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征管规范化与企业盈余管理--基于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准自然实验

以2013—2022十年里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探究税收征管规范化与企业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各地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并且进一步发现该现象在非国有产权性质和内部控制薄弱的企业中更为明显。

绿色金融如何影响绿色企业的技术创新?--基于绿色债券发行的准自然实验

绿色金融在引导资金重新配置、促进绿色企业技术创新中发挥巨大作用,绿色债券是绿色金融重要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为有效识别绿色金融影响绿色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和机制,本文以企业发行绿色债券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并将融资约束效应作为影响路径进行机制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绿色债券发行能够显著促进绿色企业技术创新,且主要促进发明型和实用型技术创新。机制检验表明,发行绿色债券有助于企业缓解资金约束和流动性压力,促进企业进行创新。以上结论为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政策启示,相关政策应充分发挥绿色债券资源配置功能,提高绿色债券政策支持力度,加强绿色信息鉴别与披露工作。

ESG评级分歧一定带来负面影响吗?--基于债务融资成本的视角

ESG评级分歧的存在给债权人带来了一定的决策困扰,但是也会促使企业进行“自救”,这种自救行为可能会缓解企业与债权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提升企业发展潜力,从而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本文以2009—2022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探究ESG评级分歧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ESG评级分歧显著降低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经双重聚类、子样本回归、PSM倾向得分匹配、准自然实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ESG评级分歧通过倒逼企业提高ESG信息披露质量、绿色创新水平以及引起分析师关注度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异质性分析发现,ESG评级分歧对高污染行业企业和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较差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降低作用更为明显。经济后果检验表明,ESG评级分歧提升了企业市场价值,导致企业拥有更高的市场发展能力。本文从债务融资成本的角度揭示了ESG评级分歧的经济后果,丰富了ESG评级分歧的内涵,对是否需要迫切统一ESG评级标准及如何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

环境规制能提高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吗?--基于重点城市环境限期达标的准自然实验

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双重目标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国内重点城市的大气污染防治达标与外贸质效的关联性值得深入探讨。论文以2003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限期达标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场,使用中国海关企业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实证检验113个重点城市环境规制对所在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会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2)环境规制对非国有制企业和东部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强,对国有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影响不明显,对来料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产生促进作用,但是对进料加工贸易影响不显著,对污染行业产品质量提升作用明显,对清洁行业影响不显著;(3)环境规制通过生产成本、产品创新、工艺创新等中介变量影响出口产品质量,且工艺创新的中介效应大于产品创新。

中国新型城镇化推动了城市创新吗?——基于PSM-DID的实证检验

以中国2010—2016年27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新型城镇化"政策试点城市这一准自然实验,运用PSM-DID方法评估"新型城镇化"政策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并进行区域和城市规模异质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新型城镇化"政策对城市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存在区域异质性和城市规模异质性;"新型城镇化"政策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创新能力的推动作用大于东部发达地区,对小城市和中等城市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大于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除此之外,"新型城镇化"政策通过促进人力资本集聚、完善基础设施、优化产业结构三大中介效应对城市创新能力产生促进作用。

产业政策有效吗?--实证研究评述与展望

虽然各国政府一直热衷于用产业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但学术界关于产业政策是否有效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止过。文章回顾了产业政策实证研究的历史和新进展,讨论了产业政策实证研究的难点和不足,并展望了未来的方向。文章认为反事实推断和准自然实验方法的使用是实证研究的一个重大发展,但由于其主要方法仍然属于简约式,未来为了更加精确地测量产业政策是否有效,必须更加深刻地理解其作用机制,采用结构式分析方法是一个可能的选择,同时也无法回避其制度内生性。

“一带一路”倡议与企业金融化--兼论制度环境及银行业竞争的调节效应

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契机,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显著抑制了受到倡议支持企业的金融化水平,在采用相关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已有相关研究中,忽略了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差异问题,本文基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均衡及企业融资约束的现状,进一步讨论了我国制度环境及银行业竞争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制度环境及银行业竞争程度的加强会弱化该抑制效应。研究机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确实是通过减少企业融资约束、强化外部监督、提升企业发展空间等渠道抑制企业金融化的,且受到支持的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水平及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均有所提升。

