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责任:康德与阿伦特论根本恶

康德和阿伦特都对恶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但对于二者根本恶概念之间的关系,学界尚未有详细的讨论.采用准先验分析进路,可以发现恶的形成既受到先天因素的影响,也与社会环境因素紧密相关.这一路径为深化对康德和阿伦特根本恶理论共通性的理解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分析视角.基于此,对根本恶的分析应从经验性恶行出发,进而追溯到其更深层次的主观根据——人的自由本性.阿伦特和康德的自由概念在结构上具有相似性,二者在对根本恶的讨论中都十分关注人类的自由本性与道德责任.阿伦特对康德根本恶理论继承与发展,为深刻理解恶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更广阔的理论维度.

汉娜·阿伦特关于“恶”的理论

汉娜·阿伦特一生最大的思考重心是"关于平庸的恶的思考"。她的"平庸的恶"的概念来自于其"根本恶"的概念。她认为"根本恶"是极权主义制度所创造出来的一种史无前例的恐怖,而"平庸的恶"则是由于此状态中的平常之人被完全洗脑与控制之后,在丧失了人的自由性与思想性,从而丧失任何道德判断力的条件下所犯下的不自觉的恶行。阿伦特指出的这两种"恶"实质上是从社会与个体两方面揭露了现代社会极权制度下人性的丧失状况。

根本恶,绝对无——列维纳斯与后人类的断裂主题

阿伦特的平庸恶概念不仅颠覆了对根本恶的传统思辨,更是尖锐指向了现时代以来的核心困境。鉴于她的判断概念的明显局限性,我们试图转向列维纳斯的时间性理论寻求回应之道。重新发端的当下,全然陌异的未来及其留存的创伤之痕,这一条时间性的脉络既从根本上为绝对分离的哲学原则奠定了前提,更是为重新开启根本恶的视角提供了真正起点。由此,在列维纳斯和晚近后人类思潮的断裂主题之间,亦产生着明显的相通与共鸣。

从多余性到无思性:论根本恶的平庸

恶的问题是贯穿阿伦特一生运思的主题,她关于根本恶和恶之平庸的观念并非如人们所以为的那样前后矛盾,而是对同一种恶的不同层面的关切。根本恶指的是极权主义尤其是集中营的暴行,突显的是"多余性";恶之平庸所描述的是艾希曼这个作恶者的形象,突出的是"无思性"。此外,在理论层面上,阿伦特对恶的理解是在与康德争辩,她先是对"根本恶"作出了不同于康德的理解,然后又以"恶之平庸"取代了康德在探究恶的产生上的理解。然而,在走出恶之平庸的路径选择上,阿伦特回到了康德的启蒙精神,强调思考是人的责任。

论阿伦特“平庸的恶”

"平庸的恶"是阿伦特继"极权主义"、"反犹主义"后,对现实关注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平庸的恶"特指艾希曼身上所体现的脱离现实与无思想性。不思想、空洞无物所造成的灾难远远大于作恶本身。"平庸的恶"理论不仅是阿伦特对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恶行的定性,更是阿伦特对在大屠杀中犹太人自身,尤其是犹太人评议会所负责任的反思和追问,它表明了阿伦特作为学者的良知和勇气,是阿伦特思想的一个重要转折,也是阿伦特政治判断理论的重要理论来源和组成部分。

齐格蒙特·鲍曼关于大屠杀的伦理批判

在耶路撒冷审判艾希曼引发了阿伦特和鲍曼等中东欧思想家对犹太人大屠杀中罪恶与道德责任的伦理学对话。阿伦特提出了在极权主义政权下个人的伦理责任问题,即集体犯罪也不能免除个人伦理责任。在阿伦特的启发下,齐格蒙特·鲍曼阐释出纳粹并不是变态的狂暴之徒,而是现代性文明的产物。他认为道德冷漠产生于纳粹德国对社会距离的再生产,时空区隔和道德悬置使大屠杀得以顺利进行,而重建现代道德社会学的关键在于人对于他人的责任及其接近性、亲历性。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对纳粹罪犯的道德拷问以及对现代伦理学重构的可能性的思考,对我国学人深入研究日本侵略者的道德伦理问题有一定借鉴意义。

