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风格派对包豪斯设计理念转变的影响

研究了荷兰风格派对包豪斯设计理念的影响,分析了风格派的设计理念在包豪斯理性设计中的体现,并阐述了风格派对现代设计发展的重要意义。结合荷兰风格派相关设计作品和代表人物,对荷兰风格派包豪斯设计中的体现进行多层面、多方位分析,总结了风格派对于理性主义设计和现代主义设计的深远影响。

南宋后期理学家的施政主张与地方治理——以真德秀为中心的考察

南宋后期,以真德秀为代表的理学家继承朱子学说,积极建构契合理学家社会理想的政教体系。在理论层面,真德秀提出“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的为政纲领,具体制定了地方治理的规章条目,不仅从为官品德上对各级僚属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也通过行政规章有效维护了基层秩序的稳定。在实践层面,真德秀将为政纲领贯彻到地方治理中,任职期间赈灾恤困,整军经武,兴建惠民仓、义廪,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荐举和按劾,真德秀将理学家的道德要求与地方官员的考课标准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行政措施的有效执行,推进了理学在基层社会的深入。

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内在张力析

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逐渐形成了理性主义文化模式,成为主导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和图式,并形成西方人的理性存在方式。但这种文化具有内在的文化张力,造成理性的人难以逾越的两难生存境遇,既促进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又造成人的全面异化。其原因是古希腊文化、基督教文化和近代理性主义文化所孕育和发展的“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的二元对立。在当前中国文化发展中,要反思批判当代西方理性主义文化,消解西方主义文化霸权,建构社会主义理性主义文化,积极向世界建构中国文化形象,助力中华文化走向复兴。

英国文学的精神价值探析——以朱利安·巴恩斯的作品为例

为了解世界文化的多元性,该文以朱利安·巴恩斯的作品为例,开展英国文学精神价值的探析,分析英国文学的现实意义,阐述朱利安·巴恩斯创作特点。明确巴恩斯在其作品中并不使用“大叙述”的创作方法,而是通过对生活的描写,构建人物的成长历程,朱利安·巴恩斯文学作品所传递的文化精神,被称为“英国公共精神”,是指在当代社会中所孕育的一种民族精神,其本质是将“英国公共精神”看作英国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认同的一种标志,反映了英国人民在各个时代的共同努力下所形成的一种精神;在巴恩斯早期的长篇小说中,历史事件只是为人物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背景,并没有真正体现出巴恩斯本人的历史意识,由此可以证明朱利安·巴恩斯作品是具有较为显著的理性主义精神的。

道德判断的社会直觉模型述评

传统的理性主义模型认为,道德判断是一系列理性推理的结果;而当前的社会直觉模型认为,道德判断包括直觉系统和推理系统两种加工,很多时候人们的道德判断更多的是一种直觉和情感的结果。近期神经心理学研究的一些成果证实了社会直觉模型的理念。

元明之际的浙学走向--以刘基的理学思想为例

研究元明之际思想家刘基的理学思想,可以为我们把握元明之际的"浙学"走向提供一个可供思考的案例。刘基理学思想的理论来源是两宋性理之学,其对濂、洛、关、闽之学均有继承与拓展,进而形成了具有自家特色的理气观。他的理气观主要有两层涵义:一是传统文论关照之下的理气观,是谓"理明气足"的文学理论;一是针对宋元理学视域下宇宙生成论、哲学本体论意义而言,是谓哲学层面的"元气说"。

论荆公新学的思想特质、历史地位及其与理学之关系

荆公新学以接续孔孟之道为己任,以内圣外王为基本框架,其学术特征以道德性命之义理为主旨而展开。王安石之易学思想,内圣与外王并重,强调盛德大业之完成。从思想史角度审视,荆公新学是第一个成功地全面取代汉唐注经之学的义理之学,其与理学之歧义落实于本体与工夫之上。

《孔夫子》：最初西文翻译的儒家经典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中,经典翻译扮演了很突出的角色。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把大量西方科学、哲学、宗教经典译成中文。同时,他们还把中国哲学经典翻译成西文。儒家经典在西方的第一个译本是《孔夫子》,文章第一部分简略地介绍文本翻译的历史背景,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传教士对《四书》的特别定义,第三部分试图考察耶稣会士的译文与新儒家对《四书》的诠释之间的关系,第四部分是对全文所作的一个总结。另外,文章对西方传教士所做的诠释选择跟他们本身思想和传教策略的联系,也给予了适当的关注。

从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的转变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 ,如果从史学思想的角度考察问题 ,就会发现我国传统史学经历了从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转变的过程。这两种史学思潮在史学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各方面都显示出截然不同的特征。揭示由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转变的内涵及其意义 ,有助于阐明中国传统史学发展中某些内在规律。

论西塞罗理性主义自然法思想

西塞罗因为对理性主义自然法的系统阐发而奠定了其在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上的地位。永恒的理性是自然法的本质 ,符合自然理性方为正义 ,自然法决定着人定法 ,构成了西塞罗法哲学体系的内在逻辑。秉持自然理性、关注现实实践、笃信法律与正义。