基于PSM-DID模型的绿色信贷政策、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研究

以2002-2018年的A股上市企业作为样本,将重污染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分别作为实验组和控制组,应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样本企业进行精确匹配,并对企业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会使重污染企业的投资效率下降;企业融资约束对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因果关系具有中介效应;在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融资效率的影响中,对非国有重污染企业的影响比对国有企业大,对东部地区企业的影响比中西部地区大。进一步研究表明,绿色信贷政策主要通过对企业形成融资约束这一途径而影响企业投资效率。

高铁开通对城市三重产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衡面板的准自然实验分析

研究将高铁开通因素纳入多区域空间经济模型与垂直关联模型,阐明高铁开通对城市三重产业集聚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将高铁开通视作准自然实验,选取2004-2019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实证分析了高铁开通对城市三重产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显著促进了城市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高铁开通对城市三重产业集聚的影响强度具有时滞效应,总体上呈现出倒U型特征,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的时滞效应更强;高铁开通对东部城市与中心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无显著影响,对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冀城市群的三重产业集聚均不存在显著影响。针对上述结论,基于规范分析方法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提升城市韧性吗?--一项准自然实验

作为一种新型的城市治理模式,智慧城市建设的初衷是解决由于快速城市化而导致的各种城市问题,以此提升城市韧性能力。然而,城市系统能否通过智慧城市建设而变得更具韧性呢?论文基于中国2012年启动的智慧城市建设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运用2001—2016年25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方法首次评估了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韧性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制和异质性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发现:(1)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升城市韧性水平,这一结果在经过了反事实检验和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机制验证表明,智慧城市建设主要借助创新驱动产生的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对城市韧性发挥作用;(3)异质性研究表明,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越大的城市,其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韧性的改善效应越显著;(4)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会与创新型城市等其他政策一道对城市韧性产生叠加效应。研究对指导现实智慧城市建设以及城市韧性治理实践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发展质量的影响——基于PSM-DID&DDD方法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新时代发展背景下,环境规制的内涵有了新的时代特色,信息披露作为一种公众参与型非正式环境规制工具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作用也逐渐凸显。从地市级城市宏观和企业微观双视角验证其影响:环境信息披露的实施促进了绿色创新发展,符合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理论逻辑,四大经济区和经济特区环境信息披露的绿色创新发展效应区域差异显著;环境信息披露显著促进了清洁型企业绿色创新发展,却抑制了污染型企业绿色创新发展,相比而言,对清洁型企业绿色创新发展的影响程度略小;微观企业层面验证了环境信息披露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发展,东部经济区创新“补偿效应”大于成本“抵消效应”,环境信息披露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发展,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可能由于其对创新成本产生的“挤占效应”,环境信息披露对创新发展具有阻碍作用。研究结论进一步补充了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观点,对中国制定环境规制政策驱动绿色创新发展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双循环背景下企业创新能力研究--基于贸易自由化视角

选取“一带一路”倡议作为贸易自由化政策衡量事件,结合双循环经济背景,使用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同时分析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国家坚持高质量对外开放,有助于推动形成国内外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且这一效果会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达成。企业异质性分析发现,民营企业和大规模企业的创新能力提升更为显著。该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一带一路”倡议所产生的积极效益,在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新格局下,为政府进一步完善政策和中国企业强化利用政策能力提供启示。

电子商务能降低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吗?——基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本文基于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以“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该项目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可以显著降低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机制分析表明,提高农户农业经营收入,增大农户农业生产值、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及缩小农村家庭数字鸿沟是该项目发挥作用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显示,该项目对低物质资本、低人力资本及低社会资本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有更为显著的缓解作用,表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具有良好包容性。

农旅融合发展能否提高县域经济韧性?——基于“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的经验证据

农旅融合作为产业融合理念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对于释放地区经济增长潜力、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升经济发展韧性具有重要意义。将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的设立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21年中国县域层面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时点DID模型,实证分析农旅融合发展对于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旅融合能够显著增强县域经济韧性,该结论在经过了平行趋势假设、安慰剂检验、PSM—DID模型分析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示范县政策可以通过产业融合、经济集聚和人力资本等作用机制推动县域经济韧性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的实施对于县域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相比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及西部地区的农旅融合对于县域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基于此,提出农旅融合发展要坚持加强顶层设计与实施分类指导原则、深化产业融合,优化资源配置,紧跟5G、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趋势,加快推进县域全产业链数字化建设等政策建议。

环保信用评价提高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了吗?