艾希曼、平庸之恶与服从行为研究犹太创伤与社会心理学的另类叙事

在社会心理学的历史上,他人或群体对个体的影响会使其行为发生怎样的改变,一直是一个引人关注又成果丰硕的领域。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犹太人的疯狂屠戮,以及执行者在屠戮过程中通过“恪尽职守”表现出的机械、冷酷与无情,在引发阿伦特有关“平庸之恶”讨论的同时,也在社会心理学领域酿就了以米尔格拉姆的“服从行为”研究为主导的实验。这一实验在学理上可以追溯到勒温、谢里夫和阿希在该领域中的一系列先行研究,而在现实中则源自犹太世界长期以来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的肉体和心灵的双重创伤。正是犹太人长期以来遭受的苦难,使得从众和服从的话题成为犹太裔社会心理学家挥之不去的梦魇及绵长的另类叙事。

阿伦特被艾希曼的伪装欺骗了吗——重审“平庸的恶”引发的争议

随着《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平庸面具下的大屠杀刽子手》一书的英文版于2014年面世,西方学界关于艾希曼审判的争论再度升温。很多学者认为,该书披露的材料表明:艾希曼是一个死不悔改的反犹分子,并且非常狡猾,阿伦特被他的伪装欺骗了。但是,如果我们联系阿伦特对大屠杀的整体研究,并综合考察艾希曼的表现,就会发现并非如此。虽然阿伦特认为艾希曼的犯罪并不是出自狂热的反犹动机,这与艾希曼在法庭上的供述相一致,但她并不是轻信了艾希曼的狡辩,而是有自己的判断依据。她认为艾希曼不会思考,也不是说他愚蠢,而是说他不会站在受害者的角度思考自己行为的意义。而她所提出的“平庸的恶”,也不是指艾希曼只会被动地执行命令,而是指他的犯罪不是发自邪恶的内在动机。

奥斯维辛的根本恶或平庸之恶——普里莫·莱维作品中的施害者分析

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亲历者、见证者与书写者,在其客观冷静的笔触下,纳粹惨无人道的奴役、屠戮与集中营“囚犯”的境况与创伤得到一一呈现,纳粹施害者的身份在根本恶与平庸之恶之间呈现出多维面向,莱维在多部小说中深入探究与批判了纳粹施害者暴力行径背后德意志帝国极权主义之恶与人性本恶。作为知识分子与人文者,莱维在仇恨、理智与反思中对施害者实现了宽恕的难能之能。

邪恶的两张面孔:根本的邪恶和平庸的邪恶——汉娜·阿伦特对极权主义制度下的邪恶现象的批判

汉娜.阿伦特对极权主义制度下的邪恶现象有两种表述方式,即“根本的邪恶”和“平庸的邪恶”。前者的根本特征表现为破坏了人类发展和和进步的概念,致力于把人变成多余的人的事业,以及消灭了人的法律人格、道德人格以及作为个体的人;后者的特征体现为无思想和肤浅性。阿伦特为思考极权主义专制制度下邪恶现象产生的根源以及个人应该担负何种道德责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从而为建立一种以思想为核心的个人责任伦理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

思考活动的伦理意义——阿伦特对“平庸之恶”的破解

汉娜·阿伦特认为,现代社会中个人的盲目服从行为是导致极权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对艾希曼案例的剖析中,阿伦特发现,其无意识的服从行为主要是由于不思(thoughtlessness)所导致的,这种不思是现代社会人们缺乏对自己意识、行为判断的主要原因。思考活动是反抗式的,是对一切人们业已认为理所当然的规则或规范的审查、反思、批判甚至瓦解。在这方面,阿伦特最为重大的贡献在于她向我们呈现了她的思考过程,并有可能激起更多人的思考,这正是克服现代社会病症的必要方式。

汉娜·阿伦特对“平庸的恶”的哲学反思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汉娜·阿伦特提出了"根本的恶"的概念,论述了极权主义统治所犯下的极端的罪恶。然而通过对艾希曼审判的关注,她逐渐改变了原来的观点,提出了"平庸的恶"的观点,认为极权主义所犯下的罪恶往往都是由与艾希曼类似的平庸而肤浅的人所促成的,并对德国特定时代的社会隐忧和个人责任做出了深刻的反思。

