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及整合

少数民族地区目前仍保留着传统而特有的社会关系调整机制即习惯法;与此同时,国家法的大量深入,逐渐成为社会关系调整的主导。两种机制的并存且同时发挥作用,必然带来两者的冲突与碰撞。为了切实增强国家法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关系的调整能力,协调并整合国家法与习惯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只有采取有效措施,才是可行的。

南极条约体系与国际海洋法:冲突与协调

有关南极海域的法律制度在国际海洋法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它既属南极条约体系的调整范围,又面临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代表的国际海洋法律制度的调整。在二者的发展进程中,有关南极海域的法律问题充满了冲突,尽管有协调二者的努力,但冲突仍多于和谐。本文依循南极条约体系与国际海洋法律制度的发展脉络,介评二者在南极海域法律问题上的关系,这对进一步研究南极条约体系与国际海洋法律制度均有参考意义。

雷公山地区苗族婚姻习惯法与刑法冲突现象分析

黔东南雷公山地区一些苗族聚居地方的婚姻习惯法能够独立形成体系,但是其中的很多规范与国家法严重冲突,有些规范内容甚至与国家刑事法律规范冲突,主要表现为反抢婚制度与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的冲突,早婚制度与奸淫幼女罪的冲突以及离婚制度与重婚罪的冲突等内容。

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相冲突的实证研究——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现象透视

国家制定法和民族习惯法的特点在于,前者具有统一性、规范性、普遍性、强制性特点,后者具有多样性、特殊性、伦理性、自觉性特点。透视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现象,则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在婚姻领域有四个方面的冲突。即: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冲突;现代法律文化与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移植法律"与本地民族特点的冲突;国家意志与地方权力的冲突。

法条主义的修正:纳西族继承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冲突的司法调适路径

司法需兼顾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做到息诉服判,然而在民族地区的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国家法和民族习惯法冲突的情况,使司法效果的实现受到极大影响。文章以纳西族继承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冲突问题为例,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对法条主义的修正,具体实现路径为:首先将民族习惯法规范视为"事实",然后对民族习惯法的司法认定和当事人行为事实的举证相结合来认定民事法律行为,最后由法官评价民族习惯法规范和符合习惯法规范的行为是否符合当地公序良俗,并在此基础上依法判决。

关于少数民族习惯法发展走势的思考

民族习惯法作为民族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面对着时代的冲击。在现代文化的涤荡中,民族习惯法必然要做出选择,那就是传承与固化、扬弃与剥离的发展走势。民族习惯法将沿袭新的发展走势继续发挥作用。

黎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法冲突管窥——以海南四个黎族村寨为视点

在黎族这个特殊的法治语境中,作为调整黎民婚姻关系的习惯法,至今仍在影响着黎族男女的婚恋观。但由于经济因素、历史传统、伦理观念、地域特点等多重因素,使得黎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法在婚姻缔结方面存在着诸多冲突。

黔东南雷山地区国家法与苗族习惯法关系研究

国家法和苗族习惯法一直处于一种互相磨合的状态中,有国家法对苗族习惯法让步的情况,也有苗族习惯法补充国家法的不足并不断向国家法靠近的情况。不能将苗族习惯法看作法治的对立面,必欲遏制或以现代法取代之。从社会秩序形成的角度而言,苗族习惯法是对国家法的补充。在内容上与国家法有冲突的习惯法是在国家法能够容忍的限度内存在的,同时这种习惯法符合地方性的文化价值观,当地人认为其存在是合理的。

生态法治视域下国家制定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冲突与协调

社会治理需要多种类型的规范发挥协同作用,在国家制定法之外,习惯法也有其独立的价值功能,与国家制定法一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家制定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由于经济基础、价值追求与价值选择等方面的不同产生了一定的差异性,进而引发矛盾与冲突。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虽然国家制定法与少数民族生态习惯法之间存在多方面的差异,但是二者仍存在调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目前,我国高度重视国家生态法治建设,故探讨生态法治领域国家制定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之间的冲突与协调是时代所需,可以通过中央与地方沟通机制的构建、加强公众参与、推动少数民族生态习惯法现代化转型等方式实现国家制定法与少数民族生态习惯法之间协同合作的可能,进而促进国家制定法与少数民族生态习惯法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共同发展,推动国家生态法治建设的进程。

试析仡佬族传统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协调契合

在多元化的仡佬民族社会,仡佬族传统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一道成为约束和限制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两者之间发生冲突和碰撞不可避免。因此,仡佬民族地区必须通过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实现国家制定法与仡佬族传统习惯法的协调契合,这对于推动仡佬民族地方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促进仡佬民族地方和谐社会的构建等都有着重要意义。

