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现状与未来——部长级会议决定解读

从2022年开始,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谈判陆续展开,并且在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前取得了一定成果,形成了谈判文本。谈判是在美国主导下进行的,谈判文本的核心是回应美国关注。然而,美国仍然不同意恢复上诉机构,以至于谈判文本中的上诉/审议部分出现空缺。由此可见,谈判是以争端解决其他方面改革换取美国对上诉机构的支持,但是这一目标没有实现。有鉴于此,加上成员意见分歧和美国大选在即,争端解决改革谈判的前景不容乐观,WTO成员应该考虑更多路径,包括使用上诉仲裁和新立上诉机构。

GATT/WTO下的环境——贸易争端评析

随着国际环境法的发展 ,GATT/WTO受理的环境———贸易争端呈现出三个阶段的变化。发达国家扩展其国内环境法的域外效力而与致力于经济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产生贸易冲突 ,使这类争端日益增多 ;GATT/WTO争端解决机构适用法律时逐渐接受环保理念 ;争端解决机制通过一系列改革逐步提高了处理环境与贸易交叉问题的能力。但是 ,GATT/WTO的贸易法原则和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解决环境———贸易争端的理想机制。

WTO框架下中美原材料出口限制争端的法律问题

2009年6月23日美欧就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向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提起申诉,本起争端反映的实质是各国对资源的利益争夺,但在DSB中却表现为典型的法律争端。该案关键在于中国能否证明以下问题:(1)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的法律依据符合WTO规定;(2)中国出口数量限制符合GATT第20条(g)项所要求的"与国内限制同时生效";(3)中国出口税符合例外情况。中国要善于从WT/DS363案中汲取经验教训,注重数据的证明效力;并以此次争端为契机,完善我国资源保障体系。

WTO争端解决机制危机:原因、进展及前景

争端解决机制是WTO的核心和基础,其有效确保多边贸易体系的正常运作。同时,21世纪以来,WTO成员提出各种改进争端解决机制的意见,但未能达成一致,导致改革滞后。本文深刻分析了美国近期反对上诉机构的原因,认为美国对上诉机构效率低下和离任法官的使用表示不满,对上诉机构越权做法和案件判决的先例价值表示担忧,这实质反映出美国单边主义、强权主义回归的思潮。进而梳理了近期围绕争端解决机制危机的各方反应和事态进展,包括欧盟、加拿大、中国等在内的绝大多数WTO成员均表示继续支持争端解决机制,并提出具体改革意见,但被美国否决。最后,对危机前景进行了分析和展望,指出由于美国的蓄意干涉,WTO争端解决机制有瘫痪的风险,给WTO前景蒙上阴影,我国宜及早做好准备。

WTO框架下稀土纠纷可能引致之争端与解决

2010年中国对稀土元素产品的出口限制引起世界的关注,其与2009年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案有类似之处,均反映了中国与其他WTO成员方之间的资源"攻守"博弈,但其具体形式又有新发展。本文将结合WTO规则及以往争端解决实践,深入探究其实质与发展,试图提出应对措施,以期能更好地对这一潜在争端做好充分准备,维护中国的正当利益。

美国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不满与改革诉求

在GATT/WTO争端机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美国一方面积极推动争端解决机制规则化发展与完善,另一方面也利用大国强权破坏争端解决机制的多边约束。由于认为上诉机构在裁决案件过程中存在越权行为,不仅与美国国内法冲突,也不符合“美国优先”的执政思路,特朗普政府多次阻挠上诉机构成员任命,最终造成上诉机构停摆,以实现其破坏性推动WTO改革和谈判、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争端解决机制的目的。由特朗普政府对上诉机构的指责和其最新签署的贸易协定可以看出,美国需要一个更倾向于权力而非规则、更加宽松和自由、更加透明和高效的争端解决机制。

论WTO争端解决中的司法积极主义

WTO争端解决机构经过近10年的运行,业已成为最重要的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然而,由于WTO立法行政机构较之其司法机构太弱,WTO规则本身模糊性强,加之其他原因,WTO专家组与上诉机构在具体争端解决中产生了以法官造法和对行政机构职能缺乏尊重为表现形式的司法积极主义。司法积极主义不仅与WTO的现有规定不一致,而且引发许多严重问题,并导致WTO危机加深。鉴于此,有必要改变WTO的现有体制,使其司法、立法与行政在机制上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与制约。

WTO《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研究

美国为了自身利益滥用“协商一致”原则导致上诉机构停摆后,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受到重创。世界需要一个运行正常的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以阻止世界贸易环境重回GATT时期。《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是针对目前上诉机构危机提出的解决方案,其除了在上诉机构瘫痪期间临时代替上诉机构职能的临时性外,还可在上诉机构恢复后作为上诉机构的补充制度,分担上诉机构的压力。现行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基础运行框架仅限于满足临时性需要,若将其作为上诉机构的长期补充程序,需要对争端解决机制、与上诉机构衔接、仲裁员机制、上诉机构报告与仲裁裁决适用机制进行构造。

超越先例作用力:基于WTO争端解决实践的研究

为化解主权债务危机对欧元乃至欧盟金融稳定构成的威胁,欧元区国家首先创建一系列应急性金融稳定机制。鉴于这些援救工具与欧元区债务危机长期化趋势存在结构性矛盾,因此,欧洲决策者们随即决定创设永久性金融稳定机制——"欧洲稳定机制"。这一旨在确保整个欧元区以及其成员国金融稳定的法律框架虽被认为违反了欧盟法,但欧洲法院凭借对欧盟法的灵活性解释,成功调和了两者在法律上的矛盾。"欧洲稳定机制"的运行有助于改善欧盟区域治理,促进了欧元区国家金融与财政政策一体化乃至全球金融稳定,其彰显的合作精神也为维护全球金融稳定提供了思路。

