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谦抑理念下的刑事和解法律规制

当今刑法可称之为"变动中的刑法",其在中国当下社会情境中应从理念上予以推敲,推敲其产生的基础,推敲其变动的原因,推敲其发展的逻辑脉络,使刑法在推敲中走向完善。刑法谦抑理念的勃兴体现着变动中的刑法。在现代法治社会,刑法谦抑性是刑法应有的价值意蕴,具有限制机能,其通过刑法处罚范围(犯罪圈大小的划定问题)和处罚程度的限定加以体现。刑事和解恰恰是刑法对传统刑法理念的挑战,是对刑法谦抑理念的回应。刑事和解旨在软化刑法的强制性,增强刑法的诱导观念及道德重建功能;刑事和解是公法的私法化的表现,是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具体体现之一,是刑法谦抑理念在刑事司法程序或者说是刑事司法制度层面的最好诠释。

人工智能与刑法发展关系论——基于真实与想象所做的分析

人工智能被赋予公民身份这一事件对刑法提出了挑战,人工智能能否成为刑事责任主体变成了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从刑法成长规律看,刑法的成长可分为量变型、质变型和突变型三种类型。在想象中的奇点到来之前,人工智能带给当下刑法的只能是量变型或质变型成长,只有假想的超级人工智能才可能导致刑法发生突变,但突变后的刑法已不再是当下刑法了。真正对当下刑法提出挑战的是人工智能与生物工程结合后改造人类自身。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刑法发展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变迁关键时期,应正确理解此一时期刑法发展的特点与走向。整体而言,刑法发展呈现出保障功能强化、罪刑规范更趋完备、刑罚适用趋向轻缓以及刑法国际化有所增强的特点;在发展走向上,主要表现为和谐社会下的刑事政策调整、法治社会下的刑法立场调整以及风险社会下的犯罪形态调整三个方面。基于上述因素,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均发生了重要转变,能够更好地发挥刑法的基本机能。

全国首例开发微信外挂软件销售案的刑法定性问题研究

开发微信外挂软件销售这一新型案件的争点在于对该行为的精准评价定性。首先,虽然微信软件属于计算机信息系统,但在外挂未产生影响本体程序正常使用的场合,不符合"破坏"的要件解释,不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其次,开发外挂并销售的行为符合"复制发行"的实质解释,属于实质性包容型复制的新模式,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再次,承认外挂软件属于非法出版物的场合,侵犯著作权罪与非法经营罪形成竞合,根据有权解释应以侵犯著作权罪定罪处罚。最后,以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罪归责虽然具有刑事政策考量的合理性,但仍有理论上进一步商榷辨析的余地。因此,对全国首例开发微信外挂软件销售案的刑法定性问题研究,具有理论与实务上重要类型化的探索意义。

诉讼欺诈的法律定性与司法处理

传统型和政策型诉讼欺诈在民事诉讼中频繁发生,并呈现出类型集中、抗辩弱化、结案特殊、事实虚构等特征。国内外对此类行为的定性存在争议,我国刑法也缺少明确界定,司法实践主要按无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等处理。由于社会危害性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刑事可罚性符合成本收益均衡原则,制裁手段的失效、法律制度间的衔接化等共同决定了其入罪的正当性。要结束"同罪不同罚"的乱象,需要构建统一规则下的司法解决模式:侵财性诉讼欺诈以目的行为定罪处罚,但未达到诈骗罪法定数额的以行为手段定罪处罚;非财产性诉讼欺诈以行为手段定罪处罚。

可持续发展与刑法的“绿色”变革

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一种价值理念，而且业已成为各国政府的行动纲领。可持续发展必须法治化，必须以可持续发展的观念重新评价和检讨现有法律法规及政策方针，改正那些不适合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原刚与制度。因此，以可持续发展为背景，对我国刑法的观念、罪名及刑罚进行全面检讨意义重大，它呼唤刑法的绿色变革。

零容忍政策的内涵解读与实现路径

零容忍一词已近滥觞,但对其内涵的理解不尽一致。不应仅从字面意义或数学意义上简单解读零容忍的内涵,社会学意义的解读更为可取。零容忍应分为立法上的零容忍和司法上的零容忍,立法零容忍是一种绝对的"无"的零容忍,司法零容忍则是一种有限度的、且是最低限度的容忍,此种最低限度容忍的具体程度面对不同语境、时空、对象时均有差异。我国施行零容忍政策有破窗理论和积极刑法立法观的理论支持,且其思想内涵在我国颇有渊源。对比域外"立法定性"的刑事立法模式,我国"定性+定量"的立法模式不利于实施零容忍政策。零容忍政策的实现应采取立法定性和"严而不厉"的立法模式,在司法上贯彻最低限度的容忍,力图破除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过度刑法化和国家刑罚权的恣意扩张的担忧。

马克昌刑法学思想研究

2005年,是武汉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马克昌先生80华诞,也是他从事刑法学教育和学术研究56周年。在半个多世纪的刑法学教育和学术研究中,马克昌认真学习,勇于探索,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刑法学思想。总结和研究马克昌刑法学思想,对于弘扬我国优秀刑法传统,激励后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唯物辩证法诸规律的当代阐释

立足于现代科学的发展背景 ,在充分吸纳近年来对唯物辩证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针对当今正统教科书及大众观念中所存在的对唯物辩证法的各种错误理解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澄清 。

对辩证法原则和规律的新认识

当代信息科学和信息哲学为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原则提供了具体过程、机制和效应的清晰、科学而合理的说明;以往的辩证法关于事物对立统一关系的讨论往往具有两极化、两方面的简单性特征,当代复杂信息系统理论关于多元协同、普遍差异、多级中介、多元对立等诸多方面的理论为对立统一规律提供了新的阐释方法;进化质变是一种新质的涌现,其形式只能是突变的,并且,在事物量到质进化的质变点上还需要有偶然因素的选择作用;世界整体和具体事物的演化不可能是永恒发展的,而只可能是永恒循环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只适应于对进化过程的描述,并不具有普适性。

