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电视剧中现实主义的四种范式

新时代中国电视剧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出现了四种表达范式:日常型现实主义、理想型现实主义、奇观型现实主义和汇通型现实主义。这展现出当前中国电视剧中现实主义的坚韧度和拓展力。其坚韧度在于其日常型现实主义和理想型现实主义作为主导型范式都在新时代延续下来并呈现出表现力和影响力。其拓展力表现在奇观型现实主义和汇通型现实主义旺盛生长,它们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加速发展和作用显著的现实主义的新兴范式,有望给后世留下有里程碑意义的传世之作。还需注意的是,在这四种范式中,现实主义精神在同中国式心性论传统的交融中产生了新颖的化合效应,这导致中国式心性现实主义范式成熟之作的涌现,进而在其中出现了两种新形态,即在个体心结深描上迈步和塑造具有现代君子式人格风范的典型。

在浪漫与写实之间:沈雁冰对爱尔兰戏剧的译介

20世纪20年代前后,爱尔兰戏剧文学作为西方现代文学的一个典型“样本”,经由沈雁冰的译介而首次进入国人的期待视野。但由于当时时代的认知局限和社会启蒙过程中知识分子所承载的历史使命,译介者对新浪漫主义的“前沿性”的认同或偏好往往受制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族群的文化集体意识。由此,虽然沈雁冰在介绍爱尔兰戏剧时强调其新浪漫主义特质,但其文学观始终在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之间摇摆。这并非完全是对西方文学认知不足之表征,而更多地暴露出当时中国社会对西方文学的现代性的期待视野与新浪漫主义文学本身的反思现代性的视界之间的错位,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在中国本土化语境中模仿和借鉴西方民族文学的艰难性和曲折性。

思想的审美化——《人民的名义》等反腐影视剧的现实主义表述

现实主义既是一定历史时期的文艺流派运动,又是一种文艺创作方法,具有独特的气质与美学价值。而作为一种美学精神,现实主义是贯穿在不同题材、类型、风格电影中的一种价值取向。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是国家当前大力度反腐政策的影像化、艺术化表达,体现了国家的反腐政策所向与民之所望保持的高度一致,顺应了时代的需求和人民的心声。该剧强化了电视艺术的社会功能,主题内涵得到了现实主义的审美化传达。

从幻灭中走向真实——论澳大利亚现实主义戏剧对民族神话的颠覆和重构

澳大利亚戏剧在民族主义运动的驱动下逐步走向本土化,后期的现实主义剧作家在戏剧的题材、内容和语言上都进行了大胆革新,颠覆了陈旧的澳大利亚民族神话,使澳大利亚戏剧真正走进现实生活,为后来的现代主义戏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生活”到“舞台”——论“十七年”话剧的舞台形态与观念变革

"十七年"是我国话剧舞台形态与观念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话剧创作中对西方写实传统的汲取,对斯坦尼斯拉夫体系的借鉴与反思,对舞台民族化、风格化的追求和尝试,成为这一时期观念探索的重要特征。本文以"十七年"话剧的舞台呈现为个案,考察在写实传统的影响下中国话剧舞台从"生活化"到"写意化"形态的美学嬗变,并探究其观念上的成就与不足。

复杂多元 博大精深——评奥尼尔的《琼斯皇》

《琼斯皇》是奥尼尔现实主义戏剧和现代派戏剧的转折点 ,融表现主义、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戏剧美学思想为一体。作者以前人开拓的领域为起点 ,以新的视角、精湛的艺术技巧和作家的社会责任感 。

中国现实主义话剧与西方内向型戏剧

中国现实主义话剧主流的形成,不仅受到西方外向型戏剧的影响,更接受了西方内向型戏剧的影响。西方内向型戏剧既促使中国现实主义话剧迅速走向成熟和繁荣,真正确立了话剧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又促进了中国现实主义话剧风格多样化的形成。

还百年话剧史以综合性艺术本体的面貌——《中国话剧艺术史》(九卷本)序

在中国话剧的发展史中,贯穿着创新和保守、传统和反传统的思想路径。中国百年的话剧史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在我看来主要体现在具有争议的现实主义问题上。现实主义的战斗传统,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与文化传统所决定的,对此不能作简单的肯定与否定,它需要一个艰苦的历史的调适过程。但把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仅仅概括为战斗传统是不全面的,最能体现它的杰出成就和艺术成果的,也是中国话剧的独特性的是一批我们称为诗化现实主义的剧作。戏剧究其根本是表演的艺术,导演艺术、舞台设计、化妆艺术,以及戏剧文学,都是环绕表演而运作而展开的。因此,竭力还话剧史以艺术史本体的追求,是九卷本《中国话剧艺术史》的灵魂。

论20世纪80年代中国广播剧的现实主义审美向度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广播剧呈现了鲜明的现实主义的审美向度。一是紧密围绕着改革开放新的时代情势和现实生活去取材,显示了强烈的现实主义审美取向。二是以正向的艺术笔调进行描写,着力弘扬和传承民族精神,显示了浓郁的现实主义色彩。三是讴歌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呼唤为国效力,显示了坚定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立场。四是表现儿童生活和情趣,着力培养新时代的接班人,也是其现实主义审美向度的重要表现。这些作品都塑造了生动真实的人物形象,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曹禺诗化的现实主义文艺观