从《地下铁道》探析怀特黑德笔下恶的内核与演绎

《地下铁道》是科尔森·怀特黑德拨正错误历史的一次文学尝试,揭露了美国建立伊始便存在的恶和美国文明的创伤。这部小说从法律地位、道德伦理和生存权等方面描写美国南方黑人的生存窘境,揭示了种族极权主义在南方奴隶制社会里的根本恶及其表现形式。怀特黑德展现了人在特定环境、盲从心理和私欲的作用下所犯的平庸之恶,认为施恶者也难逃个人应负的道德责任和历史责任。他还通过善恶交织现象的描写,再现了美国种族极权主义社会环境里恶的各种表现形式,凸显了人性的复杂性,抨击了奴隶制对人性的扭曲和对人类文明的颠覆。

阿伦特论思维的抗恶意义

阿伦特认为,个人对极权主义的盲从是导致人的危机的根本原因。以艾希曼为代表的作恶之人,缺乏明确的作恶动机,犯下了“平庸”的罪恶。阿伦特从以艾希曼为代表的政治事件中,看到了缺乏思维能力与作恶之间的紧密关联,缺乏政治性的思维能力是产生“平庸的恶”的根本原因。个人的“平庸的恶”与极权主义的“极端的恶”,共同摧毁了人的自由和尊严。阿伦特指出,思维是我与自身的对话,是克服“平庸的恶”的方式,它能够通过反思经不起检验的规范、释放评判是非善恶的判断,来有效地抵抗罪恶。

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思想探究

艾希曼审判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也是最具争议性的审判之一。这次审判使汉娜·阿伦特对于"根本的恶"的概念有了新的认识。"平庸之恶"观点的提出是对其"根本的恶"思想的深化与补充,是对极权主义制度下人性的深刻反思。阿伦特"平庸之恶"思想为我们跳出传统的关于"恶"的一维认识怪圈,深刻理解个人与社会、服从与责任以及罪与罚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具有重要的政治哲学意义。

现代性视域下的“恶之平庸”——以《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为出发点

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出“恶之平庸”的概念。在阿伦特看来,“恶”自身根于现代性,又因现代性而变得“平庸”。现代性中固然包含被阿伦特肯定的部分,但这种肯定也仅仅是部分的,并不能够掩盖现代性作为“恶之平庸”的根源这一事实。也正因此,现代人通过思考来抵抗现代性所伴生的“恶之平庸”不但是有必要的,更应是义务性的。

重省《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当下美国学界关于“恶之平庸”的论战

近年在美国学界,诸种因素促使围绕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论战再次升温。争论主要围绕"恶之平庸"这一观点。以马克·里拉、斯坦格内丝以及理查德·沃林为代表的批评者们质疑"恶之平庸"在事实及理论层面的合理性。他们认为,虽然这一观点非常有助于人们思考现代科层制中的人性问题,但以"平庸""无思"来理解艾希曼,却是阿伦特对艾希曼的历史真实面貌的误读。里拉和沃林指出,误读的原因,是阿伦特未能摆脱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以及她对纳粹之恶"过于复杂的简化"。笔者认为,从"根本恶"转向"恶之平庸",阿伦特的问题在于她大大地缩减了人们理解恶、应对恶——或者说思考人类责任——的问题框架。

恶的平庸性:论索洛古勃作品中的“小人物”

本文试图以汉娜·阿伦特政治哲学的视角为参考,以索洛古勃作品中独树一帜的"小人物"为切入点,以期对索洛古勃的"恶"展开新的思考,本文认为,索洛古勃的"小人物"书写是对果戈理的延续和发展,揭示了现代性社会中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人性的被抽离、主体性的丧失、恶的平庸性等等问题。

再议艾希曼承担个人国际刑事责任的合理性基础

1961年以色列地方法院对纳粹战犯,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重要组织者阿道夫·艾希曼进行了审判。该案所牵涉证人证言与证据材料十分庞杂,同时纽伦堡审判所确定的上级命令不得作为公然性质犯罪的抗辩这一判决要旨贯穿了庭审的始终,这些元素均为该案赋予了现实的研究意义。但或许是因为管辖法院系以色列这一主权国家的国内法院而非如同纽伦堡审判意义上的国际法庭,艾希曼案在个人国际刑事责任承担理论领域引起的关注远不及道德哲学与行政组织学领域。除此之外,随着研究的深入,底层的基础性问题不断涌现,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艾希曼承担个人刑事责任的伦理学基础与行政组织体系框架下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的分配问题。针对该系列问题,单纯依靠现有的国际法理论似乎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因此有必要借鉴上述学科相对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为艾希曼承担个人刑事责任的合理性基础进行补强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