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规制对中国木质林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与出口目的地2006—2020年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评估国内外林产品相关标准规制对中国木质林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国内标准规制显著促进木质林产品出口增长,且这种正面效应至少可持续3期;当国内标准直接采纳国际和国外先进标准时,可促进中国木质林产品出口;从标准内容来看,木材质量标准、木材技术标准、质量测试方法标准、其他安全标准均具有显著正面促进作用,且共同作用也可促进中国木质林产品出口;从影响机制来看,国内标准规制通过刺激技术创新产生间接出口促进效应;国际标准规制会阻碍中国木质林产品出口,但国内标准建设可对冲该负面效应;国内标准建设对中国向发展中地区出口木质林产品的促进作用大于发达地区;基于此,应继续推进国内木质林产品相关标准编制与修订工作,助力中国木质林产品出口稳定增长。

林业产业政策能否提升中国出口木质林产品质量?

木质林产品质量升级是中国林业产业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各级政府部门出台林业产业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探究林业产业政策能否有效提升出口木质林产品质量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文章收集中央政府及各部委、31个省份、281个地级市共计4818项林业产业政策,基于281个地级市2000-2019年(2018年除外)的面板数据,测算样本地级市分产品类别的出口木质林产品质量,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评估林业产业政策对中国出口木质林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林业产业政策对出口木质林产品质量升级具有正面效应,且两者呈现互补关系。扶持类产业政策效力和规制类产业政策效力每提高1%,出口木质林产品质量分别提高0.0156和0.0058,两类政策协同可更好发挥产业政策的质量提升效应;(2)扶持类与规制类产业政策均可通过促进产品技术创新对出口木质林产品质量产生间接正面效应;(3)林业产业政策影响出口木质林产品质量升级具有地域、产品和市场化程度异质性。综合实证结果,文章从充分把握两类政策的协同作用、重视产品技术创新的赋能效应及重点强调林业产业政策的差异化实践等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启示。

“放管服”改革对木材加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鲜有文献检验“放管服”改革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无助于认清“放管服”改革对中国出口贸易方式升级的贡献。利用《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CPES 2014)》提供的“放管服”改革评价数据,以及23个省份、103个地级市、2141家木材加工企业2014年的截面数据,引入Tobit模型评估“放管服”改革对木材加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地区“放管服”改革对木材加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②从细分指标看,地区“放管服”改革的促进效应主要来自“简政放权”和“优化服务”的贡献;③从影响机制看,地区“放管服”改革会通过降低经营成本、减少寻租行为促进木材加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④从调节效应看,地区“放管服”改革能正向调节技术创新、节约成本、降低融资难度,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具有促进作用。

杨树超短轮伐期经营的生产力及材性的研究

以美洲黑杨２个无性系为供试材料，研究杨树超短轮伐期经营中地上部分生物量生产、分配模式、Ｎ、Ｐ、Ｋ的输出量及材性。结果表明，在３种密度和３种轮伐期的组合中，２个无性系均以造林密度为１００００株·ｈａ－１、轮伐期为３年的林分生物生产力最高，Ｉ－６９杨为１０．５２ｔ·ｈａ－１·ａ－１，ＮＬ－８０３５１杨约为１２．００ｔ·ｈａ－１·ａ－１；在生物量的分配比率和作为造纸材的经济生物量上也以这种组合模式最为合理，经济生物量最大，Ｉ－６９杨为７．１４ｔ·ｈａ－１·ａ－１，ＮＬ－８０３５１杨为８·４７ｔ·ｈａ－１·ａ－１。养分输出量的多少与林分的生物量生产和分配比率密切相关。轮伐期为３年，密度为１００００株·ｈａ－１的林分Ｎ、Ｐ、Ｋ的输出量最高，Ｉ－６９杨为３３．９７ｋｇ·ｈａ－１·ａ－１，ＮＬ－８０３５１杨为３８．５０ｋｇ·ｈａ－１·ａ－１，但ＮＬ－８０３５１杨每生产１吨经济生物量所输出的Ｎ、Ｐ、Ｋ总量略低于Ｉ－６９杨。杨树超短轮伐期经营中生产出的木材都可用作中、低档的造纸原料，其中Ｉ－６９杨的制浆性能优于ＮＬ－８０３５１杨。

中国木质林产品出口贸易结构与林业经济增长——基于1981～2009年数据的分析

与世界主要木质林产品出口大国（地区）相比,中国劳动密集型木质林产品出口比重过大。基于1981~2009年间数据,运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中国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木质林产品的出口与林业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我国林业总产值与各类木质林产品的出口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资源密集型木质林产品出口与林业产值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木质林产品的出口与林业产值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