环保信用评价是生态环境治理与经济绿色转型压力下的一种新型环境治理政策工具。以环保信用评价政策的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选取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三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环保信用评价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信用评价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制分析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资源获取对环保信用评价政策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发挥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环保信用评价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政府监管环境严格的地区、市场竞争环境激烈的行业以及社会信任环境良好的地区更加明显。结论提供了环保信用评价政策经济后果的经验证据,丰富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因素的研究文献,对政府部门进一步推广环保信用评价政策、积极引导企业实施环境向善行为、助力实现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等具有建设性作用。

自贸区设立何以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贸易、投资与创新的视角

自贸区是国内国际双循环背景下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其带来的制度创新与全方位改革对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0—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借助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这一准自然实验情景,系统考察自贸区设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自贸区设立显著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经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从作用机制来看,自贸区设立通过贸易效应、投资效应及创新效应三条内在路径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自贸区建设引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在不同设立批次、区位特征省份间存在异质性,且对设立批次早、内陆地区省份产生明显偏好。拓展性分析发现,自贸区建设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推动邻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结论在理论上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探索提供了全新视角,实践上为自贸区持续深化改革创新、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经验证据。

高速铁路开通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实证分析

为探究高速铁路对不同区域经济影响作用的差异性及原因,以兰新(兰州市-乌鲁木齐市)高铁和哈大(哈尔滨市-大连市)高铁为研究对象,从实证视角出发,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高速铁路开通对沿线区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影响。对2010-2020年高铁沿线城市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兰新高铁的开通使得沿线区域人均GDP增长18000元,而哈大高铁则抑制沿线区域的经济发展;具体到省份,兰新高铁对甘肃省的经济促进作用达到19000元,而哈大高铁使得黑龙江的人均GDP下降2400元;辽宁省铁岭县、开原市和昌图县的边缘化是哈大高铁开通后辽宁省经济增长不显著的主要原因,而去掉三座城市后的人均GDP增长达到13000元。实证结果表明,高速铁路的开通对沿线区域的经济发展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在区位优势和生产要素流动作用下,增强大城市的虹吸效应,使得不同城市获取的经济效益存在较大差异。

科技金融政策改善了城市空气污染吗?——基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创新是城市发展的第一动力,绿色是城市发展的内在要求。科技金融政策通过金融手段助力创新发展,对城市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04—2020年中国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了科技金融政策对于城市空气污染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1)试点政策显著抑制了城市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和工业烟(粉)尘排放,且随着政策不断推进,该抑制效应呈现增强态势;(2)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通过提高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路径改善城市空气污染;(3)科技金融政策对空气污染的抑制作用因城市的地理区位、人口规模、科技投入和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研究认为应根据不同地区禀赋条件,完善地区科技金融体系建设,强化科技金融治理,推动科技企业发展;走绿色发展道路,重视科技创新发展的同时加强对传统行业的环境友好化改造。

制度型开放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例

选取2009—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检验自贸区建设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自贸区建设能够有效改善企业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的情况,进而促进企业投资效率提高;机制检验发现,自贸区建设可以通过创新水平提升效应、税收优惠提高效应、融资环境改善效应和融资约束缓解效应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异质性检验发现,自贸区建设能够显著提升民营企业、非资本密集型行业、低层级城市企业的投资效率。基于此,进一步深化制度型对外开放,加强制度型开放政策之间的联动性,因地制宜加强自贸区建设、制定区内政策,对促进企业投资效率提高有重要作用。

法成令修:新《环保法》对债券定价的影响研究

本文将环境规制效应延伸到债券市场,以新《环保法》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环保法》的实施能够显著提高重污染企业债券信用利差。将债券信用利差分解为流动性利差和违约利差之后发现,新《环保法》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债券违约利差,对流动性利差未产生显著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新《环保法》的实施对债券信用利差的提升作用主要通过处罚效应、投资者情绪效应以及资源效应来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新《环保法》的实施对债券信用利差的作用会随着客户集中度的降低、社会关注度的提高以及企业积极改善自身环境绩效而减弱。本文的研究对评估新《环保法》的经济效果,推动政策进一步精准发力,实现经济绿色转型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