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商环境与企业“脱实向虚”

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背景下的营商环境改善对企业“脱虚向实”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区营商环境越好,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水平越低;基于“行政审批中心设立”的准自然实验,进一步证实营商环境的改善显著降低了企业的金融资产持有水平。机制检验发现,这一效应的产生是通过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和提高实体投资效益两条路径实现的。拓展性研究发现,营商环境改善在降低企业金融资产投资的同时,提高了企业对研发的投资;这些效应在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尤为显著。上述结果表明营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激励企业“脱虚向实”,这在政策层面意味着改善营商环境可能是解决经济“脱实向虚”和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纾困发展两大问题的一剂良药。

系统风险核心问题、形成机制及中国特色化解方案——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视角

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中国经济稳健高质量发展的保障。本文基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视角探讨系统风险核心问题、形成机制及中国特色化解方案,以期完善金融风险防范和处置机制。通过研究发现:首先,系统风险的核心问题在于虚拟经济领域不良资产不断积累。借贷资本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运行具有不同规律,虚拟经济领域自我循环引发的庞氏债务膨胀及其违约成为系统风险更加重要的风险源。其次,系统风险的形成机制源于个别风险系统化。本文从金融风险管理视角揭示了金融创新工具对冲或回避个别风险而导致风险在系统中寄存和持续积累的过程,其会加速债务违约泛化,引发金融危机。最后,中国金融风险处置实践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未来导向应在宏观上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在微观上避免风险对冲的创新技术泛化,风险处置目标坚持风险化解与经济增长同步,风险处置方式强调政策性与市场化相结合。

房地产经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为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增长,提高国家竞争力,中国积极采取多种措施拉动内需。过去十年,中国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使房地产成为影响家庭行为的重要因素。为考察国内消费是否受到房地产行业的影响,本文使用广东省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并建立生命周期理论模型,分析房屋价值是否对居民消费产生财富效应。结果发现,为实现跨期优化,居民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选择通过储蓄或借贷来平滑消费。房地产价格的波动对居民产生积极的财富效应,从而促使他们积极消费。研究结论:房地产具有很强的财富积累效应,对储蓄和消费行为有较大影响。

企业“脱实向虚”:未雨绸缪还是投机逐利——基于宏观视角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现象引起各界高度关注,已成为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企业“脱实向虚”的动机究竟是预防性储蓄还是投机逐利,国内外学者尚未达成共识。基于宏观视角,利用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季度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宏观经济变化对中国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对这一问题作出解答。结果表明:总体来看,在经济下行、货币政策紧缩以及资本市场萎靡时期,企业金融资产持有总量占比下降,且金融资产内部配置也受到影响,即稳健型金融资产占总金融资产比重上升,而风险型金融资产占比下降;分行业和地区看,这一抑制现象在东部地区和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弱融资约束企业,强融资约束企业的金融资产持有对宏观经济变化更为敏感,这表明中国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的主要动机是预防性储蓄,而非投机逐利。

基于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的中国房地产经济现状分析——以房地产和建筑业上市公司为例

当前我国房地产经济面临较为严峻的形势,多项指标呈负增长状态,陆续有房地产企业发生债务违约等风险事件,房地产行业的低迷已经开始拖累整体经济发展。由于房地产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其对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的影响极为重大。对当前我国房地产经济的现状进行科学分析和研判,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就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基于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以中国内地房地产及建筑业上市公司2019-2022年数据为研究对象,对其资产价值及负债情况进行分析,从微观企业层面对当前房地产经济是否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做出判断,并提出下一步的政策建议。

压力还是监督:机构投资者调研与企业金融化

基于2013—2021年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从监督效应和压力效应两种竞争视角,考察机构投资者调研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调研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正向影响。划分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后发现,机构投资者调研能够促进企业配置“蓄水池”类金融资产,抑制企业配置“投资替代”类金融资产,这说明机构投资者调研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具有监督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较低、代理成本较高的企业,机构投资者调研对其金融资产配置的监督效应更强;机构投资者调研对金融资产配置的监督效应有助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对有关部门完善投资者关系管理,借助市场手段改善“脱实向虚”问题提供了可行依据。

货币流入资产领域的实证及理论研究

基于中国货币供应量M2增速数据,对“中国的货币之谜”现象进行深入研究,明晰了M2增速较快却未能完全由实际产出增长和物价上涨所解释的现状。通过采用混频向量自回归方法,实证检验货币进入资产领域形成“窖藏”的过程,并将货币、房地产纳入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对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原因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货币供给增量显著带动了商品房销售,但对通胀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家庭在货币供给增速提升时倾向于将房产作为安全资产,这一行为降低了货币需求并抑制了消费。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提高货币资金使用效率。