解析WTO协议下的中止减让措施

分析了发展中成员在选择《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22条规定的WTO成员方可以采取的中止减让措施时应考量的因素,并就现有的改革建议进行分析,认为现有的改革建议并不适用于所有的WTO案例,应由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具体案例中批准使用具体的中止减让措施,以确保中止减让措施的有效性。

上诉机构停摆后的WTO争端解决

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机构的停摆虽然对WTO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并不意味着其争端解决机制的终结。我们不应该扔掉整个皇冠,即使它上面的宝石出现了裂缝。通过对上诉机构停止运作后将主导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若干方案及其利弊的考察分析可见,WTO上诉机构的停摆对于目前及未来发生的贸易争端将意味着,WTO争端解决尤其是如何处理专家组报告将从一揽子、统一适用的模式进入到多元化、碎片化的模式。当前,在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浪潮时隐时现,多边贸易体制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如何继续保证WTO规则的一致性和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将是摆在WTO成员面前的迫切课题。中国需要与其他成员一起,通过必要的革新和改进,致力于为上诉机构重新恢复运转寻求永久且迅速的解决方案。

WTO法律规则的逻辑内涵与适用外延——以轰动一时的“稀土案”专家组裁决报告为例

WTO争端解决的"规则导向"要求争端当事方准确理解WTO法律规则的逻辑内涵与适用外延,而轰动一时的"稀土案"专家组裁决报告最能说明这一点。该案专家组对所涉规则的适用和解释凸显其持有的自由裁量权,申诉方对中国国内相关措施的非议和建议均渗透至专家组的法律推理过程和裁决结果,而中国的辩护理由和评论意见则显然剥离了WTO相关规则之间的关联。从规范和实证角度,厘清WTO法律规则之间的一致性及其中存在的局限性,澄清WTO法律规则与国际法相关基本理论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争端解决中准确理解和选择援用WTO的法律规则。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法庭之友”问题

WTO诸协定,特别是《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简称DSU)中没有关于法庭之友的规定,但是法庭之友主动向专家组、上诉机构提交意见,介入争端解决机制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没有法律依据的前提下,争端解决机构对法庭之友意见采取一案一议、非连贯性的做法,引发了成员国之间激烈的争论。为了提高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定能力,建立一个更加具有预测性和透明度的体制,争端解决机构有必要对此问题予以解释和澄清,允许法庭之友在专家组阶段提交意见。

日本与WTO争端解决机制

在GATT时代,日本在争端解决机制中比较被动,败诉相对较多。到了WTO时代,日本开始积极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积极运用这一机制维护日本的国际贸易利益,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出现了胜多败少的局面。日本这一变化的内在动力来自日本以入世为契机成功实现了贸易政策从以往的保护主义向自由贸易转换,可以在WTO争端解决机制舞台上以自由贸易的形象示人,并为此进行了WTO争端解决机构上诉机构大法官的人事布局,一直保持了日本人的上诉机构大法官的席位。日本的这一成果可以为我国所借鉴。

论授予WTO上诉机构发回重审权

WTO上诉机构的建立揭开了国际司法制度史上的崭新一页 ,对于整个争端解决机制的维护与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然而 ,该上诉机构却缺乏通常上诉机构所拥有的一项重要权力———发回重审权。该权力的欠缺并非是无足轻重的 ,它已经引起了理论和实践中的某些混乱。为此 ,国际社会应对WTO上诉机制予以重新关注 。

论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地位

在WTO争端解决机制运行了若干年之后,一些学者观察到判例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地位越来越显著。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能否成为有拘束力的先例,学界对此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从目前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在争端解决机制中地位的现状入手,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结合案例及各种理论证明报告目前看来不可能具有先例效果,以期对中国的实践作出一些指导。

WTO上诉机构危机的国际法分析

WTO争端解决机制建立在条约基础上,因此《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序言中的善意原则应适用于解释当前的上诉机构危机。上诉机构危机不能归咎于上诉机构所谓的问题,而应归咎于美国的阻挠行为。美国破坏上诉机构成员连任和遴选,并持续阻挠上诉机构恢复运转,显属滥用权利。在争端解决机制支离破碎已达4年,并且谈判前景模糊不清的情况下,启动《建立WTO协定》中的表决程序,或者集体启动上诉机构成员遴选程序,可能是解决上诉机构危机更为适当的路径,而《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的情况之基本改变和相互间协定等内容也为上述方案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支撑。

中国稀土出口案败诉的启示和产业政策调整

中国政府对稀土出口采取征收出口关税、出口配额措施、限制稀土出口企业资质三项管制措施被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裁定违规,中国援引GATT1994第20条一般例外条款中的(b)、(g)两项的抗辩失之勉强。面对稀土出口争讼案败诉的倒逼,中国政府应该停止被裁定为违反义务的出口管制措施,深度调整稀土产业政策,通过加强环保执法促使稀土开采和生产的环境成本内部化,提升稀土行业自治水平,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在此基础上大胆面对和利用国际市场竞争机制促进中国稀土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对司法节制原则的适用

尽管对《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17条第12款进行严格解读可能得出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无权适用司法节制原则的结论,但这一问题仍然存在争议。实践中,上诉机构在很多案件中都适用了司法节制原则。当上诉机构认为解决一个实体问题对于解决争端并非必要时,往往出于司法节制的考虑不对相关实体问题予以审查。此外,无论上诉机构对于实体性请求予以支持,还是反对,抑或不予审查,其常常不会审理与之捆绑的程序请求。除了司法节制本身的考虑,上诉机构还会运用司法节制原则规避对某些疑难体系性问题的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