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高水平法治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数据与算法、算力作为质优的创新型要素,优化其配置成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一环。在优化要素配置过程中,数据流通、算法开发与算力协同都离不开法治的支撑,同时,整体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也需要法治的保障。从实践出发,良法善治在消除和打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痛点方面能发挥积极作用,以促进新型生产关系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为此,需在法治框架下健全数据基础制度,推动数据要素有序开放流通,完善人工智能算法治理体系和算力协同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质优生态。

行政复议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作用论析

行政复议坚持矛盾纠纷化解的问题导向,寻求权力运行监督的常态长效,充当政府改革创新的示范纽带,在法治政府建设中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规范表达,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主要围绕构筑科学统一的复议体制、秉承高效便民的复议宗旨和健全有错必纠的复议监督三个维度,改进或创设了一系列制度举措,增强了行政复议回应法治政府建设现实需求的能力。为了更好地保障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切实有效实施,需要从廓清其功能定位、延展监督质效和释放治理潜能等方面精准发力,持续完善富有中国特色的内生监督型法治政府建设模式。

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法治维度及展开

自2015年“互联网+”行动计划以来,近十年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以互联网平台为组织体,以“数据、算法、算力”为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给现有治理结构和机制带来了诸多挑战。为保障和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构建多维立体的法治体系,以规范数字经济有序发展为基线,以支持其高质量创新发展为主线。在监管方面,应坚持分类分级原则,以常态化监管合理配置资源、提高监管效率;在立法方面,健全市场经济法律法规体系,以科学立法引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司法方面,适用动态竞争观审慎规制各类尚待观察的数字经济活动,以公正司法保障数字经济关键生产要素市场上的公平竞争;在合规方面,构建政府主导,企业、社会、行业协会与消费者及其组织参与的多元共治体系,以促进企业合规管理的引导与激励。

政府投资法治化:学理阐释、现实考察与完善路径

借助市场失灵、有效需求不足以及国家干预成本与效益等法经济学理论可以实现政府投资的法理证成。梳理政府投资法治化的发展路径、考察政府投资法治化的发展现状,可以发现其现实适用依然反映出诸多问题,尤其表现在立法碎片化与片面化的矛盾、执法决策“脱法”与追责机制匮乏、存在监管空白且监管模式单一、以及守法认知偏差、法治意识不足等方面。为有效落实政府投资法治化,应推动“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粗放式”向“集约式”的投资理念转型;同时,明确以科学立法、规范执法、强化监督以及细化责任为核心的制度设计;最后,完善政府投资法治建设的制度评估。

整体系统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法治建构的应然逻辑

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目标,需要以法治保障作为核心论题。整体系统观作为一种聚合于传统文化、政治思想及哲学理论等诸多学科的全景化研究视角,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机理与法治建构原理予以有机统合,与黄河流域生态法治的秩序期待和构造逻辑相契合。以此为分析工具,整体系统观视域下的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向度应基于法理基础的铺陈与“良法善治”的建构两个理路展开。之于前者,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建构的法理基础以时间、理念与规范三个场域为基本构成,以纵向时间的回溯与预见、权力主义与专业主义的整合、公私法的交融为进阶呈现;之于后者,理想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法治构造应依照以下进路展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这部综合性立法为基础,对下位法进行补位与修订,建构层次分明、逻辑严谨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从提升流域治理效能的目标定位出发,以立法确立的流域协调机制为统筹,实现“环境权利—环境权力”二元架构均衡配置基础上法律实施机制的协同作用;以适度环境司法能动主义为价值遵循,塑造预防性价值为主、救济性功能为辅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障体系;建立“三位一体”守法机制,推动形成党政领导干部带头守法、企业模范尊法、社会公众全民崇法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守法体系。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中国特色刑法学高质量发展论纲

中国特色刑法学是独立自主发展的产物,以兼容并蓄为内在特质,已取得了重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在“十四五”期间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导向下,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中国特色刑法学应当快步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并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同频共振。按照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规划,以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具体要求为纲目,应抓紧做好做优刑法治理能力与体系建设,尤其是提升轻微犯罪的治理以及网络犯罪、数字经济犯罪等新兴领域的规制效能。全面推进科学的刑法立法仍任重道远。有必要从整体上做好顶层设计,有序攻克具体的重点难点,持续保障立法的高质量。

