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城市经济辐射带动效应研究——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

为探究中心城市经济辐射对城市群发展的影响,基于经济辐射相关理论,选用京津冀城市群2014—2021年相关数据,利用断裂点模型和辐射场强模型,从经济辐射格局“点—线—面”的角度对京津冀中心城市经济辐射效应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京津冀城市群“强极核”模式凸显,城市间经济发展不均衡,中心城市经济实力突出但彼此之间实力悬殊;中心城市的辐射强度均有所上升但变化幅度差距较大,辐射方向均呈放射状向外围扩散,形成显著的“中心—外围”结构形态;中心城市经济辐射腹地呈现出以北京、天津、石家庄与唐山四点构成的菱形结构为支撑、其他中小城市为重要节点的辐射空间格局,不同中心城市辐射腹地彼此融合、相互嵌套,形成互补支撑、协同联动的多尺度空间网络格局。

区域旅游经济影响力的空间格局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城市旅游经济扩散区的研究对于区域旅游规划有着重要指导意义。该文运用栅格分析技术和场强模型对2000-2010年安徽省区域旅游经济扩散强度进行演化分析,结果发现:尽管安徽旅游经济扩散强区和极强区面积在扩大,从9.6%增至31.08%,但其比重仍小于弱区和极弱区,旅游经济发展仍较落后;安徽区域旅游经济扩散强区空间布局发展模式愈加清晰,2010年皖北已形成散块向条带过渡的模式,皖中呈现大团块模式,皖江城市带为大条块模式,皖南呈现网状模式。据此提出了安徽四大旅游经济圈:大皖北旅游经济圈、大合肥旅游经济圈、皖江城市旅游经济带、皖南旅游经济圈。

基于GIS的县域旅游场强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力研究

为揭示铜仁市县域旅游场强的空间分异特征和空间演化规律,基于GIS,以贵州省铜仁市为例,选取2005年和2014年影响铜仁市旅游经济发展的6项指标,在对评价指标消除量纲的基础上,应用主成分分析、空间变差函数、ESDA、小波分析和旅游场强方法综合评价铜仁市县域旅游场强变化规律及其驱动动力。结果表明：铜仁市各区县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普遍偏低,十个区县中,碧江区、江口县、石阡县旅游经济发展相对较好;铜仁市2005年县域旅游场强平均值为21.66,2014年的旅游场强平均值为23.30,2005—2014年铜仁市县域旅游场强平均值上升了1.64;铜仁市县域旅游发展的空间自组织性较强,2005—2014年铜仁市各区县的旅游场强极化作用不明显,旅游场强变化较小,总体上城市的旅游场强比农村的场强大;在小尺度上（64km以下）,阈值为64km和大尺度（128-158km）阈值为158km,公路对旅游场强格局分异的作用明显。

郑州航空港区与河南省辖市的空间关联性研究——基于引力模型和场强模型

依据航空港经济的特殊性,构建了符合航空港经济特点的引力模型和场强模型,通过测算2013-2017年郑州航空港区与河南省辖市之间的引力值、场强和断裂点,探究了彼此之间的空间关联性。结论为:5年间郑州航空港区在河南省的经济影响力逐年增强,与各省辖市的空间关联强度均呈递增趋势;经济辐射整体上呈现"近强远弱、北紧南松"的特征,辐射区域集中在河南省中北部;以许昌为代表的周边临近城市的航空相关产业仍具有较大发展空间;洛阳和南阳各自拥有的民用机场会对郑州航空港区的经济辐射产生"替代效应",弱化两地与郑州航空港区的经济关联;郑州航空港区对河南省内小城市的航空指向更为显著。

皖江城市群旅游经济空间联系格局

在皖江城市群作为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示范区背景下及区域交通网络化、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的新形式下,对皖江城市群旅游经济联系和影响范围研究就显得必要。以该地区10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为主线,以界定旅游中心节点、测算旅游经济联系量和场强模型为手段,构建皖江城市群旅游圈。研究表明:以合肥和芜湖为双核的皖江城市群大旅游圈,其内部分为3个次旅游经济圈,北部以合肥为中心,包括六安区域、滁州和含巢湖整个水面的大部分区域的合肥旅游圈;西南以安庆为中心、池州为副中心,含铜陵一部分地区的安庆旅游圈;东南以芜湖为中心、宣城为副中心,包括马鞍山和部分巢湖区域、部分铜陵区域的芜湖旅游圈。最后提出了3个旅游经济圈发展的旅游规划建议。

陕西省城市旅游经济辐射场强格局演变研究

基于场强模型,通过空间分析和聚类分析,利用SPSS19.0和ArcGIS9.3对陕西省10个城市2001-2011年的旅游经济辐射场强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1年间10个城市旅游经济实力和旅游经济辐射场强均有大幅度增强;空间分布整体趋势为中间高四周低;旅游经济辐射场强重心向北偏西发生了一定的偏移,说明旅游经济发展速度有一定区域差异;通过分析发现陕西省已形成了以省会城市为中心城市,其余9个城市为外围城市而构成分工不同的单核地旅游网络空间协作发展格局。

交通驱动下湘西地区旅游城镇集聚场强时空演化及影响机制

交通基础设施在区域旅游一体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旅游城镇集聚格局的形成和优化具有显著影响。本研究运用复合区位熵和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测度湘西地区2000—2019年旅游城镇集聚水平和交通可达性,借助改进的场强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探讨旅游业发展典型区域的旅游城镇集聚场强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机制。研究表明:(1)研究期内湘西地区旅游城镇集聚场强值和交通可达性呈不断提升的态势,交通最优辐射范围在1.6h以内。(2)旅游城镇集聚场强空间格局经历了由“单向主导型”到“双向互动型”的动态演变过程,具体表现为以凤凰为主的高场强区转向以武陵源、永定和凤凰为龙头形成的三大高场强区;交通可达性表现为以中部地区为中心沿南北轴线扩散的不规则圈层结构。(3)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人居环境状况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通过改善交通条件而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促进旅游城镇人口、土地和产业等要素聚集,提升地方旅游经济效率,并增加资源利用的机会成本,进而推动旅游城镇集聚空间结构实现了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