金融危机下中国木质林产品出口市场布局优化研究

选取2003～2006年中国30个主要出口国(地区)的数据作为分析对象,基于引力模型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规模、人均收入水平和贸易制度安排对贸易有促进作用,距离是双边贸易的阻碍因素。通过出口市场的贸易潜力测算,提出金融危机下出口市场布局优化的建议。

林产品贸易自由化:基于减少木材消耗以保护森林的视角

随着全球生态危机加剧,森林的生态保护功能日益突出,以保护森林资源为名的林产品贸易保护甚嚣尘上。林产品贸易究竟有利于森林资源保护还是导致森林资源减少?文章以人均木材消耗作为森林资源的压力指标,根据世界上61个国家2010年的相关截面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木材消耗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林产品出口贸易与木材消耗的关系为负向,有利于减少木材消耗;林产品进口贸易与木材消耗的关系为正向,但相较于使用本国木材来说更有利于减少木材消耗。通过研究得到林产品贸易有利于减少木材消耗进而有利于保护森林的结论,进而提出国际社会应推进林产品贸易自由化,减少林产品贸易壁垒,鼓励林产品贸易。

论进出口国共担国际贸易中的木质林产品隐含碳排放

从单一的生产者负责和消费者负责存在弊端的分析入手,从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拥有外部性产权及WTO国际贸易原则的角度,论证国际贸易中木质林产品隐含碳排放应该由进出口国共同承担,建议改进国际贸易碳计量方法学,构建监测报告体系,探索共担机制下的国际碳交易,在共担机制下优化木质林产品国际贸易政策,推进进出口国产业结构调整。

木质林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的分析与防范

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已成为社会舆论和媒体关注的焦点,产品安全与否成为消费者选择产品最重要的标准。笔者从木质林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环境,包括产品自身属性、产品生产环节及产品监管体系构成等方面,对影响木质林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的全流程、多主体进行分析,为政府部门制定风险管理决策、实施风险管理行为提供参考依据,为企业和监管部门进行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防范提供参考。

中国木质林产品出口潜力研究

木质林产品作为最具代表性的绿色可持续利用产品,在我国对外绿色经贸合作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利用2010−2019年贸易数据分析中国木质林产品出口格局与趋势,运用贸易潜力模型测算并对比分析中国对传统市场(欧美国家)与新兴市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潜力。研究发现:①欧美发达国家作为传统出口目的地,出口潜力已开发殆尽;②潜力巨大型市场以中东欧国家居多,潜力开拓型市场以西亚国家为主;③一些被模型判定为“潜力再造型市场”的国家,如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肯尼亚等,在供给端具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和较为廉价的劳动力,在需求端也具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一旦其国内木材加工生产能力形成规模,可能对中国的同类木质林产品出口造成冲击。

中国木质林产品出口东盟的本地市场效应研究

文章采用2001~2016年中国向东盟国家出口木质林产品的面板数据,检验了中国木质林产品出口东盟的本地市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总体来看,中国对东盟木质林产品出口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传统要素禀赋是中国对东盟木质林产品出口的主要原因;细分产品类别上看,原木、锯材、纸品和木质家具存在需求规模的本地市场效应,而单板存在需求规模的逆向本地市场效应,其他木材、单板、木制品和木质家具则存在需求结构的逆向本地市场效应。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出口人造板产品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1998—2017年中国人造板产品贸易相关数据,运用并修正Hallak&Schott模型,测算中国出口人造板产品质量。建立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中国出口人造板产品质量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出口人造板产品质量稳步上升,但质量水平仍然较低,且增速较慢,存在较大的上升空间;人均工资对中国出口人造板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出口贸易壁垒和进口贸易壁垒对中国出口人造板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最后,提出规范人造板产品出口市场,适当提高进入门槛和产品质量标准;合理配置核心竞争要素,推动行业升级的建议。

金融危机后中国木质林产品出口贸易形势与对策

采用聚类分析方法,测量了2007~2010年中国主要木质林产品出口目的国家和地区的形势与格局。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危机后中国木质林产品出口到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均在恢复,但有一部分贸易仍在恶化。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对我国木质林产品贸易出口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林产品进出口贸易特征及流向研究

选取1979-2013年时间段,对中国林产品贸易行为进行统计与计量分析,归纳总结出两个重要规律。中国林产品贸易呈现以进口为主,出口为辅的贸易形态,净进口呈扩大的趋势;中国林产品贸易地理主要集中亚洲和欧洲内的少数几个国家。提出了国际战略布局,国内消费引导,国际合作,增加国内林产品供给等的建议。

