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的余波:美国对台政策的“乌克兰化”及其局限

俄乌冲突对美国各界的对台政策认知形成了重大冲击,对台政策辩论日益呈现“乌克兰化”的危险趋势,这为美国政府趁势推动对台政策的“乌克兰化”提供了某种契机。为了预防和应对潜在的台海危机,美国对台政策的新动向包括:加速迈向战略与战术双重清晰､更重视助台打造“非对称战力”与提升美台军事安全合作､持续深化与盟友伙伴国家的对台政策协调。美国将随着俄乌局势的变化而动态调整其对台政策,短期内势必对台海局势､中美关系以及亚太国际关系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从中长期来看,俄乌冲突对美国对台政策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

“信、达、雅”辨难与辩难综观——严复变译思想考之一

综观百年来对严复"信、达、雅"的讨论,可归为辨难和辩难两大类。辨难主要讨论"信、达、雅"的内涵与作用,剖析三字说的疑惑,厘清三字之间的关系,讨论"信、达、雅"的联系与区别;辩难则对"信、达、雅"进行辩护和问难,但辩护理据不足,信和雅受责比达要多。总体上看,以辩难为主。

刑事审判交叉询问规则的实践反思

我国刑事法庭询问制度存在规范烦冗、效力不明、核心规则缺位等问题,控辩双方难以有效质询人证,无益于发挥法庭在诉权保障和事实发现中的作用。交叉询问规则具有评价证据和认定事实之功效,是实现有效质证权的制度载体,与发现案件真相、职权主义传统并不冲突。结合“三项规程”试点探索、地方立法实践及域外立法经验可知,我国法庭询问应建基于“控辩对抗”格局之上,进而明晰交叉询问的定位、顺序和范围,有限度地确立诱导性发问规则。诱导性发问是引导发问的工具,围绕事实问题展开,受基础事实真实性、证人认知能力和发问内容相关度的约束。直接询问中的诱导发问可用于核实证人基本信息、反驳不诚信证人及唤醒证人记忆。

庭审语境下被告人反问句多模态语用分析

语境成分叠加的语言和非语言的信息越多,越容易发生言语行为转喻。在言语行为转喻理论和焦点信息理论基础上,以CCTV12《庭审现场》栏目庭审案件转写文本为语料,构建了庭审语境下被告人反问句的多模态分析框架,对庭审话语反问句的语用功能进行研究,并对被告这一关键角色在庭审中常用的三种反问句,即表述式否定型、答复式否定型和反驳式否定型及其多模态语用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和论述。结果表明反问句的使用频率及其数量分布可以直接反映出庭审中各参与者的多模态特征。

高等教育机会均等中的民族倾斜政策反思

高等教育机会均等是实现高等教育公平的重要体现,而民族高等教育倾斜政策又是实现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重要途径。从高等教育机会均等角度,回顾建国以来高考民族倾斜政策的演变,反思我国现行的高考民族倾斜政策的价值取向和实践问题。从树立正确价值取向、打破传统单一以民族标准的倾斜政策、建立严格的民族成分鉴定制度等方面提出实现教育机会均等的高考民族政策调整的策略建议。

对实验哲学三个基本问题的质疑与辩护

实验哲学自兴起以来,科学哲学界对它的质疑和批评从未停止:质疑实验哲学方法的有效性,怀疑实验结论的可靠性,甚至否定实验哲学的学科独立性。针对这些质疑和责难,文章试图通过对实验哲学的学科定位,实验哲学方法本身和实验哲学研究领域进行批判性分析,展开对实验哲学的辩护。

制作并出售网游外挂应当构成犯罪

对于制作并出售网游外挂的行为,无罪说所持的大前提并不准确——相对的罪刑法定原则提倡刑法解释;"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不能成为刑法解释中的霸王条款;和谐社会强调的也不是一味的刑法谦抑而是宽严相济——因而不应为我们所采纳。该行为符合犯罪特征,应当予以刑事规制。

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理论根基:“合并说”之提倡

上诉不加刑原则是刑事诉讼的重要原则。由于当前对其理论根基的研究不深入,致使相关规范与理论的不协调,主要体现为二审抗诉、审判监督程序与该原则的关系争议问题。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理论根基应坚持“合并说”,也即权力制衡原理与人权保障理念的结合。“合并说”有助于梳理上诉不加刑原则与“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等理念的关系,彰显了该原则的价值。发挥“合并说”的功能,促进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完善,有利于被告人的二审抗诉应受该原则的限制。对于二审适用该原则的案件,人民法院不能主动提起再审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只有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核准,检察机关才能提起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抗诉。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解析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是重要的刑事司法原则。近年来,对于其适用范围的争议焦点在于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是否也适用于刑法解释。正本方能清源,从其起源和理论定位考察,笔者认为该原则的适用范围仅限于事实不明,若应用到刑法解释中会存在诸多的不妥之处,容易将其与刑法存疑的"疑"相混淆,不符合刑法目的的要求,会对司法实务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当刑法规范存在不同的刑法解释时,应根据目的解释方法选择正确合理的解释。