我国青少年和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法治基础、实然困境与治理策略——以《体育法》第三次修订为背景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第三次修订的《体育法》得到贯彻落实。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认真梳理相关文献、法律法规及典型做法,从应然视角论述了青少年和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法治基础,从实然视角分析了青少年和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瓶颈,从实然与应然的差距出发提出了青少年和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治理策略。研究认为:(1)青少年和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法治基础有: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对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发展的法律保障,中央和国务院规范性文件对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发展的制度规制,体育、教育等部门规范性文件对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发展的融合推进;(2)青少年和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实然困境有:《学校体育工作条例》滞后现象凸显,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发展的“法治精神”尚未形成,法律法规及政策执行中部门异质性现象突出。结合法治相关理论和地方实践经验,提出优化法律体系、筑牢法治基础,健全青少年和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框架;借鉴经验做法、创新工作举措,构建青少年和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治理体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强化政府执行,优化青少年和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治理机制和治理能力;调动群众参与、加强监督检查,促进青少年和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善治等治理策略。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政府责任及其实现

政府作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中的核心主体,其环境保护责任的实现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极为重要。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使得黄河流域政府应当形成完备的环境保护责任制度体系并有效实施;要明确政府的主体责任,协调企业、个人等各方的绿色发展法律责任;要避免用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发展,逐步构建起绿色发展的新道路,采取完备的绿色法治体系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到黄河流域的各个领域。黄河流域政府生态环境责任的法律构造,需要结合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现状,从明确黄河流域政府环境保护的主导地位、全过程制度建构和社会宣传等方面,强化黄河流域政府生态环境责任的落实和实现。

对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质量评价的思考

在国内外已有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居民政治生活的实际状况,依据生活质量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对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初步构建,提出了由民主参与、法治进程和政府绩效3个一级指标和22个二级指标构成的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从政策、理论和实践三个层面论述了对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进行评价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从德治到法治:中国廉政建设的必由之路

围绕中国廉政建设的具体路径问题,学界一向有德治和法治之争。有人主张德治,有人主张法治,有人主张德治和法治相结合。本文认为德治的各种提法,其含义始终未能超出古代儒家以德治国的水平;而法治的各种提法,必须严格区分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源自古代法家,主张君主用严刑峻法来治理臣民;另一种含义源自西方启蒙思想家,主张人民平等地订立社会契约,选举并监督自己的代表来处理公共事务。作为执政理念,只有法治的第二种含义才属于现代政治文明,有望从根本上解决廉政建设问题。

中国法治反腐的目标取向和路径选择

法治反腐是反腐败主体在预防和惩治腐败各个环节,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种新的反腐败思维和方法。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法治反腐必将成为新时期我国反腐败的新常态。确定建设廉洁政治、推进廉洁发展、把腐败控制在一个较低水平的反腐败目标体系是法治反腐的前提。在科学判断反腐败形势的基础上,完善反腐败法律体系、建立高效的廉政法治实施体系、培育廉洁法治环境、持续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是实现法治反腐目标体系的科学的路径选择。

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之生态法治保障三论

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将面临新的任务和挑战,而生态治理越来越走向法治化轨道必将成为今后重要的治理方式,同时生态法治化也是推动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通过梳理并阐释国家对西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发展的规范文本及其释义,透视国家对黄河流域发展的理念转变,进而指出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发展存在的问题。其主要表现在没有充分体现生态法治体系化发展的理念,缺乏地方立法对生态保护政策的落实,环境政策没有与其他政策之间实现良性互动。再从健全黄河流域生态法治规范体系出发,实现法律与环境政策之间协同保障生态环境,达致环境政策一体化实施的目的,进一步完善法律规范与环境政策协同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现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化保障进路。

政府信用成长环境分析与实证研究

信用从主体角度可分为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其中政府信用是重中之重,政府信用程度将决定社会信用程度。从宏观环境的角度探讨政府信用的成长环境,把保证与支持政府信用成长的因素分解为三个部分:信息要素,法律强制要素,经济要素。基于世界银行全球政府治理数据库的数据分析表明,以上三个因素与各国政府信用成长存在着高度正相关关系。中国政府应该以牢固树立政府信用观,建立法治型、学习与效率型、阳光型政府作为保证政府信用正常发展的策略。

国内高校廉洁教育社团发展现状调研

高校廉洁教育社团是提升大学生廉洁法治意识的重要生力军和载体。调查发现随着党和国家对反腐败以及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国内高校廉洁教育社团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不过在社团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还存在相关配套措施不完善、社会关注度低、学校支持力度不够以及大学生廉洁意识比较薄弱等问题。推动高校廉洁教育社团内涵式发展,需要进一步配套管理制度和社会支持系统,加大资源供给力度,搭建更加规范有序的交流平台,激发大学生参加廉洁教育社团的内在动机。

