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校本《备急千金要方》对校法校勘记探析

以《新雕孙真人千金方》(简称“新雕本”)为参照,对北宋校正医书局所校的《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宋校本”)中的对校法校勘记(记述校勘情况的文字)进行探析,发现宋校本的校勘记漏注、误注之处较多,其对异文学术价值的判断及对异文注存取舍的标准有待研究;宋校本部分校勘记与新雕本内容相合,推测宋臣校书时参考了该版本;宋臣整理该书时未确定具体的底本与校本,而是汇集多种唐写本,参考唐及唐以前多部医籍重编而成。结合校正医书局以文士儒臣主导校书工作的特殊性,认为宋校本成书过程中的复杂性及其文本内容的不确定性值得重视;有必要进一步理清宋校本版本源流、基本构成、引用文献及引用方式等基本问题,以期为正确认识其版本特点、有效利用其文献资料等提供参考。

SLE理念下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文类通识课程“《诗经》选读”创新课改实践

针对应用型本科院校“《诗经》选读”课程教学中存在的学生学习缺乏内在审美驱动、教师教学内容与现实世界和实践距离遥远、学生缺乏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的津梁、学生审美意识难以“内化”且无法具象性“看见”审美能力提升等问题,运用斯坦福大学结构化通识教育(SLE)理念,构建433SLE教学模式,运用多种创新工具,通过重构课程目标、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创新课程考核模式,促进学生领悟课程与现实及实践的相关性,实现审美能力提升。

宋代富民融入士人社会的途径

宋代新崛起的富民阶层业已认识到:送子读书能够改换门庭,融入士人社会,提高自身及家庭的政治与社会地位,从而维系家族长富不衰。因此,宋代富民想方设法与士人建立联系,其主要方式有藏书、办学、助士助学、游学等。随着以学缘关系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的成功构建,许多富民家庭实现了由富而贵的转变。

陈澧《东塾读书记》的经学主旨

陈澧《东塾读书记》为近代经学名著,所记皆经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其书提出“《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会”,主张经书排序以《孝经》为先。强调学习《周易》“不必驰心于虚眇”,认为“卦气”“纳甲”“爻辰”“先天”等象数易学皆不可信,学《易》当以义理为正宗,对于惠栋恢复汉代象数易学不以为然。在尚书学上,支持赵翼的主张,质疑郑玄“别有《舜典》已亡”之说。在诗经学上,对于《诗经·小序》原序、续序作者的认定,远较前人精细。在春秋学上,主张以《左传》为主,以实证推翻“《左氏》不传《春秋》”之说。陈澧《东塾读书记》所论皆公允平实,言而有据。这是一部可以比肩顾炎武《日知录》的著作。

诗国第一情歌的审美之旅——《关雎》三千年接受史的文化启示

作为"诗三百"的开篇之作,《关雎》堪称华夏诗国的"第一情歌"。孔子作为《关雎》的第一读者,以整体性视野,从审美与教化双重角度,奠定了《关雎》三千年接受史基调。汉代儒生"《诗》作经读",优美的婚恋情歌成了严肃的伦理教材。从两汉"《诗》作经读",经魏晋"文的自觉",到两宋以及明清强调"《诗》作诗读",《关雎》逐渐恢复原初的情诗面貌。现代接受者从纯文学观念出发,一致把《关雎》视为男欢女悦的情歌。纵观《关雎》三千年接受史,这是一部由"《诗》作经读"到"《诗》作诗读",亦诗亦经、亦经亦诗,审美与教化双线演化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人诗评观念和审美意识的嬗变史。从阐释学看,诗与诗的阐释都是传统的构成部分。今天,当人们超越了伦理主义与审美主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以同情的理解看待诗教传统,完整认识《关雎》以及《诗经》在历史上"诗"与"经"的双重身份和双重影响,又引起了当代接受者的新思考。由此,从孔子到今天,《关雎》三千年接受史形成一个审美之圆。