中国木质林产品出口贸易结构性风险实证分析

采用结构性风险评价指标(Structural Risk Evaluation Index,简称SREI)分析我国2012年木质林产品出口贸易现状。结果显示:美国、欧盟、日本、英国和澳大利亚是木质林产品的主要市场;木家具、纸和纸制品的产品集中度最高,为52.34%;锯材、单板、特形材和松香4种产品对外贸易表现为低度风险,但出口额占整个林产品出口额比重较低,为2.08%。木制品、木家具、纸和纸制品对外贸易表现为高度风险,3种产品的出口额占整个林产品出口总额较高,为60.77%。最后针对中国对外林产品贸易很容易遭受进口国的贸易壁垒影响等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木质林产品碳储量与“一带一路”国际贸易分析

木质林产品在缓解气候变化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使得国际贸易带来的木质林产品碳流动问题引起了各国的高度重视,根据储量变化法估算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中的63个国家从2006年起新生产的木质林产品的碳储量,结果发现,中国的木质林产品碳储量无论从总量还是增长量上看,都远高于研究涉及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考察国际贸易对木质林产品碳储量的影响可知,木质林产品进出口贸易对各国木质林产品碳储量起到正向影响的国家有42个,起到负向影响的国家有22个,中国的木质林产品进出口贸易对其碳储量产生了正向影响,但影响强度不大;森林资源十分匮乏的国家受木质林产品贸易的影响更大一些。此外,结合相关国家2005年和2015年地上森林碳储量的变动情形和贸易对木质林产品碳储量的影响方向,将中国和研究涉及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成木质林产品贸易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森林碳储量的增加;木质林产品贸易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森林碳储量的减少;木质林产品贸易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森林碳储量的减少;木质林产品贸易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森林碳储量的增加四种类型。

我国林产品出口面临的问题和对策

为拓展我国林产品的国际市场,从环保法规、环保检测水平、生态林业发展基础、生态标准、绿色消费市场5方面,分析我国林产品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提高林产品质量、健全环保法规、加强林业生态环境保护、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等7个对策。

物流绩效对中国出口“一带一路”合作国家木质林产品三元边际的影响

木质林产品具有体积大、单位价值低的物流特性,研究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物流绩效对于木质林产品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CEPII-BACI数据库中HS6分位木质林产品全球双边贸易数据以及世界银行发布的国别物流绩效指数,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2010-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合作国双边物流绩效对木质林产品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木质林产品出口贸易增长主要依靠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的带动,且前者贡献更大,而拓展边际的贡献不明显;(2)中国物流绩效能显著提升木质林产品出口拓展边际、数量边际、价格边际;(3)合作国物流绩效对出口价格边际的影响呈现“U”型特征;(4)物流绩效改善能缓解双边贸易国空间距离对出口贸易增长的阻碍作用。政策启示:(1)要优化木质林产品出口结构,针对不同物流绩效水平国家制定差异化出口战略;(2)要发展共建物流基础设施模式,充分利用好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打造中国企业走进“一带一路”合作国家的鲜活案例;(3)要建立和维护农林类贸易协定组织,削减木质林产品非关税贸易壁垒。

我国防腐木质量监测分析

为提高林产品质量,加强林产品质量监管,保障消费安全,国家林业局林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广州)在2015—2018年先后对全国88批次的防腐木产品进行随机抽查监测,合格产品达到78批次,总体合格率为88.6%,并从行业现状、监测年份、省份区域、产品项目指标、产品木材种类、企业规模及企业类型分析了全国防腐木监测的合格率情况,总结木材防腐产业存在的问题,提出木材防腐产业发展的建议。

建设贸易强国背景下中国出口林产品质量水平及国际比较

文中利用2010—2019年中国及其41个主要林产品贸易伙伴国进出口数据,运用Khandelwal提出的嵌套Logit模型测算各国出口林产品质量,并进行了国际比较分析。结果表明:1)出口林产品质量居世界第1位的是卢森堡,质量测度值为98.97;印度居最后一位,出口林产品质量测度值为1.34;中国出口林产品质量排位不高,位居倒数第2,仍有较大提升空间。2)多数国家出口林产品质量不高,10年间虽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增长幅度较小。3)出口林产品质量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并非完全正相关的关系,但总体而言北欧国家出口林产品质量较高,亚洲地区国家较低,说明出口林产品质量与国际分工角色和定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