基于AHP—收益法的互联网企业数据资产价值评估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据资产价值的估量显得日益重要。本文采取AHP(层次分析法)—收益法和实物期权模型对典型案例企业腾讯公司进行了数据资产估值研究,考虑了腾讯公司数据资产的当前价值和未来收益,评估结果符合企业价值发展趋势。从案例评估结果来看,其评估方法在现实中具有一定的可复制性与可操作性。

基于模糊实物期权的企业碳资产估值模型构建

科学有效地碳资产评估是实现企业高效碳管理,促使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繁荣发展的一大助力。为提高企业碳资产评估效率,提升企业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积极性,在充分研究企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和碳排放权履约流程的基础上,分析企业碳资产的特性。基于实物期权理论和模糊数学理论,构建综合性企业碳资产估值模型,解决因碳价波动剧烈和忽视2种碳资产相关性而影响评估结果准确性的问题,并通过算例分析充分验证模型的有效性及稳定性。结果表明,基于模糊实物期权理论所提出的碳资产估值计算模型,可作为企业减碳降碳成效的判定依据,为实现高效碳资产管理带来助力,是推动企业充分参与碳市场,实现企业低碳转型的方法论探索。

省直管不动产登记系统设计与实现——以湖南省为例

针对现有省直管不动产资产底数不清、监管不到位等问题,本文结合湖南省实际情况,通过开展省直管不动产权籍调查,建成集空间和属性于一体的省直管不动产登记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开发建设了省直管不动产登记管理系统,实现对省直管单位不动产的一体化管理、资产一张图、统计分析和动态监测功能。通过该系统的实施,后续可为全面摸清省直管不动产资产家底,规范管理、盘活不动产资产^([1]),强化省直管不动产的权属管理和资产监管提供支撑保障。

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真实经济后果——基于“资产处置损益”列报的准自然实验

自2017年,我国利润表中开始增加列报“资产处置损益”,对原列报于“营业外收支”中的部分项目在“营业利润”之上予以反映。文章利用这一准自然实验,实证考察财务报表格式调整在企业资产处置行为中的真实经济后果性。研究发现,“资产处置损益”列报后,企业资产处置行为显著减少,且资产处置收益与损失均表现出显著减少。在执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研究也发现,这一影响主要通过约束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来实现,且主要集中在“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组。文章从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完善视角为会计信息披露准则变化在规范企业资产处置行为中的作用提供经验证据与现实参考。

基于RFID和LSTM的固定资产智能感知方法

针对传统基于射频识别的固定资产感知方法存在射频信号易受环境影响、多个标签互干扰、感知识别精度低等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射频识别(RFID)和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LSTM)的固定资产状态智能感知方法。为克服RFID信号接收时间非连续性导致的识别精度低问题,引入序列分析思想,使用LSTM对一段时间内接收到的RFID信号序列进行模式学习,构建基于RFID和LSTM的固定资产感知模型,实现固定资产位置的二分类辨识。所提方法在高校实验室条件下开展实测实验进行性能验证。结果表明,使用序列分析的固定资产状态感知模型辨识准确率可达99.26%,比传统基于离散时刻点的RFID感知模型辨识准确率高11.05%,且对多标签的识别准确率可达93.0%。

冗余资源与会计稳健性

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3—2022年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冗余资源和会计稳健性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冗余资源和会计稳健性呈显著的负向关系,即公司持有的冗余资源越多,会计稳健性越差;反之,会计稳健性越好;(2)长期资产在冗余资源和会计稳健性的负向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即在长期资产持有较多的公司中,冗余资源和会计稳健性的负向关系更加明显;(3)真实盈余管理在冗余资源和会计稳健性的负向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即在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较大的公司中,冗余资源和会计稳健性的负向关系会减弱。在公司持有的“闲置资源”一定的条件下,公司持有较多的长期资产,会降低会计稳健性,增加企业风险;而公司增加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则会提高会计稳健性。这对上市公司合理配置资源,减少资源冗余,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会计稳健性,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下代建业务的探索与实践--以绿城为例

中央定调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以来,代建业务迎来快速增长。本文分析了该增长的政策背景,梳理了国内外代建行业的发展历程,并以绿城代建业务18年的发展实践为例,深入分析其与房地产调整节点的相关性。剖析发展历程与关键决策,针对业务模式进行阐述与解析,提出了发展代建模式所需的必要条件,并展望代建行业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保障性租赁住房REITs底层资产特征研究

