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治到法治:理性反思后的选择

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不仅仅是一种名词的变化,更是人类社会生存和管理方式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不是自动生成的,而是建立在理性反思后的选择。人治社会并非一无是处,只是其表现出的三个特征在今天已经全然失去存在的土壤和理由;人治社会并非完全抹煞法的作用,只是法的作用从来都是受到各种限制的限制;法治与人治的冲突和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种特性决定法治对于人治的取代是一种必然的结局,是一种理性反思后的选择。

从法治国家到法治社会:现代大学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和深化,现代大学制度已正式被提上建设议程。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与法治建设密切相关。目前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存在理念层面的缺失性、制度层面的不完整性和行动层面的偏差性等问题。从法治国家角度看,原因主要在于主题过于集中政治生活、主体较为单一以及国家本位过于彰显等。为了进一步推进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在法治社会的视域下,应该不断加强制度建设、推进国家和大学共治以及培育社会公共理性。

论经济周期与信息周期理论

经济周期是指经济活动中的循环往复周期性的繁荣和萧条,经济周期超越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阶段,它普遍存在于世界范围内所有的经济现象中。经济周期的研究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其理论演变可以分为4个时期,分别是古典经济周期理论,新古典经济周期理论,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和现代经济周期理论,其中信息周期理论是现代周期理论新兴理论。发现并掌握经济周期的规律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主要内容,对国家宏观经济建设至关重要。

何以批判?——对这个问题的康德式回答

什么是批判?我们何以能够作出批判?基于康德的启示,我们可以把批判分为对象性批判和自我批判两种类型。我们之所以能够对一种普遍现象或思想观念作出批判,乃是基于一种理性的概念构想,它刻画了事情的本真所是或理想应是,对实存的事情具有一种规范性的力量。而什么样的理念或理想才是合理的,这不能诉诸简单的内省反思,而应通过自我和他人现实的共同论理才能得到确认。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内容的理性反思

职业教育是一种教育类型的定位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方位,应站在职业教育新的历史方位上来进行《职业教育法》修订的顶层设计。从教育立法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前瞻性来审视,重构《职业教育法》的法律关系和社会功能是新时代职业教育的立法需要;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突出类型教育的法律地位、建立职业高等教育学位制度是《职业教育法》修订的立法基础;为职业教育的现代治理提供法律依据和解决执行及监督过程中的关键问题是《职业教育法》修订的立法创新。

一类有理函数积分的教学思考

本文提出了针对农业与生物技术类本科专业高等数学教学中一类有理函数积分教材编写不足的问题;表明了在教学中如何进行必要的补充及分类总结此类积分规律便于学生掌握来处理问题的观点;总结了完善教学内容、突破教学难点、提高教学有效性的思考和体会.

融贯论视角下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机制审视——以《黄河保护法》相关规定为分析对象

《黄河保护法》是有关黄河保护的综合性法律,该法设计的流域生态保护机制是否科学,直接决定黄河治理的成效,影响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水平。在考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机制融贯状况的基础上,批判性反思其制度局限,剔除不相协调的冗余内容,能够为该机制的理性重构奠定有益基础。流域统筹协调机制以及政府责任制、考核评价制度具体落实措施的缺失,降低了流域生态保护机制的融贯程度。完善《黄河保护法》配套立法、落实协同治理、完善司法协作的同时,注重行政执法或司法适用活动主体建构性解释、重构相关法律规范,有助于流域生态保护机制内在价值和形式结构上的进一步融贯。

“撒谎救人”道德疑难的反思性超越

康德义务论否认撒谎救人的道德合理性,因与道德常识相冲突而引发争议。撒谎救人内含不撒谎与帮助他人的义务冲突,进一步可诠释为忠诚与抵制非正义的义务冲突。在现象层面,义务冲突表象为承担义务的条件冲突,做出怎样的道德选择需要上升到实践理性层面,反思实践理性规定何者为义务的根据与目的预设。当至善被设定为实践理性的最终价值目标,由走向至善规定的义务则成为义务之义务。当理性存在者的行动指向以至善为目的,以普遍实现自我的完善与他人的幸福为目的,则撒谎救人即使违背了道德常识,违背了不能撒谎这一义务之形式规定,但上升到实践理性的价值反思层面,对这一行为的道德判断不是不善,而是至善。

论法律与理性

理性作为非权力话语 ,是法律人自我理解的前提 ,而自我理解又是法律人自我存在的依据。法的规律性认识可以通过运用人的本能的理性来获得 ,理性已不单是一个人的理性能力问题 ,而涉及主体相互间的语言沟通、交涉与理解的架构。我们对法的理性的理解 ,通常是从认知理性与道德或实践理性两种意义上来认识与讨论的。人们对法与理性的认识不是被动意义上的认识 ,而是一种解放性、扬弃性的认识。所以 ,法的理性还是一种批判能力。法的信仰不能超越理性。信仰一旦超越理性、为信仰服务 ,则将导致理性丧失生命。如果我们不能正视或无力回应当前理性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么 ,我们就无法切实地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充分而有效的理论支持。

新法家的“国家主义”形式法治观批判

兴起于清末民初民族危亡之秋的新法家,在复兴先秦法家学说的同时注重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与转化,力倡"国家主义"的"新法治主义"并以之为救时济世的有效手段;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实践则被某些学者视为"法家第三期"法治思想的展开。基于新法家思潮对法治建设的可能影响,有必要对其工具主义理性和形式主义法治观予以批判性反思,以重塑"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法治的内在目的与外在目标的合理关系,为"法治中国"蓝图的顺利实现提供理论支持。

密涅瓦的猫头鹰应该这样再次起飞——写在2021年第十四届海关法论坛征文之际

海关法是国家实现更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法律,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特别是自由贸易港、一带一路建设、口岸开放等,须臾离不开海关法,一部统一的海关法典有助于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需要,海关法典不仅有利于总结我国海关法律成功经验和做法,扩大我国海关法的国际影响,保护国家的经济利益,也有利于域外认识我国海关法律制度,进一步扩大开放。海关法的法典化可充分借鉴《民法典》编纂的思路和步骤,将海关法法典化的基本思路界定为编订纂修式性质的法典编纂,是基于现行海关法律法规体系的整合,是介于起草和汇编之间的立法活动。这一基本思路维持了现有海关法律体系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也能在短时间内实现海关法的法典化,将海关法治的现代化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将海关法律制度创新和变革通过渐进的方式在未来逐步加以实现。海关法法典化的步骤更可复制《民法典》的步骤:第一步,制定海关法总则,作为未来海关法典的总则编;第二步,编纂海关法典各分编,及纂修现行《海关法》《国境卫生检疫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进出口商品检验法》《食品安全法》,与海关法总则合并为一部完整的海关法典。这里最为困难的当是如何编纂一部海关法典总则编,其要害是找到海关法典编纂的“潘德克顿式”方法,这也是对海关法法典化的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