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下我国稀土资源出口限制法律问题探析

中国稀土资源出口现状不容乐观,中国出于多种目的而对稀土资源实施出口限制,美国、欧盟和日本轮番指责中国稀土资源出口限制政策,并声称拟向WTO起诉。如果上诉到DSB,则表现为法律争端,中国的出口限制依然要受我国入世承诺的约束,能否成功援引GATT20条(g)款,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WTO需针对自然资源贸易的特性制定恰当的、透明的、可预测的和公平的贸易规则,同时中国应努力采取多方举措争取使稀土资源出口限制符合WTO规则。

WTO“稀土案”与中国自然资源出口管制的完善

举世瞩目的 WTO"稀土案"于2014年8月7日终落帷幕。同先前的"原料案"一样,中国还是难逃败诉的命运。上诉机构支持申诉方的大部分指控,再次否决了《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of 1994,以下简称GATT)第20条对中国《入世议定书》的可适用性,从而确认中国对稀土、钨、钼三种原材料采取的出口税及配额等管制措施违背了WTO相关规则和入世所作的特殊承诺。作为自然资源的进出口大国,在自然资源贸易纠纷(特别是出口管制问题)不断"升温"和WTO争端解决机制运用愈来愈频繁的今天,中国应认真总结和反思这场"稀土保卫战"失利带来的经验教训,以从源头上破解中国出口管制措施在WTO体制下遭遇的法律困境,避免今后类似案件败诉的重现。基于此,本文综合应用案例分析、文本分析、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等方法对"稀土案"争讼的焦点和争端解决机构(DSB)的裁决意见做了详尽的透析,结果发现此案中DSB的审理不同程度存在着解释僵化、无视中国缔约真意及主观随意、前后矛盾等失范之处,对中国颇为不公。不过,该案也从另外一方面暴露出中国出口管制立法的疏漏与实施缺陷。是故,本文建议中国:1请求部长级会议/总理事会对GATT与《入世议定书》关系做出统一解释,并单独将出口税承诺纳入减让表;2重视DSB既有的裁决思路,根据WTO规则修改相关出口管制法规;3加强资源开采的法律管控,提高资源税的征收标准;4确保对内外资源需求企业的管制一致,优化出口许可管理,努力从WTO法和国内法两个层面推动现行自然资源出口秩序的完善,使中国今后对自然资源的出口管制既能符合WTO规则又能达致确保本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之目的。

稀土资源税对“寡头”国出口市场势力的影响研究

笔者主要从税收转嫁的角度分析"寡头"国的稀土资源税政策对其出口市场势力的潜在影响,在系统把握我国稀土产业链上下游布局,理清稀土生产、加工以及贸易结构的基础上,通过改变国内稀土生产函数,研究使得稀土贸易市场出清条件下的税收价格转移弹性。分析表明:"寡头国"资源税的征收除了倒逼国内稀土行业整合,提高行业集中度之外,还可以将部分的税负转嫁到国际市场,增加稀土出口市场势力和贸易利得。

提升我国稀土产业出口定价权的财税政策分析

我国虽然是世界上稀土资源出口量最多的国家,但却不拥有稀土出口产品的定价权。其主要原因在于:稀土企业过多,市场集中度低;科研能力不足,出口产品附加值低;政府相关的税费政策不合理。对此,政府应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财税政策措施来改变这一状况,从而达到既促进稀土产品的出口,又要保护我国的稀土资源和人类生存环境的目的。

提高稀土资源税率对增强我国稀土出口定价权的潜在影响研究

作为世界稀土出口大国,我国稀土的出口价格却长期处于"白菜价",定价权缺失。2011年4月1日,国家统一调整稀土矿原矿资源税税额标准(从量税),上调幅度逾10倍。此举被视为国家提升我国稀土出口定价权的有利措施。本文在系统把握我国稀土产业链上下游布局,理清稀土生产、加工以及贸易结构的基础上,分析资源税率的提高对增强我国稀土出口定价权的潜在影响。研究表明提高稀土资源税率不但可以倒逼国内稀土行业整合,提高行业集中度,还能通过影响国内稀土生产函数,将部分的税负转嫁到国际市场,从而增加稀土出口市场定价权;同时本文在研究中发现从量税作用的有限性,指出制定稀土资源从价税的迫切性。

中国稀土出口定价能力的培育机制研究

2014年中国在WTO稀土案中的败诉使中国稀土出口配额制和出口关税退出了历史舞台,稀土供需与定价将在新的规则下发生新变化。应该在遵循国际贸易规则的前提下,培育中国稀土出口定价能力,从而达到保护稀土安全、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的目的。