通过文献研究,从REITs收益影响因素、租赁住房收益影响因素、物业运营成本影响因素和REITs发行要求四个方面,识别出保障性租赁住房REITs的44个底层资产特征,并进一步将其量化为一套由89个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为REITs参与方提供底层资产选择的有效工具。

关于基础设施领域盘存量促投资的思考--基于国资运营平台推动国资国企改革视角

中国经济进入了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外部环境与国内改革引发的问题与挑战日趋复杂,当前主要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尤其地方政府面临防风险、稳投资、补短板的复杂局面。为更好发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独特功能,加大盘活存量资产力度、形成存量资产和新增投资的良性循环,试图解决投融资领域资金需求与供给端的结构性错配等问题。文章把实证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结果表明国资运营公司通过财务性投资、资本运作驱动、融投管退全周期管理助力国资领域的存量盘整与新增投资。在实践操作层面,通过发起设立国资存量盘整领域的投资基金发挥独特作用,提升基础设施领域存量资产盘活、带动有效投资的能级。因此,应当进一步发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独特功能,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引领国有资本合理布局、调整结构与提升配置效率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发挥积极作用。

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

基于2003—2021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共同机构所有权发挥了合谋同群效应,促进了企业金融化;机制检验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通过加快金融化同步性、加剧代理问题来促进企业金融化,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债权人监督削弱了共同机构所有权的合谋同群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的合谋同群效应在同行业势力强、非国有企业的样本中更为显著,且在促进企业金融化的同时更倾向于对投机性短期金融资产的配置。研究不仅为共同机构所有权的合谋同群效应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政府引导企业“脱虚向实”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企业经营绩效:来自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金融资产配置是非金融类企业面临的重要经营决策之一,非金融类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金融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作者以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11—2018年期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当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之间都在总体上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不同产业、不同性质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将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不同影响。第一产业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不存在倒“U”型关系;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国有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都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特征,即只有适度配置金融资产,才能使其经营绩效最大化。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增加将显著提高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但不会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显著影响;第二产业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与其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呈倒“U”型关系,上年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将使其对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适度配置上年金融资产将最大化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以及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利用市场手段引导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适度配置金融资产,鼓励他们加大实物资产投资力度,缓解中国目前面临的“脱实向虚”困境;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应该基于自身产业和产权属性以及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不同影响对其金融资产配置进行科学决策,认识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对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配置出能使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对象和构建投资组合过程中,应该深入分析不同产业、不同性质公司的资产配置行为,考察拟投资对象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是否满足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要求,以作出有效的投资决策。文章研究结论补充和丰富了企业资产配置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制定不同产业政策、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规范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投资者作出正确投资决策提供了决策依据。

我国房地产企业发展模式转型研究

房地产企业发展模式转型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方面。从龙头房企的国际对比来看,我国房企规模遥遥领先,但业务结构单一、运营能力偏弱、杠杆水平较高,大而不强特点突出。这不仅与国内外房地产行业发展阶段不同、土地对房企资金占用程度不同、融资税负制度性成本不同等因素有关,也与房地产企业经营发展理念不同有关。面向“存量时代”,美国住宅建筑商模式、新加坡资产管理人模式、日本综合集团开发模式等值得学习,但也要汲取部分房企盲目拓展业务范围、进行大规模海外扩张、高杠杆激进扩大规模等教训。未来,我国房企需从四个方面推动全面转型,即开发模式从“三高”模式向轻重并举的“开发+持有”模式转型;盈利模式从增量开发盈利向增加开发、存量更新、保障性住房建设、产业链上下游轻资产业务综合盈利模式转型;融资模式从高负债向多元化模式转型;目标模式从追求规模速度扩张向品牌品质提升转型。在房企转型过程中,建议宏观政策着力减弱房地产行业对经济周期波动的放大效应;加快推动商业不动产REITs发行,探索进一步拓展不动产范围并简化发行手续、降低发行成本;提高城市更新、保障性住房建设等项目吸引力,提升房企参与积极性。

城市更新中盘活存量资产的机会与风险

在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和三年疫情影响下,滞压办公商业地产在大城市已经成为“赘肉”。如何盘活存量商办房,激活房地产市场以复苏经济,日益受到关注。我们的建议是“商改租”,在税收优惠情况下,允许土地变性,改为“青年公寓”或“新市民公寓”出租。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商改租”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群租众多人口带来的管理、安全、子女入学、居住服务等“超载过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