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犯修正后适用溯及力出罪化研究——从辽宁两司机未报备行程获刑案谈起

我国刑法溯及力适用受既判力限制,新法出罪化规定效力低于裁判既判力。若出现既判力价值消减至难以完备保障人权、追求效益,就应重新审视并适当扩充溯及力的机能价值。行政犯法益目标区别于自然犯,使行政性构成要素应受国家刑罚权审慎解释与评价。行政犯的减轻修正变更法益保护目的,将直接导致行政犯被告人预防刑必要性丧失,成为适用溯及力出罪化的刑罚论基础。具体的出罪化构想为:将因前置法规则修改实现的行政犯修正类比判决生效后出台的行政犯司法解释,允许行政犯被告人以“法律适用错误”申请刑事再审,增设行政犯的处罚阻却事由,由法院酌情参照新法规定或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或裁定减刑免刑,但仍需保证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追究。

我国犯罪记录查询制度:现状、问题与完善路径

犯罪记录查询是为了解、掌握犯罪状况和实现犯罪治理现代化,经有权限的主体申请,由特定国家机关通过法定程序对曾犯过罪的人既往的犯罪情况进行核查、询证的活动。犯罪记录查询制度是犯罪记录查询的规则或运作模式,建立犯罪记录查询制度既有利于实现犯罪治理现代化,又有利于犯罪人再社会化。我国有关犯罪记录查询的规定存在抽象化、管理分散化、规范性不足等问题。犯罪记录查询制度的完善需要建立由司法行政机关主管、全国统一的犯罪记录查询数据库,明确犯罪记录数据的采录范围与传输方式,还需要对犯罪记录的查询主体、查询程序及相关配套措施作出全面、系统的规定,使犯罪记录查询制度具体化、规范化、程序化,确保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

发现漏罪或犯新罪后原减刑裁定效力之检视

罪犯服刑期间,做出减刑裁定后,又发现漏罪或犯新罪的,原减刑裁定是否继续有效引发了学界论争与司法实践分歧,相关司法解释对此经历了从完全否定到分情形细化认可的演变。文章通过梳理与检讨学界学说,并检索近年来引用相关司法解释的案例,发现司法实践的处理情况为严格依司法解释部分否定原减刑裁定效力;之后从罪刑法定原则、刑事裁判既判力、服刑人员积极改造的肯定及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等角度对原减刑裁定效力进行分析,进一步得出原改变刑种的减刑裁定效力不应受漏罪、新罪影响而失效,削减刑期的减刑裁定不应受漏罪及过失新罪影响而失效,应根据罪犯故意犯的新罪轻重决定是否使其失效的结论。

我国人民调解制度及其重构——兼论民间调解对犯罪的预防

中国古代民间调解传统历史悠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根据地时期所逐渐形成的人民调解制度是在传统民间调解的基础上确立的,作为我国特有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曾经在化解矛盾、预防犯罪、维持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近年来,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人民调解制度逐渐显现出与现代社会的不适应性。通过对宁夏、河北、安徽等部分农村的民间调解状况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考察,可以发现我国人民调解制度逐渐衰落的症结所在,其性质、作用和运行机理有待确认和完善。考察现代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历程,分析人民调解制度的现实困惑与重构以及人民调解对犯罪的预防,可为我国人民调解制度提供改革与建设之咨。

严控再次犯罪指标下的行刑误区——监禁模式固化的成因及系统性破解

控制行刑阶段再次犯罪不总是与降低重新犯罪率整体目标一致。施行外松内紧且逐步社会化的执行方案虽是抑制重新犯罪的治本之策,却因抬升行刑阶段的再犯罪指数而被长期搁置。在立法层面,刑法持续扩大"不得假释"范围明显带有社会短视眼光甚至体现了部门自保的动机,新增条目不仅拉裂刑罚结构层次及规范链条,还有悖于绝大多数服刑人重返社会的事实。在执法层面,因顾及再犯率,行刑部门更是将社会推入再度受害的风险之中。监狱管理以减刑为中心无异于将出狱人陡然推向陌生社会;危险驾驶人混押于看守所虽无再犯之虞,高压震慑却激化其对抗情绪且加剧犯罪传染;社区矫正部门评估犯罪人再犯风险时高频做出不予假释的意见,从外部堵住了监狱出口;社区矫正部门顾忌再犯率指标考核而强调全方位管控和不得不虚置执行逆转程序,这些都反映出执法取向的错乱。其原因在于政府、司法机构和公众都在不当放大再犯率对于社会治理状况的标识作用。从紧盯监狱循证矫正、服刑人危险性评估和社区矫正立法等分阶段考察,回归行刑一体化视角,凭借宏观政策杠杆,以扩大假释为支点,或可将整个行刑机制拉回理性轨道。

移动电话“靓号”应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全国首例“靓号黑客案”的物权法解读

全国首例"靓号黑客案"二审判定移动电话"靓号"不属于刑法上的财物范畴,从而否定其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这是二审法院受刑法学理论界关于盗窃罪犯罪对象的"有体性说"错误指导的结果。"有体性说"的错误根源在于对民法中无体物与有体物相区分理论的错误理解。我国刑事司法实务界应该主动舍弃"有体性说",并应从盗窃罪犯罪对象的几个基本特征入手,认定移动电话"靓号"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

关于假释适用的若干认识

我国刑罚执行中 ,减刑率高于假释率有其合理根据。但从长远角度看 ,假释能够把犯罪风险或现实代价放在行刑后期——一种准社会环境和司法机关尚可控制的范围。因此 ,适度地普遍地运用假释 ,更能突显刑事法预防犯罪的主旨 ,培养社会综合预防犯罪的能力。具体做法是完善相关法律程序与内容 ,完善假释管理机制 ,调整假释适用的重点对象。