生态法治建设中的政府职责

政府是堪当生态法治建设的最适格主体,根本原因在于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以及政府是公共利益代表和拥有环境管理权限的主体。生态法治建设中政府职责的规范依据,是2018年修订的《宪法》确立国务院生态文明建设职责和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确立地方人民政府的环境质量责任。服务型政府和责任型政府建设为政府履行生态法治建设职责提供行政生态背景。政府角色在生态法治建设和环境规制过程中应当发生嬗变,从政府环境管理转向环境治理,政府环境治理工具也应做出有效回应,才足以实现生态文明和生态法治。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新时代廉政建设要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蕴含着丰富的新时代廉政建设要义,为我国巩固反腐败压倒性胜利果实与开启廉政建设新篇章提供着重大方向指引。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廉政建设思想融合根本保证、根本立场、根本方向、首要准则、总体目标、重要基石、重要保障、工作重心等多元一体的理论内涵,彰显出鲜明的政治性、传承性、科学性、系统性与实践性特征。在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深刻领悟并认真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廉政建设思想要义,应清醒认识新时代廉政建设的必要性、长期性、复杂性与艰巨性。监察体制改革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廉政建设的重要组成,是新时代权力反腐与法治反腐的结合,立足于新时代的潮头与历史经验的积淀,应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并继续强化政治引领;对党纪和国法予以功能适配,全面推进依法治权与依规治权的惩防一体;从多元角度全方位、零容忍、无死角地进行战略规划、战术安排以提升改革成效;着眼于监察权权限不断扩张、权能不断强化的现状,牢固把握监察权的运行界限,从内外两个角度对监察权的运作予以全面监督和制约。通过各项积极举措,保证监察权在法治轨道运行并形成廉政建设的常态有序、高效规范局面,乘势而上开启廉政建设新征程。

秦岭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之法治保障三论

通过深入梳理国家对秦岭生态保护理念的转变,进而识别出新时代秦岭地区生态法治发展中存在没有充分体现生态保护法治体系化的发展理念、生态保护法治体系不健全、生态保护环境政策没有与其他政策之间实现良性互动等三个问题,进而从秦岭地区生态保护的理念构成出发,以加强秦岭生态保护法治规范体系建设为着手点和制度支撑,从而推动秦岭生态法治保护政策与其他政策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新时代秦岭生态法治化保障之路。

对我国反腐倡廉现状和对策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全党的共同努力,反腐败斗争成效显著。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反腐败斗争面临的形势依然很严峻。因此,积极探索适合新形势下的、行之有效的反腐对策是一个重大课题。

传统治吏经验在现代廉政法治建设中的创造性转化

传统中国在官吏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并积淀了丰富多元的治吏经验。长期的政治实践使得统治者充分地认识到建构完善监察体系的重要性,因此传统中国监察制度作为一种以权制权、纠举不法的约束制衡机制,不断获得了统治者的青睐并日趋完善。这些经验既有合理性又有局限性。如果祛除价值,仅从技术层面分析,这些治吏实践的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总体上说,中国古代反腐实践是失败的,其之所以难以从根本上发挥作用,在于反腐仅仅停留在官僚阶层内部,不能向社会公开,不能让民众有效参与。中国古代腐败频发且难以根治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无法正确划分公私界限,在恩报的影响下,当在私人领域发生馈赠而需以公共资源加以回报时,制度便会异化,腐败便随之发生。面对古代廉政经验,我们要采取一种开放的姿态,持一种谨慎的立场,既不能全盘接收,也不能全部否定,而是要站在现代的立场上进行抽象继承,具体批判,局部继承,总体批判,在党管干部的原则下坚持与时俱进,勇于吸收一切文明中的有益成分,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干部管理、监督的科学化。摒弃古代廉政经验中人治的内涵,克服局限性,与此同时赋予其新的价值,使之在现代民主法治的框架内实现传统的现代性转化,进而为当下中国的廉政法治建设提供有益的资源。

韩非子廉政法治观的基本逻辑及其历史价值

如何从传统法治文化中汲取营养,促进当代中国的反腐倡廉,已经成为廉政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韩非子作为法家文化的鼻祖,在战国时期就提出了以"彰廉、施廉"为内容、以"有吏、御吏"为核心、以"重势、造势"为要素的"法、术、势"相结合的廉政策略。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这些思想,其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是蕴含的"存敬畏、讲法治"、"有信念、守规矩"等观点对于现时期我国廉政建设不乏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