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破产债权审查中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用

面对破产债权审查中以虚假生效法律文书申报债权的频发现象,具有打击虚假诉讼功能的第三人撤销之诉为破产债权人提供了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又一救济路径。基于破产程序参与主体多元、利益纷争复杂的特殊性,应当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用做出特殊安排与协调。破产程序中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格原告范围既涵盖全体破产债权人,也包括管理人,但原则上应由管理人提起,仅在管理人怠于行使其职权时,单个破产债权人方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仅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由作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法院审理,而不适用破产法集中管辖之规定。在既可以通过第三人撤销之诉又可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救济时,管理人可任意选择适用,但选择其一便视为对另一救济程序的放弃。

警察行政领域“受害人”原告资格的法理澄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之受害人条款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广泛适用,但因其悖离学界期待而备受批评。针对警察行政领域受害人之利害关系的判断,宜采推定利害关系说,即符合“警察行政领域”要件和“加害人/受害人”要件,就可认定存在“利害关系”。推定利害关系说可从心理利害关系和经济利害关系的视角加以证立,亦可通过保护规范理论加以验证。更进一步,应对受害人条款加以限缩解释,将其适用范围限缩于警察行政领域,以实现受害人条款与投诉举报人条款的合理衔接。

亲子关系异议之诉的解释论展开——以《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三条为中心

《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三条创设了亲子关系异议之诉制度,但对于其当事人资格和起诉条件,理论和实务中已显现较大分歧。基于我国实体法的制度背景,亲子关系异议之诉应当定性为确认之诉,目的在于消除亲子关系的不安定性,区别于比较法上作为形成之诉的婚生否认之诉、子女认领之诉及亲子关系撤销之诉。父或者母、未成年子女以及成年子女作为亲子关系的主体具有当然的原告资格,起诉时应选择亲子关系主体的相对人为被告;亲子关系主体之外权利直接受影响的利害关系人例外地享有原告资格,起诉时应当以亲子关系双方主体为共同被告。《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三条中的“正当理由”不是特别起诉条件,其核心内涵在于确认利益。法院应当以确认对象的现实性和即时确定的必要性为判断标准,通过争点整理程序进行确认利益的个案认定,从而实现血缘真实与家庭和谐的价值平衡。

《民法典》实施背景下行政协议相对性及其例外规则探微

《民法典》对合同相对性及其突破规则予以了明确规定,而目前对行政协议相对性及其例外规则既缺乏制度支撑,也缺乏理论探讨。行政协议具有协商性、合意性特质,其缔结、履行及违约处理需要遵循合同相对性原则。相对性原则具有维护行政协议中的意思自治、保护第三人的行为自由及维护交易安全和秩序的功能。基于行政协议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职权调整的需要、行政主体行政优益权行使的需要和行政协议追求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协议相对性例外规则具有特殊生成机理。行政协议相对性原则在行政协议第三人原告主体资格判断方面具有典型运用价值,需要在区分履行利益与固有利益、支配权与债权、代位权与撤销权等基础上考量行政协议相对性及其例外规则之运用。

行政举报人原告资格的司法审查困境与出路——以33份判决为例

通过梳理司法审判中的典型案例,审视案例背后的裁判逻辑,针对“保护规范理论”本土化适用的问题以及司法审查所存在的不足,从完善“利害关系”标准的角度出发,并结合具体的行政实体权利行使,在保护规范理论对举报人原告资格认定的冲击、我国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判断标准的完善两方面对举报人原告资格认定标准路径进行改进。

论行政诉讼中公民死亡后的原告资格转移问题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制度所保护的是原始原告的合法权利和与原始原告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承继原告的合法权利。承继原告资格的取得,应基于其所享有的身份权、名誉权、继承权、受遗赠权、公法债权、私法债权及其他合法实体权利,由此承继原告不应受现行法律规定的近亲属范围的限定。承继原告的范围应包括原始原告的近亲属和近亲属之外的遗赠抚养人、公法债权人、私法债权人、受遗赠人、原始原告生前所在的单位或基层组织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

论行政诉讼中的利害关系——以原告与第三人资格界分为中心

我国行政诉讼原告与第三人资格标准均包括"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界限难以厘清。修改后《行政诉讼法》进一步将二者统一表述为"利害关系",更加剧了二者之间的界限模糊性。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身份互易"与"身份排斥"两种关系模式。尽管同为"利害关系"标准,但对原告和第三人存在不同的法律内涵与要求。应有条件地承认间接的、可能的、事实的、民事的等利害关系的可诉性。

集体所有、村委管理与村民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兼论“村”的公法人地位

村民是否有资格对村委会的集体财产处分行为提起诉讼,是当下我国村民自治实践中急待解决的法律问题。在实证法没有明文规定的背景下,法院都把集体财产处分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处理,但对村民的原告资格问题却给出了两种相互矛盾的回答。而且,不管法院是肯定还是否定村民的原告资格,都分别隐含了把集体财产等同于村民共有财产,或者把"村"定性为私法人的理论错误,充分暴露了村民原告资格在民事诉讼制度框架下的解释困境。实际上,对依据法律和政府行为设立并承担大量公共管理职能的"村",我们只有把它定性为大陆法国家行政法上的公法人才是准确的。一旦恢复"村"的公法人面貌和地位,把村委会处分集体财产纠纷纳入行政诉讼,集体财产的均等分配性特征使村民个人和集体财产之间构成"法律上利害关系",每个村民对集体财产处分行为就都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论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构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完善我国环境保护制度的重要步骤。行政公益诉讼在本质上是一种客观诉讼,它不要求起诉者与被诉行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为了保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有效运转,特定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比公民个人更应该成为起诉主体。虽然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和《环境保护法》拓宽了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范围,但为了保证原告起诉能被法院受理,国家有必要通过立法确认公民享有环境权。根据环境问题跨区域发生的特点,应当建立起多层级的案件管辖制度。要建立完善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需要对《行政诉讼法》和《环境保护法》进行进一步的修改。