工作胜任力研究新视角:一种解释性方法

对胜任力研究的理性主义方法认为,人与工作是两个独立的实体,即主客二分。工作胜任力是与高绩效工作相关的知识、技能及个人特质等具体的属性,这些属性具有情景独立性。一种解释性方法——现象描述分析学从主客融合的角度来理解工作胜任力,认为胜任力由工作者的工作概念所构成。对解释性方法在胜任力研究中的特性及运用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金代理学发展路向考论

理学思想在金代趋于衰微 ,但研习者一直不乏其人 ,并表现出不同于南宋理学的整合方向 ,即象数与义理并重。至金后期 ,随着政治、学术环境的变化 ,理学受到越来越多北方士人的关注 ,以赵秉文、李纯甫、王若虚为代表 ,观点不同 ,研习的心态却相对活跃 ,客观上有利于理学的进一步发展。金朝的覆灭中止了北方理学的独特发展路向 ,南宋成熟的程朱理学借助历史的机缘取而代之 。

《红楼梦》哲学论纲

《红楼梦》不但具有最精彩的审美形式,而且具有最深广的精神内涵。《红楼梦》哲学是悟性哲学,是艺术家哲学。它的哲学视角是没有时空边界的宇宙极端的大观视角。《红楼梦》的基本哲学问题是存在论的问题,它的最高哲学境界是"空空"、"无无"。它的艺术大自在,正是永恒不灭的大有,它的产生经历了一个"空"的升华,经历了对色的穿越与看透。《红楼梦》具有自身的哲学主体特色,是一种以禅为主轴的兼容中国各家哲学的跨哲学。它兼收各家,又有别于各家,是一个哲学大自在。

基于短语和句法的统计机器翻译

回顾了统计机器翻译发展的历程,讨论了噪声信道模型、基于短语的统计机器翻译和基于句法的统计机器翻译,主张把理性主义方法和经验主义方法结合起来,以推进机器翻译的进一步发展。

理性之美——法国勒·诺特尔式园林造园艺术分析

在继承意大利文艺复兴园林和巴洛克园林传统的基础上,勒·诺特尔式园林通过严谨的几何构图,明确的空间结构,将传统要素组织得更统一、更宏伟,体现了理性主义的审美思想。详细分析了勒·诺特尔式园林的要素组成、空间结构和造园技巧。

对我国外资并购的反垄断法思考——以美国可口可乐收购我国汇源为例

外资并购一方面给我国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我国部分民族品牌消失而对民族经济发展形成冲击。外资并购对我国市场影响具有双重性,我国反垄断法立法不健全和实践经验缺乏导致了目前对相关市场界定的困境。在面对外资时,需要我们以我国现行法律为依据,从法学的专业视角来审视外资并购,不能仅仅靠自己的主观臆断或盲从舆论就认为外资的进入一定会危害我国的经济安全。

积善成德:荀子道德哲学的理性主义进路及其当代启示——一种德性伦理学的视角

自宋明以降,传统儒家的发展就其理论方向而言主要是孟子学一路的充分展开,此种情形一直持续到20世纪以来的当代新儒家那里。在此理论背景之下,儒家道德哲学的理论建构被简单地化约为孟子学意义上的情感主义进路。就思想史本身而言,这造成了对儒学内部丰富性和复杂性的一种遮蔽;就儒学之作为一种具有现实生命力的思想文化而言,更不利于我们充分发掘传统儒学内部多元性的思想资源以实现其在当代的理论重建。研究表明:作为孔子之后早期儒家最具代表性的两种道德哲学典范,孟子将道德基础建立在情感之上,代表了一种情感主义的理论取向,而荀子则以理性为基点展开其道德哲学,则代表了一种理性主义的理论取向,二者在理论建构上呈现出一副相映成趣而又殊途同归的图景。在儒家伦理学与德性伦理学会通的学术视野之下,从"人之所以为人者"、"涂之人可以为禹"、"是是非非谓之智"以及"积礼义而为君子"等四个问题的探析入手,揭示荀子道德哲学建构的理性主义进路这一独特的理论特质及其之于儒学重建所可能的当代启示。

构式的逻辑反思与汉语研究的本位问题——从构建中国特色语言学理论体系的角度看

我国语言学研究有着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但若要基于这些观点而形成在世界上有影响的中国特色语言学理论体系,我们尚需深入的语言哲学反思。理性的逻辑思辨对我国语言学理论学派的形成有重要启发价值。一个可能的切入点就是:把握现代认知语言学的前沿课题,基于汉语特点,反思构式义的认知逻辑本质,以期提出创新性的语言学理论。

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相结合的机器翻译研究策略

主要介绍了基于规则、基于实例和基于统计等3种主流机器翻译方法,探讨了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机器翻译中基于规则的理性主义方法和基于统计的经验主义方法的优缺点,结合机器翻译研究的现状和发展方向,提出了规则和统计相结合的机器翻译方法的基本思路,阐述了词义消歧中的理性主义方法和经验主义方法相结合的发展方向,对机器翻译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

哈贝马斯对现代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反思

论述了哈贝马斯对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态度,指出,哈贝马斯一方面冷静地批评了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特别是现代技术文化的弊端,挖掘了其中的根源,一方面提出了一种新的理性主义文化,即交往文化的构想。基本肯定了哈贝马斯的看法,同时指出了哈贝马斯的交往文化观缺乏对其实现条件——经济和社会基础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