对敲诈勒索罪的理性思考——以有利于被告的原则为视角

对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及其与相关罪名,主要是与抢劫罪的区别,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发表高见,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大多学者都是从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的犯罪构成的区别来进行论证,但鲜有学者从刑法人权保障,即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角度去评判两罪。从人权保障角度、从有利于被告的角度去评判或许是更理性的选择。刑法并不仅仅是为了打击犯罪,更重要的是为了保障人权,两者不能偏颇。

刑事庭审证据调查顺序研究——被告人的视角

刑事法庭庭审中的证据调查与被告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庭审证据调查的顺序就显得至关重要。职权主义的刑事审判中的庭审证据调查以"审问被告人"为首要环节,本文从被告人的视角对这样的程序设置进行正当性考察,得出率先"审问被告人"的庭审证据调查顺序存在缺陷。在此基础上,文章从改革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出发,提出了合理化的初步设想,以促使我国的刑事庭审更为合理。

论完善我国刑事庭审质证制度

在刑事诉讼中,质证是控辩双方针对案件中所提出的证据进行质疑、辩驳的诉讼活动,但由于我国庭审质证制度存在着不完善的环节,使得庭审中当庭质证存在一些问题,本文通过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完善我国庭审质证制度的几点建议。

刑法修正中的溯及力问题及其适用

频繁修正刑法的背景下,新法较之旧法是否有利于被告、在何种范围内有利于被告变得更难判断,有必要正确对比新法与旧法,使新法在溯及既往行为时真正贯彻“从旧兼从轻”。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例,其所增设的诸多轻罪,如高空抛物罪、妨害安全驾驶罪等,是不利于被告的规定,但实务中却被以有利于被告之名而溯及既往。新法对部分犯罪的构成要件、罪数认定规则、量刑档次、罪后量刑情节的调整,部分有利于被告、部分不利于被告。新法诸多规定,形式上有利于被告,实质上不利于被告。既往审判实践中,类推适用刑法还较为突出,在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时,不能将既往类推适用刑法的判决作为理解“旧法”的依据。对新法中有利于被告的规定在适用中应进一步落到实处,防止对其作不利于被告的解释而溯及既往。应防止将本该认定为重罪的既往案件,以从旧兼从轻为由,将新法增设的轻罪名溯及既往,忽略重罪与轻罪的竞合。还应防止对不利于被告的规定作有利于被告的解释,进而将其溯及既往。

“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刑法解释规则之提倡

"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在刑法方法论上备受冷遇,这源于刑法适用中的实质入罪思维即"处罚必要性"已成为决定解释范围之最高标准,"刑法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则被视为解释学发达的阻碍。但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现代刑法之首要价值乃是"明文"限制司法权,在解释存疑时,若要得出最终结论,必然不能基于价值中立,而是要由罪刑法定为"存疑有利于被告人"提供价值来源。对"刑法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轻视,导致目的解释成为解释方法之冠,类推解释通过"可能的文义"被包装为"被允许的扩大解释",而二者共享"目的性扩张"的入罪逻辑,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界限。正如"事实存疑时"不能采信"可能具有"的事实,"刑法存疑时"也不能采用"可能具有"的文义。"存疑有利于被告人"意味着刑法安定性绝对优于处罚合理性,这种严格解释的态度永远不会过时,它有助于根绝入罪类推风险,鲜明提升文义在解释中的边界意义,是对罪刑法定最忠实的坚守。

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60年的演进

建国后的较长时期内,我国的罪刑不是法定的。我们应该肯定罪刑法定原则是1979年刑法的基本原则,类推实为罪刑法定原则的补充和例外。罪刑法定原则在1997年刑法中的规定,标志着中国的刑法已经向现代化的刑法迈进,标志着法治国家的建设在刑事法领域的立法层面得到了原则的实现,其价值意义不可估量。作为刑事法治基石的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无疑与我国刑法领域逐步形成的民权刑法理念、谦抑刑法理念等具有密切关系。我国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与其他国家地区不应有根本区别,其实质体现的仍然是"一点论",即"不定罪、不处罚"。罪刑法定原则所要体现的根本精神就是"有利于被告人",也即罪刑法定原则实际上是从保护被告人合法权利的角度提出并发展的。

美国战略界对台政策辩论及其影响

当前,美国战略界围绕是否坚持战略模糊政策展开新一轮对台政策辩论。主张调整模糊政策、军事介入台海冲突的“保台派”快速兴起,但遭到“弃台派”和“维持现状派”的批判。三大派别都以美国台海利益、维护美国霸权最大化为逻辑起点,但不同的工作经历、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加上中美关系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变化的影响,导致他们在对台政策上的认知差异。这种政策差异本质上体现了美国战略界对于台湾在美国对华政策中是“战略资产”还是“战略包袱”的不同评估。因其内在缺陷,“保台派”的主张不会成为美官方的正式政策,却将在某些方面修正“维持现状派”的主张,进而影响美国对台政策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