环境公益诉讼的角色解读与反思

环境公益诉讼实践面临着复杂的社会利益纠葛,主要涉及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公民和环保组织、法院、污染企业等诸多主体之间的博弈。受环境污染影响的一定地域的公民和所有环保组织具有原告资格,行政机关不应具有原告资格,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民事诉讼中也不具有原告资格,但在环境公益行政诉讼中应具有原告资格;法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应该避免审前"碰头会",扮演好司法裁判者的角色;污染企业不应成为常规的被告,环境公益诉讼发展的重点应是环境公益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原告适格的法律定界与司法审查

源于立法价值的审慎考量和权衡,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立法语言呈一种模糊、渐进演变之混沌态势。无论行政法理论抑或诉讼实践,原告的资格及其如何认定问题均存在见仁见智的不同解读,这造就了司法自由裁量的恣意空间,实质上阻碍了行政法制的进步和发展。围绕立案登记制度变革的新形势,在强调诉权保护与滥诉防范的双重语境下,行政诉讼原告适格之判定理应达致相对清晰的程度和相对明确的标准,即基于行政诉讼的制度功能,围绕利害关系和诉的利益之"行政性"内涵要件,识别行政法上请求权之核心要素,以此作为"具有行政诉权"和原告适格的定界标准,正本清源,进而彰显行政法治的刚性和与时俱进。

理念·制度·实践:完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三维路径

针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存在的不足,应从理念上弱化原告资格防止滥诉的价值,明确其兼具程序性和实体性;以法律利益为基础构建行政私益诉讼原告资格标准,同时设立公益诉讼,赋予公众和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充分发挥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的能动性,灵活把握原告资格的立法标准。

扩展与限缩: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之确定

为防止滥诉,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为社会组织设定了“高门槛”,亦未赋予公民起诉资格,致使起诉主体与日渐细化的利益诉求不匹配。同时,部分学者主张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宜扩展至环保行政机构。鉴此,文章从实践与理论两个维度分析当下盛行理论对支撑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不足,并以此为基础借鉴域外国家现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经验,以期明定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主张公民应具有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适度放宽社会组织的起诉条件,但不宜扩展至环保行政机关。应当在扩展与限缩之间寻求认定机理,实现在当事人之间的法律正义分配。

略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兼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的重构

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标准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严到宽的过程,但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从未停止过。新近司法解释提出的“法律上利害关系”标准,为学界所称道,但这个标准本身也是相当原则、概括的,不便于司法实践中的操作,这就引发笔者关于“利害关系”基础的追问,以及对该标准的检讨、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试图重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为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提出些许管窥之见。

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解决的是谁有权提起行政诉讼。我国行政诉讼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中规定的检验原告资格的具体标准已逐渐显现出自身的缺陷,不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也不利于行政诉讼立法宗旨的实现。应当放宽起诉条件,降低行政诉讼的"门槛",使更多的人能对行政机关提起诉讼,扩大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活动的监督和对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

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制度设立的目的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制度的设立,是为了保护原始原告的合法权利和与原始原告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承继原告的合法权利。因为原始原告的合法权利受到行政机关的侵害,当其死亡或终止时,该权利并未消失,而是转化为身后权存在;同时,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可能牵连侵害了承继原告的权利,或者由于原始原告的死亡,而使承继原告因其死亡而得到的预期利益受损。正是因为原始原告和承继原告都享有合法权利,并且都存在该合法权利受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法律事实,所以法律规定该项制度以切实保障二者的合法权利,避免出现合法权利得不到法律救济的情况。

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制度适用的条件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制度适用的条件在理论及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多争议和矛盾,而其中存在的三个问题:公民被宣告失踪或宣告死亡、公民被限制人身自由和民事诉讼中原告资格转移的情况是否适用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转移,尤其重要且争议较大。在对其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总结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制度适用的条件应包括四点:一是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主体发生了法定的特殊情况,具体可为在法律上已不复存在或有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原告资格转移"情况;二是具有法定的权利承受人;三是未超过起诉期限或诉讼中止期限;四是原告资格的被转移人依法不具有原告资格。

我国当前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之若干缺陷

在行政诉讼理论及实务中,原告资格是一个颇受关注的问题。而纵观我国有关原告资格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司法实践,可以发现在该问题上尚存在诸如原告资格理论不成熟且不独立、标准不明确、范围不宽松、类别不全面及法院在该问题上未发挥应有功能等不足。

法律利益标准: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标准的恰当选择

在行政诉讼中存在两种实质性的原告资格标准,即法律利益标准和事实利益标准。我国应当依据现有和未来的国情选择和构建自己的标准。法律利益标准是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标准的恰当选择。

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建构及完善建议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从制度建构的角度研究这一制度,必须理顺各项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准确界定相关概念,设定原告资格,逐步扩大受案范围,完善诉前、诉中及诉后全套程序机制,以有助于该制度的良性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