不完全信息下稀土出口定价的博弈分析

我国缺失稀土出口定价权是受到期货市场、稀土供求关系、稀土产业集中度、稀土厂商技术水平和国际垄断资本五个方面因素的影响。构建了稀土出口议价的鲁宾斯坦模型,并引入不完全信息使模型的设定更加符合现实,通过引用"不耐心系数"和"初始认知"两个概念分析了我国缺失稀土定价权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完全信息下,稀土进出口厂商谈判的不耐心系数是决定交易价格的重要因素,不耐心系数越小的一方谈判成本越小,具有更强的定价权;当存在不完全信息时,稀土进口厂商总是可以将自己伪装成更强大的类型,进一步压低稀土出口价格。我国应加快金融改革步伐,尽快实现稀土金融定价权,并从产业和企业两个层面制定政策争取稀土出口定价权。

定价权规律国际透视与中国稀土下一步选择——基于稀土治理和定价权关系指向的研究

定价权作为对外市场贸易领域的话语权标志,承载着相关利益战略的引导和保证功能。因而,稀土定价权攸关"中国元素"稀土的资源利益、国家创新战略以及产业可持续发展。同时,由于稀土定价权与稀土治理存在"的"和"矢"的关系,所以只有深刻把握定价权规律,才能科学推动中国稀土深化治理,从而实现稀土定价权真正获取。为此,面对中国稀土治理维艰和其定价权改善不稳、定价权依然缺失,亟需系统汲取和借鉴定价权国际经验理论。本文运用立体透视方法对三大国际定价权经验规律进行深入揭示,发现协同应变能力、适宜的持续创新能力及对资源与环境特殊性的正确把握是其以不同风格获得与保持定价权的关键。由此提出中国稀土下一步以定价权为导向的根本治理和定价权独特促进与科学战略、全面获取的选择之策。

中国稀土国际市场势力测度及政策有效性研究

本文基于买卖双方视角,运用拓展的SMR模型,选取13个中国稀土主要出口国为研究对象,对1992—2015年中国稀土出口贸易国际市场势力进行实证测度,并进一步探究中国稀土出口管制政策的效果。结果显示:整个阶段中国在国际稀土贸易出口市场中缺乏市场势力;从出口政策鼓励阶段到出口政策限制阶段中国稀土出口市场势力明显上升,反映出稀土出口管制政策成效显著。针对实证结果,本文从没有在源头上实行有效管控、国际市场改变供需结构应对出口限制、中国高端技术匮乏等角度具体分析了导致中国稀土市场整体势力缺乏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稀土的国际定价地位研究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生产和储备国,占全球稀土出口50%以上的市场份额。但由于定价权的缺失,我国稀土出口对国际价格影响微弱,总量上的"大国"优势并未转化为现实的贸易利得,呈现出"福利恶化型增长"。总量看,稀土国际进出口市场均存在明显的寡头垄断性,但进口方微观市场影响力的强大使国际稀土处于买方市场状态。因此,我国应注重稀土的长远发展和行业集中度,增强企业实力,从微观层面上掌控稀土国际定价的主导权。

资源性商品国际市场上中国的市场势力研究——以焦炭、稀土为例

本文针对中国作为众多资源性商品的出口大国却陷入"定价小国"的这一困境,提出了"中国大市场悖论"这一论点,并以焦炭、稀土这两大重要的资源性商品市场为研究对象,证实了这一悖论的存在。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在焦炭产业已初具规模化生产特征,焦炭、稀土等资源性商品出口市场都是非完全竞争市场。中国在21个焦炭出口市场中,仅在孟加拉、墨西哥等少数市场拥有一定的市场势力。中国在19个稀土出口市场中,仅在日本和英国市场拥有有限的市场势力。基于中国具有资源优势而定价权有限的现状,本文提出了在焦炭市场推行碳排放交易,在稀土市场加强应用开发研究,构建资源性商品出口价格联盟以及组建焦炭、稀土"欧佩克"等政策建议。

资源税从价计征对稀土出口价格的影响研究

资源税从价计征对建立有效的税收自动调节机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稀土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20年我国稀土出口价格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实证分析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对稀土出口价格的影响。研究发现:(1)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促进稀土出口价格提升,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对上游产品更为明显;(2)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主要通过增加稀土企业环境成本和提高产业集中度两条途径影响稀土出口价格。建议相关部门进一步优化资源税制度、推动行业整合、加大技术研发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