《诗经》与中国古代女性阅读初探

《诗经》是我国古代五经之首,本文以时间为序,对历代女性的《诗经》阅读进行了梳理,并就这些梳理总结了女性阅读的特点和局限。

“温柔敦厚”诗教观新论

"温柔敦厚"诗教观,与周代礼乐教化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周代的贵族教育着力培养君子之德,是"温柔敦厚"诗教观念产生的重要文化基础。此一诗教观念既是周代社会礼乐文明的客观反映,也与周人的诵谏传统有内在联系,而并非汉人有意改造的结果。《礼记·经解》所说的"《诗》之失愚……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是"温柔敦厚"诗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贤对此重视不够,而且存在理解上的偏差,不可不明辨之。

释宋太祖“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

宋太祖“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着眼于提高禁军武将群体的文化素质,特别是对于儒家经典的相关修养,促使北宋武将群体由五代的“不知书”向儒学化方向转变,对皇权自觉效忠的程度大大加强。这是一种针对性很强的思路,从“疏导”的角度,为五代以来皇权与武将群体之间持续紧张关系的顺利调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安大简”《诗经》为子夏西河《诗钞》

“安大简”《诗经》是目前发现的唯一战国楚文字钞本,包括《周南》《召南》《秦风》《侯风》《甬风》《魏风》以及阙失的“某风”,因为简本将今传本《魏风》改为《侯风》,又将《唐风》改为《魏风》,简本诗句与今传本《诗经》存在大量异文,所以引起学界热议。笔者在精研简本《诗经》基础上,发现该简本《诗经》的原型为子夏西河讲学,为魏文侯师,媚附魏斯始侯(公元前446年)制礼作乐而编选,除改《魏风》为《侯风》、《唐风》为《魏风》外,选编“二南”表达“王化之基”、选《秦风》表达“尚武”为立国之本,选《鄘风》作为属国之风,如此选编具有强烈现实政治目的与个人诉求,因此“安大简”《诗经》称为子夏西河《诗钞》也许更合适。

宋太祖与《开宝藏》

宋太祖奠定了宋代"文治"战略及国家政策的基础。他诏命中央政府部门使用雕版刻印方式出版了一批重要书籍,开宋代书籍出版兴盛之端。太祖出版的最大、最重要、最具文化价值的一部书就是雕版佛教《开宝藏》。太祖尊崇佛教,终其一生,与佛教结下了密切的因缘。《开宝藏》的出版,是太祖立宋伊始佛教政治活动的重要一章。自开宝四年(971)由钦差内侍张从信主持在益州(今成都)开始刊刻,迄太祖去世,他一直亲自领导《开宝藏》的刻印,奠立了佛教《大藏经》编辑出版的完整体制及范式。目前所知存世《开宝藏》零卷16件,就是此部佛教巨帙的文物证据。

论“《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存在着矛盾和一些其它的问题,《诗经》不仅是"诗"而且是"经",是"诗"与"经"的辩证统一,"诗"与"经"二者缺一不可,"诗"与"经"二者共同构成《诗经》的内在矛盾(内因)。由此可见,《诗经》的性质包涵"诗"与"经"两方面的内容,即《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辑,同时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化经典之一。

“以意逆志”:从读书方法到解释学境界

到了孟子的时代,在《诗经》的几种应用形式中,"听《诗》"十分罕见了,"赋《诗》"日渐式微了,惟有"引《诗》"硕果仅存。孟门师生"引《诗》"相当普遍,孟子由此在批评"断章取义"的基础上,提出解读《诗》篇必须"以意逆志"。"以意逆志"迟早地、必然地聚焦于"逆"之一环,只要这个时刻来了,"真切"就是对于"逆"最真切的"翻译"。践履孟子说的"以意逆志",于一般读者而言,理当放弃"中心"之类概念,让更有理解力度的"互动"概念挺身而出;但是,当读者化身作者之后,其真切地逼近《诗》篇之"志",也只是作为自己的"支援意识",它们终归要服从于自己的"集中意识"——所谓"意"也。惟有这样理解,"以意逆志"才会成为一种上乘的读书方法,更是一种心向往之但又未必能够抵达的解释学境界。

朱熹的读《诗》方法论

朱熹《诗经》的研究成就之所以超越前人 ,在于他有一套与汉唐学者用经学方法解读《诗经》不同的文学读诗法。他认为读《诗》应从吟咏性情入门 ,注意《诗》的体裁和表现手法。他将读《诗》的过程分为虚心熟读本文 ;择各家注解 ,晓名物训诂 ;体身玩味 ,推类义理三个阶段 ,从求诗人本意入手 ,最终推求出圣人垂教之意的理学结论。这种从文学出发的读《诗》方法 ,最后仍挣脱不了理学的桎梏。这是由他“格物穷理”