曹禺凭借心灵和激情进入创作过程,把艺术的独创同时代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追求诗与戏剧的融合。在学习、借鉴古希腊悲剧、西方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等现代主义戏剧观念及其创作机制,以及吸取中国文艺传统的过程中,曹禺形成了他独特的诗化现实主义的文艺观,由此把中国现代戏剧创作推向了高峰。

荒诞性背后的严肃性——对尤奈斯库戏剧风格的再认识

尤奈斯库的戏剧以荒诞的形式和荒诞的内容而著称 ,然而在其荒诞风格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十分严肃的主题。在他的剧本里 ,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变成了抽象的公式或空洞的口号 ,夸张成了他表现荒诞的一个重要手段。他的创作手法不是现实主义胜似现实主义。荒诞的形式与荒诞的内容有机结合是戏剧创作上的一个创举 。

转型:从写实传统到现代主义——论1960至70年代台湾话剧的发展

台湾话剧从写实传统向现代主义转型是在1960年代后半期及70年代。姚一苇等戏剧家为了真实深刻地描写现实和表现人,为了给已呈衰颓迹象的台湾话剧注入活力,借鉴西方现代派戏剧并融合民族戏曲传统去求新求变,推动了中国话剧艺术的发展。

曹禺早期剧作现实主义的独特性

本文认为 ,曹禺在三、四十年代的戏剧创作 ,是在与当时既成规范的现实主义戏剧原则既相互悖离又相互整合的对抗关系中进行的。曹禺以其独特的视角关注现实人生、思考人性并对人的生存困境作形而上思考 ,这使他对人的命运的沉思和追问具有了一种永恒和普遍的意义 ,正是这种超越性使他真正抵达了现实主义应有的深度 。

中西文化交汇中的澳门话剧

澳门话剧既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又有来自祖国母体文化的深刻影响,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中萌生和成长。在直面人生、关注现实的基础上,澳门本土话剧也在艰难发展。

文艺思潮衍变下的中国当代舞剧

中国当代舞剧创作思潮体现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混融,形成了审美“当代性”认知上的多元。从“传统现实主义”到“新现实主义”贯穿着一根红线,几代编导的守正与创新,是“当代中国舞风”舞剧形成和不断更新最重要的根据。近年,后现代特色的中国当代舞剧也与国际当代美学进行了观念和形态上的对话。“当代”中国舞剧创作思潮的多元共生,恰是对丰富人民的美好生活,促进社会文化和谐正向作用的彰显。

田本相剧学思想研究

田本相的剧学思想自成一家,我们不妨遵循其发展脉络,总结出一条鲜明的红线,即走进曹学,拓展话剧学,倡言诗化现实主义,最后建构了田本相剧学思想的诗学体系。

融入世界戏剧大潮探索与发展--新时期(1977～1989)中外戏剧关系研究

"新时期"被称为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的复兴期。新时期中国戏剧与外国戏剧的关系,经历了从最初突破"文革"时期与世界隔绝的完全封闭,到敞开国门、完全开放的历史发展过程。它所引发的戏剧思潮和创作的主导流向,是问题剧与"解冻"思潮汇流、戏剧观念的论争、现实主义的深化、现代主义的探索,以及新的演剧体系的崛起。

田汉对中国话剧的杰出贡献

田汉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一代宗师,是蜚声世界的杰出的剧作家。文章从两个方面即:田汉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卓越组织者和领导者;在中国话剧史上,田汉是一位具有开拓性的剧作家和中国话剧诗化现实主义艺术传统的缔造者,全面、详尽、深入地论述了田汉对中国话剧的杰出贡献。

从现实主义到新写实主义——论曹禺的经典意义和当下意义

作为五四新文化造就的戏剧大师,曹禺的一生与中国话剧同行。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青年曹禺连续以《雷雨》、《日出》、《原野》等优秀作品震撼海内外剧坛之时,中国现代话剧也脱离了青春期的稚嫩而走向成熟。新中国成立后曹禺的创作状态,几乎也可说是中国话剧的一个缩影。经历"文革"折腾,步入晚年的曹禺开始陷入深深的反思和自诘之中。他在庆幸20世纪80年代话剧复苏与新生的同时,焦灼于自己的力不从心,也流露出对话剧现状的些许遗憾和担忧。在中国话剧走进新世纪的前夕,曹禺先生溘然而去。一代大师的远行,是否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曹禺是否只能成为"历史",他创造的经典是否只是给我们留下一份遥远的记忆?重温曹禺的创作精神与剧作的经典价值,我们发现曹禺并没有"过时",他的经典作品以及对话剧问题的思考与论述,非常值得今天的话剧人深长思之。也许这就是今天纪念曹禺百年诞辰的现实意义。

论后焦菊隐时代的北京人艺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走过了60年的旅程。60年来,她不但成为了中国话剧艺术的最高艺术殿堂,形成了自己的演剧学派,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广泛影响。新时期以来,北京人艺在主旋律、商业化重重包围的情况下,创作了一批实现了时代精神和普世价值的内在统一的代表剧目,超越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民族化概念的藩篱,深化了人们对现实主义的导演理念的理解。与此同时,北京人艺的表演艺术家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形""神"兼备。