试论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及调适

作为习惯法体系中内容丰富影响深远的一种习惯法,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长期并存。随着现代化法治意识的普及,二者之间的冲突日益突出。在分析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冲突的原因及表现形式的基础上,试图探寻出二者调适与融合之路。

“5·12”地震后羌族婚姻习惯法变迁

羌族是一个人口众多、传统悠久的民族,现在主要居住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汶川、理县、茂县以及绵阳市的北川县、平武县等地。据2005年的官方统计,户籍登记为羌族的人口约为32.65万。在2008年"5·12"特大地震灾难中,羌族人口损失将近10%。羌族地区至今仍保留着以原始宗教,万物有灵,多种信仰的灵物崇拜为核心的民事习惯,婚姻习惯是其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5·12"地震后,羌族人的婚姻习惯法有了较大程度的变化,从形式到实质都更加符合国家法的理念与要求,这无疑是羌族社会文明发展的重大进步。

彝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价值协调——以婚姻习惯法为例

首先从凉山彝族婚姻习惯法的价值追求的考察入手,进而分析影响彝族婚姻习惯法价值追求的因素,然后再以凉山彝族婚姻习惯法为例逐步揭示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价值冲突,阐明二者进行价值协调的意义、即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协调价值,并努力提出二者进行价值协调的建设性建议。

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国家法功能调试价值探析——基于非正式制度视域

在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中,少数民族习惯法具有正式规范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它对于少数民族群体及其成员的文化心理、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少数民族习惯法依然具有传承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持社会秩序、规范个体行为等重要价值。在以法治为标志的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习惯法表现出与法治理念的价值断裂、经济社会转型中的价值递减和民族社会发展中的个体价值认同弱化等问题。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应努力实现国家法体系的功能和习惯法价值的协调适应、加快习惯法在法治进程中的价值适应性、发挥社会转型中习惯法的独特价值、以群众的广泛积极参与增强习惯法的法律实效,使习惯法逐渐适应法治国家建设的目标和要求。

彝族习惯法文化与主流法文化的冲突与整合

"法律多元主义"的风靡使我们理性对待民间法有了全新的认识,但法律多元的具体操作却无法趋一,当下中国依然面对着如何处理民族习惯法文化与主流法文化的冲突。通过对彝族习惯法及习惯法在彝族社会适用的透析,能为我们在看待民族习惯法文化与主流法文化的冲突中找寻到理性的思路。

冲突与融合:南丹白裤瑶婚姻习惯法与国家法之互动(上)——广西世居民族习惯法研究系列论文之三

白裤瑶婚姻习惯法作为一项地方性知识,已经被民众普遍接受并成为其生活准则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婚约、结婚、离婚等方面描述了传统婚姻习惯法,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习惯法与国家法冲突的具体表现及原因,并从观念层面、立法层面及司法层面提出建议,以期实现白裤瑶婚姻习惯法与国家法之融合。

乡土社会的秩序冲突及其协调——以分家析产习惯为分析对象

分家析产习惯作为传统家庭家产代际传承的主要方式,其所秉承的诸子均分、父债子偿和女性不承担赡养义务等原则与现代国家法所强调的继承权男女平等、限定继承以及平等承担赡养义务等法律精神呈现出相冲突的局面。而作为历史遗存,分家析产有着自身的合理性,在强调司法追求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的当下,加之《民法总则》确立习惯的法源地位后,法官可以在司法过程中运用习惯去裁判案件,实现分家析产习惯与国家法的融合,在司法中心的立场中实现个案正义,妥善解决乡土社会的秩序冲突。

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和互动

习惯法是中国固有法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乡土社会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发挥着独特的价值功能。在中国法治建设中,习惯法与国家法有其冲突的一面,也有其一致性,应寻求习惯法与国家法的相互妥协与合作。

清代黔东南契约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调适

清代康熙末年,黔东南清水江流域开始出现大量与山林买卖、林木运输相关的民事契约文书。清代黔东南地区民事契约关系主要依靠民族习惯法维护,但国家法仍然对黔东南人们的契约行为进行了一定的规范和限制,在黔东南地区形成了国家法与契约习惯法二元并存的状态。清代黔东南契约习惯法与国家法在契约文化、契约形式、契约内容、纠纷解决机制等方面存在冲突。同时清代黔东南契约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存在互动。

关于甘南藏族婚姻习惯法的实证分析

婚姻习惯法是甘南藏族习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甘南藏区的法制变迁使这里的婚姻习惯法的内容和特点具有明显的地区特色。甘南藏族婚姻习惯法与我国《婚姻法》有冲突,也有协调一致之处。如何更好地实现国家婚姻法与民族习惯法的良性互动需要各方面的长期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