《诗经·鸡鸣》辨析

从《诗经.鸡鸣》文本分析着眼,通过对诗句语气神色的探求,对汉人毛亨、唐人孔颖达以及当代名家的解释与原诗比照,去除说教的外衣,进而求得《鸡鸣》一诗的本义,还情诗以活泼诙谐的真实面貌。

标签与去标签:黄震《读〈礼记〉》发微

黄震在学问上的博醇,他对朱学的继承、修正大略已成为目前学界的共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共识事实上形成的时间相对较晚。给黄震冠以朱学门人的标签,对于梳理其学术的脉络、清厘其思想的畛域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思想的复杂性很难以一种概括和类型化的方式来说明。黄震在礼学与礼书的主张与去取上,与朱熹表现出较大的不同,在礼理交互的思想背景下,如果依然执着于朱学门人的立场,用朱学传人这一标签来解读黄震,这一看似可靠的、清晰的捷径事实上简化了人们对黄震的认知。

1958-1960年的图书馆民歌创作

1958年,全国掀起了新民歌运动,在此语境下,图书馆员和读者创作了大量民歌,他们用民歌歌颂党的各项工作,如民办图书馆、图书流通、图书宣传、阅读辅导、"下乡上山"、送书上门等,体现出民歌在图书馆宣传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曾国藩的阅读之道——正旁、看读之别以及汉宋兼采的学术旨归

曾国藩酷爱读书,积累了丰富的选书、读书理论。选书区别"买书"与"看书",再分"正者"与"旁者",选目或参考韩愈、柳宗元、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或者结合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四学",其根本则在于"守约之道"。"看、读、写、作"的读书四法,"看"为泛读,"读"为精读,"读"又有"高声朗诵"与"密咏恬吟"之别,还当结合"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写、作"即札记与策论,将所读之书深思、贯通。专门的读《汉书》指南,则强调"小学训诂"与"古文辞章"作为基础。其阅读理论背后有汉宋兼采的学术旨归,也是晚清学术思潮的反映。

“心通”思想与“后王学时代”的读《诗》法

"心通"作为宋代经学的重要方法,强调学者个人生命体验的投入及与圣贤性情的沟通。王安石新学以其不能"心通"而多受杨时等理学家的批评。王安石《诗》学基于"同风俗、一道德"的政治目的,不能从文本实际出发虚心以通《诗》,故难免穿凿强解。杨时、朱熹、杨简的读《诗》法则强调平心以"通",即通其意、通其味和通其性情,表现为"文本-意味-性情"的逐渐沉潜过程。从思想渊源上看,杨时的道南一系强调反身体验的重要性,而《中庸》的未发已发说成为他们读《诗》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与之不同,杨简《诗》学则多受孟子本心论的影响,常以"思无邪"言诗,平实之余又难免偏狭的色彩。

书在读我——关于读书的“颠倒歌”

此乃读书的"颠倒歌",把"人读书"颠倒为"书读人"。在以往书与人的互动关系中,人多为主体。但当人书地位倒转,书占据主动地位之时,书将质疑和挑战人的阅读。书本反客为主,首先是以群书触发人的问题意识,要求进行多维度思考,以小见大,举一反三,由此及彼,以新的领悟及阐发回应书本知识,从中发现生命。其次是群书要求人持谦逊之姿,调动主体潜力,尊重书本所反映的时代与地域文化特征。其三是群书要求人将已得知识融会贯通,追本溯源,做有据的推断,不可妄加蠡测。群书读人,需要以书为本,调动多维的方法,借前人的智慧激活自我思想,方可开卷无愧,掩卷有得,亦正乃"书在读我"之乐趣所在。

《荆钗记》注释商榷

俞为民《宋元四大戏文读本》对《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曲白中的方言、典故以及戏曲术语都作了注释,为我们的阅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其注释尚有若干可疑而值得商榷的地方,我们仅就《荆钗记》中一些注非所当之处,提出修正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