品和司马迁的思想,可以看出,其传赞高歌了屈原热爱故国、坚守高洁和追求美政的精神。传赞还反映出,司马迁对屈原的认识也受到贾谊的影响,但最终经过反思,仍然肯定了屈原殉国的崇高精神。

论钱大昕的小说观念——以政教功用和史官意志为中心

清代著名史学家钱大昕以明体致用为治学原则,指出为学不仅应利于明道经邦,且应具备治国救世的现实意义。在这种情况下,钱氏强调小说政教功用的同时,对小说的创作者进行士大夫与"市井无赖"的区分。这种区分主要是强调士大夫创作的稗官小说与"小说演义"等通俗小说,在引导"风俗人心"上的不同效果。钱氏认为士大夫应主动以"穿穴经史,实事求是"为标准进行小说创作,担负引导人心风俗向善的职责。这使得钱氏对小说作品的评价标准,是以小说引导"人心风俗"向善成分之多寡为指导,并于《补元史艺文志》中加以实践。此举有助于从政教功用与史学价值等多角度认识历代书目子部小说家类所隐含的小说观念及其价值。

司马迁屈骚批评析义

司马迁与屈原均以宏文名垂千古,但屈原之"志"为"存君兴国",即通过君王来实现其"美政"理想,把楚国的事情办好;司马迁之"志"是撰著《史记》,以期名垂后世。屈原"无我",司马迁"为我";屈原无心插柳柳成荫,司马迁则是有意栽花花盛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