环境矫正:预防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的新范式

预防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是社区矫正工作的核心目标之一。“监控”与“矫正”这两种预防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的传统范式均为针对“犯罪倾向”设计,对于“机会”的犯罪生成机制关注不够充分。“环境矫正”理论则主张关注犯罪机会以重塑重新犯罪预防理念,评估犯罪机会以明确重新犯罪预防指向,监督引导社区矫正对象规避、抵制犯罪机会以实现重新犯罪预防标本兼治,有望成为我国预防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的新范式。

社区矫正质量提升体系建设——基于预防重新犯罪的角度

当前我国社区矫正仍处于低层次发展状态,社区矫正的规模不断扩大,基层司法所的压力不断增加,给预防重新犯罪带来更大压力。为此提高社区矫正工作效果和质量,在预防重新犯罪机制上发挥积极作用的具体策略有:建立统一的刑事执行体系,继续强化社区矫正分类管理,加强社区矫正的惩罚属性,进一步落实教育矫正措施。

理性建构中国刑法私法化之路

过于注重惩罚的公法建构,虽使刑法满足了预防犯罪的需要,但却漠视了被害恢复的积极价值。随着恢复正义理论的异军突起、社会效果的日渐重视以及私法精神对正统刑法的反攻,刑法私法化模式逐步成型:因刑事和解与二元化犯罪模式能够实现恢复被害和预防犯罪之双重目的,已成为当代刑法私法化的基本类型。其中,固守国家对犯罪治理的垄断,明确基本类型及其适用对象,把刑法谦抑作为判断基准,就是理性建构中国刑法私法化的基本路向。

大众传媒视角下的犯罪控制

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在从宏观层面寻求犯罪控制的路径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社会中最为活跃的传媒应该成为最佳的路径切入点。传媒是社会氛围的主要缔造者,它对于初次犯罪和再次犯罪的作用力也日益明显,因而应该通过控制传媒,严格坚持犯罪学视野下的影视作品审批制度以及正确的舆论导向来实现对犯罪的控制。

谈当前解教释放人员重新犯罪原因与对策

解教释放人员回归社会后得不到社会的接纳,受到社会的歧视,加之安置帮教工作的缺失,使其成为社会治安高危主体并重新犯罪,他们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远远超出了普通刑事犯罪。加强对解教释放人员重新犯罪问题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对策是搞好社会治安和提高对解教释放人员犯罪打击处理率的重要环节。

优化改造功能,预防重新犯罪

文章针对近二十多年改造创新要害抓不准,改造质量出现滑坡,重新犯罪持续攀升的状况,提出学习国外经验,要与本国实践相结合,要与本国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相结合;准确认识中国的罪犯劳动改造,优化由监管改造、劳动改造、教育改造三大手段构成的罪犯改造系统,坚持把造就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守法公民作为改造的主目标,切实提升改造质量,有效预防重新犯罪。文章还对中外重新犯罪率统计的不同方法做了介绍和分析。

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思考——刑事责任年龄的界定不能脱离本国国情

与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以及在亚洲地区同我国相类似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界定明显偏高,不符合我国现阶段及更长一段时间的国情。我们主张,面对迅猛上升的少年犯罪问题,适当降低我国的刑事责任年龄,并设置有别于成人的较轻缓和灵活的法律处分,对犯罪少年的行为和品格进行及时有效地矫正。

罪刑法定原则的扭曲与再启蒙

罪刑法定原则自诞生以来就成为刑法上一项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对于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恣意发动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换言之,罪刑法定原则对于保障国民的自由和权利起着不可攻破的屏障作用。但是,罪刑法定原则在立法上得到承认,并不必然意味着在司法上得到良好的遵守,罪刑法定的观念还远没有深植固化于人们的内心。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出现了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种种扭曲和误读,因此有必要对罪刑法定原则进行再启蒙。

刑满释放人员和解除劳教人员重新犯罪的原因及治理对策

在目前的刑事犯罪中,刑满释放人员和解除劳教人员重新犯罪现象突出,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因此,有必要对犯罪个体的主观状态和社会环境进行深入分析,探求其重新犯罪的原因,构建相应的预防应对体系,以期减少并预防刑满释放人员和解除劳教人员重新犯罪。

社会转型期经济犯罪立法模式的完善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各方面的转型期,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因而需要加强立法的灵活性以适应转型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为解决刑法典自身的稳定性与其对社会关系的适应性之间的矛盾,对于经济犯罪立法模式的完善已是刻不容缓。

恢复性司法的价值分析

恢复性司法作为一种新的刑事司法模式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其优势与传统刑事司法相比形成较大差异。恢复性司法致力于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但并非取代传统刑事司法程序,而是将其合理因素融入现行刑事司法程序中。

高利转贷罪处罚范围的合理限定

司法实务中存在着将一些难以认定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高利转贷行为认定为犯罪的现象,过度扩张了刑法的处罚范围。传统观点认为高利转贷罪保护的法益是信贷资金管理秩序,这与立法增设本罪时计划管理的信贷市场相符。而在信贷的市场化管理转型后,以信贷资金管理秩序作为本罪保护的法益难以符合如今我国的信贷市场状况。司法机关应秉持刑法适用谦抑的理念,将高利转贷罪保护的法益理解为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安全,并在司法适用中依法限制认定。

对侵占罪犯罪对象的重新解读

侵占罪是新刑法增设的一个罪名。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对条文中所规定的“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遗忘物”、“埋藏物”以及财物的性质在理解上的不同，以致于在认定这类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此罪还是彼罪等问题上有着较大分歧，本文将对侵占罪的犯罪对象进行较为深入地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