新时期我国经济刑法国际化的观念转变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三章相关条文的修改,标志着我国经济刑法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迎来了与国际融合的新时期。我国作为法治后发型国家,国际化是我国经济刑法发展完善必然会选择的一种进路。这一进路征程的完成,需要立足本土的制度规范和司法举措与国际融合,更需要顺应世界潮流的理性认知和法律观念作支撑,才能发挥出长远发展的最佳效益。新时期我国经济刑法国际化的发展完善需要转变哪些密切相关的经济刑法观念,论文从六个方面进行讨论。

刑法中人的变貌

刑法的对象是人,对人态度不同,刑法的立场就会不同。在岁月的流变中,刑法中的人面貌也在经历着道德上自主的人、宿命式的存在、生态人类到风险意识主体的历史变迁。

“非数额型盗窃”入罪的学理反思

《刑法修正案八》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以"定性不定量"的模式单独入罪,其立法原意值得反思。从全法体系的角度",违法与犯罪"依旧是二元的",非数额型盗窃罪"稀释着刑法谦抑性;从法益论的角度,一切盗窃行为侵犯的仍然是值得刑法保护的财产权,"非数额型盗窃罪"消褪着法益关联性。为了防备刑法介入的扩大化,司法者应当客观地、实质地解读这一规范,在实体与程序的一体化运行中为其犯罪圈的膨胀层层设防。

经济变化对刑事政策的引导机制研究

刑事政策作为指导和调控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观念性产物,在发展市场经济、建设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以刑法所不具有的灵活性而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刑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在诸因素中,经济因素是最具有决定性的。经济变化的快慢以及经济建设环境的好坏,对刑事政策的发展都具有关键性的引导作用。刑事政策的目的完结有赖于经济的发展和引导功能的发挥。探讨经济变化与刑事政策的关系,对于构筑符合时代要求的刑事政策体系,具有现实意义。

甘肃东乡族刑事习惯法特征变迁的实证分析——以当代国家刑事立法进程为参照

甘肃东乡族刑事习惯法随着当代国家刑事立法的发展而不断发生着特征变迁。在国家刑事立法的萌芽期,东乡族刑事习惯法基本是保守的,极力排斥国家刑事法(政策);在国家刑事立法的起步期,东乡族刑事习惯法对于国家刑事法开始有所借鉴;在国家刑事立法的发展期,东乡族刑事习惯法对于国家刑事法内容的吸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东乡族刑事习惯法在国家刑事立法的三个进程中实现了自"封闭与保守"渐至"契合与兼容"再至"开放与转型"的特征变迁。普法运动、经济、教育的发展、文化的不断融合是促使其发生特征变迁的主要原因。当代国家刑事立法中应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考量。

刑法“事先法”之理念导读

刑法不是保障法,刑法具有鲜明的"事先法"特征。从罪刑法定的实质侧面看,刑事立法的事先价值判断决定了刑法不是保障法。刑法保障法存在语义误读之嫌,刑法的正义价值要求刑法与其他部门各司其责、平起平坐。我国的犯罪概念的立法模式是"定性+定量",定性和定量分别表明了刑法的"事先性"与"克制性"。刑法的边界是"人类行动的自觉结果",在原初意义上具有"事先性"。

会通中西:近代刑法变革思想的再考量——以“杀伤尊亲属”为考察基点

清末的法律变革是主动地摆脱传统法律束缚而模仿西方的法律制度,其改革的初衷是"会通中西"、"务必中外通行"。有学者认为近代的变法"事实上依然没有超出‘依从最新立法例’的境界"[1]。然而,从"杀伤尊亲属"的刑事立法实践考察中国近代的刑法变迁,该观点尚有商榷之处。通过梳理"杀伤尊亲属"的立法递嬗变迁,可以窥知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法律人对于"会通中西"所作的努力,该思想是近代刑法变革的基本路向。

《易经》的刑法哲学解读

《易经》是儒家群经之首,也是研究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典籍。《易经》包含有丰富的法哲学思想,主要是刑事法哲学,具体表现为卜刑、行刑等级、刑事责任能力、严惩翻供的刑罚、刑事政策、排除社会危害性、刑事政策及狱讼等。

刑法第182条之立法变迁及评析

我国1997刑法第182条将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的行为规定为犯罪,1999年刑法修正案将操纵期货交易价格的行为纳入刑法第182条的规制范围,2006年刑法修正案再度对刑法第182条予以修正。至此,刑法第182条适应了社会生活发展变化之需,加大了对操纵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行为的处罚力度。但刑法第182条将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与操纵期货市场的行为混合规定,不符合经济行政法规对证券、期货市场规制不同步的现状,应分款予以规定;本条采取叙明罪状的规定方式,不符合本罪作为行政犯的基本规定方式,应规定为空白罪状。"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不能准确限定本条规定之罪的外延,应取名"操纵证券、期货交易市场罪"。

法益保护不断前置、总体趋严的刑事立法——历次刑法修正案背后的刑事政策解读

从1999年《刑法修正案》到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仅仅12年时间,我国刑法就新增了34个罪名。在入罪方面,犯罪门槛不断降低,危险犯立法模式不断增多;量刑方面,尽管取消了13个死刑罪名,但刑罚总体趋严。这些罪刑变化的背后不仅表现出我国刑法对安全刑法理论的回应,更表明我国刑法对积极一般预防学说的采纳,刑事违法性实质从结果无价值向行为无价值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